延迟退休年龄下隔代抚育与劳动参与的抉择*——基于工资收入随机性假定的研究

隔代抚育会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在促进劳动力供给上产生挤出效应。为了对此进行验证，本文在工资收入随机性的假定及延迟退休5年的情景下，模拟了面临孙辈照护需求的女性临近退休者提前退休所产生的福利变化。进一步，本文采用CHIP和CHARLS的微观调查数据，对不同群组的收入增长率和收入风险进行了估计，继而分析了当面临孙辈照护需求时这些收入特征对退休决策者制度退休和退休后劳动参与抉择产生的影响。总体上，在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下，隔代抚育将对女性劳动力供给产生挤出效应。当面临孙辈照护需求时，女性临近退休者的制度退休抉择主要受自身收入增长率和收入风险的影响，收入增长率越低，或收入风险越高，她们提前退休的意愿就越强烈；制度退休后的劳动参与则更多地受子女收入增长率的影响，子女收入增长率越高，劳动参与的概率越低。     

预期寿命、人力资本与提前退休行为

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劳动者的实际退休年龄却普遍低于法定退休年龄,呈现提前退休趋势.本文试图在生育受到约束的制度环境下对上述反常现象进行理论解释,通过构建一个动态一般均衡世代交叠(OLG)模型,考察预期寿命延长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退休年龄选择的影响机制,并结合中国的现实经济进行数值模拟.研究表明:当预期寿命提高时,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在生命周期中获得更高的工资率回报,劳动者在少年期倾向于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受教育年限;人力资本积累、有效工资率上升和利率下降引起的收入效应超过了替代效应,使得劳动者在老年期增加对闲暇的需求,有能力和意愿提早退休,减少终生劳动供给时间;进一步地,本文发现放松生育控制政策也会使劳动者享受更多闲暇时间的意愿增强,选择提前退休.本文还考察了个体退休行为的异质性,发现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相对穷人而言,富人的退休年龄和终生劳动供给更低.本文的结论有益于厘清劳动者在老年期的退休决策机理,为如何推进退休制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女性延迟退休:养老与平等的双重目标

老龄化社会的加速来临给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巩固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就长期而言,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应对老龄化的有效措施,也是客观趋势。现行的女性提前退休政策给养老保险和性别平等带来了机制性障碍。作为渐次延迟整体退休年龄的第一步,率先延迟女性退休年龄,使之与男性同龄退休,兼具养老与性别平等的双重意义;女性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等,为延迟退休提供了可能性;渐进、差别和有弹性的退休政策则是女性延迟退休的现实选择。     

高校教师对延迟退休年龄意愿的实证研究——基于成都市高校教师的调查

通过PPS抽样从成都市随机抽取了九所高校,并就其专任教师对延迟退休年龄的意愿进行了问卷调查,得到影响成都市高校教师退休意愿影响因素的数据,建立了二维选择logistic回归模型。是否延迟退休年龄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性别、收入、和身体健康状况。对赞成延迟退休教师的意愿退休年龄进行了分布检验,发现其服从正态分布,并预测出赞成延迟退休的男教师意愿退休年龄为64-65岁,女教师的意愿退休年龄为61-62岁。     

养老保险对劳动供给和退休决策的影响

本文使用三期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等计量方法,分别考察了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对退休行为和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会激励职工提早退休,养老金财富每增加1%,职工预计停止工作年龄平均提早约1.2个月,需要照顾孙子女的职工倾向于提早退休,而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会减弱这一引致退休效应;"新农保"对农民预计停止工作年龄产生微弱的负向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加,养老保险的引致退休效应将减弱。同时,养老金财富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农民无休止劳动的意愿;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对劳动供给产生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它不仅会影响个体全职劳动时间,也会影响兼职的劳动时间;"新农保"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随着养老金给付水平的提高,自家农业活动的劳动时间呈现先逐步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其他活动的劳动供给并未受到显著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基本养老金增长率降低,则职工的预计停止工作年龄将推迟,这为中国适时推出渐进式延长退休年龄政策提供了经验依据。     

我国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数据,采用Tobit截断回归模型来实证分析我国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与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正相关,女性受教育程度是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主要影响因素.城镇已婚女性年龄与其劳动供给之间呈负相关.丈夫月收入与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呈负相关.家庭中六岁以下孩子的存在作为已婚女性减少市场劳动时间的决定因素是不显著的.     

事业单位职工延迟退休年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以事业单位职工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对退休年龄的影响因素从个人特征、经济因素、工作因素、制度因素四个维度进行问卷调查,借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最适退休年龄、工龄、升职空间、继续工作意愿这4个因素均与职工延迟退休意愿的强烈程度呈正相关关系,退休后社会保障外收入则与延迟退休意愿呈负相关关系。     

“官二代”职业发展的性别差异--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实证研究

"官二代"在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中存在明显的职业性别隔离。只有极少数"官二代"能够成为负责人,而绝大部分"官二代"从事负责人以外的其他五类职业。工作变动及时代变迁使得"官二代"职业层次总体有所提高,但女性的提高程度小于男性。性别、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及工作获得途径对"官二代"能否成为负责人具有显著影响:女性成为负责人的可能性总体小于男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更容易成为负责人,提高受教育程度对男性成为负责人的影响大于女性;求职/应聘能够显著提高女性成为负责人的可能性,党员身份和自主创业对女性成为负责人的影响大于男性。     

社会养老保险与退休年龄选择*——基于CFPS2010的微观经验证据

随着我国预期寿命的增加与社会养老保险金负担的上升,延迟退休已经成为必然选择。而作为重要的家庭决策,退休行为如何受到养老保险的影响值得研究。本文采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Probit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了养老保险对中老年劳动者实际退休年龄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各类家庭异质性因素之后,养老保险对劳动者的提前退休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同时显著降低了延迟退休概率。本文以代际居住情况衡量家庭养老行为,发现对于家庭养老影响较强的样本而言,养老保险的退休激励作用并不明显;反之,如果劳动者选择不与子女共同居住,养老保险就可能显著地影响其实际退休行为。     

上市公司高管性别与公司财务绩效的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各类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的权利和地位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女性在法律、经济、政治等方面与男性平等的诉求越来越强烈。本文从企业层面出发,以沪、深两市1992-2013年所有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高管性别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女性高管会降低公司绩效,在对女性教育水平进行控制后发现女性本身并不是降低企业绩效的原因,甚至女性除受教育程度以外的因素会提高企业绩效,女性之所以会降低企业绩效是由于女性高管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于男性高管造成的。然而女性对于公司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性别对于公司绩效没有影响。     

退休会影响健康吗？

本文使用2005年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利用中国退休制度对人们退休决定的外生冲击以及断点回归设计研究了退休（指永久性离开劳动力市场）对人们健康状况的影响。我们发现在正常退休年龄退休对男性健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女性则没有影响，而提前退休对男性和女性的健康都没有影响。由于提前退休多是自愿发生的，而正常退休则是强制性的，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设计退休制度时，应该给劳动者一定的选择退休年龄的灵活性。     

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女性劳动参与的角度对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给出解释。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采用同一社区、同一年龄段的其他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作为家庭中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显著增加家庭储蓄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20岁到30岁女性家庭、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和有二孩意愿家庭的储蓄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促进家庭储蓄率增加的原因是,家庭的收入水平显著增加,而家庭消费水平未发生显著性改变。同时,现阶段中国女性劳动参与没有显著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家庭储蓄率。本文为理解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未来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家庭结构对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家庭结构对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率有影响。基于CGSS2008数据,通过Probit和IV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从总体看,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对青年群体的劳动参与产生抑制作用,而男性青年的就业参与受家庭结构的影响程度却高于女性青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程度;从户籍看,农村青年的就业参与受家庭结构的影响程度高于城市青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程度。重视青年群体的家庭特征差异,配套实行就业促进措施,是我国政府解决青年群体就业难的着力点。     

延迟退休、内生出生率与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延迟退休和内生出生率的OLG模型,考察延迟退休对人口出生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新古典增长框架和内生增长框架下,无论是现收现付社会保障制度还是完全基金社会保障制度,延迟退休都使得均衡状态出生率上升。延迟退休对内生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渠道实现:一方面,延迟退休使得老年时期收入增加,这会减少年轻时期的储蓄,年轻时期选择更少的时间劳动,投入更多的时间抚育子女,这使得人口出生率上升;另一方面,延迟退休使得资本存量减少,为实现年轻时期的消费,个体必须提供更多的劳动,这使得人口出生率下降。在本文的框架下,延迟退休对人口出生率的正向影响大于负向影响。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于经济增长模式。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下,延迟退休通过提高人口出生率渠道使得经济增长率上升。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式下,延迟退休通过人口出生率渠道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不足以弥补其通过资本积累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     

退休年龄政策调整的国际实践与中国借鉴

退休年龄政策调整是老龄化成本再分担的过程,延迟退休意味着激励预期寿命延长的劳动者工作更久。发达国家以充足、持续、公平和效率为目标,以制度改革、参数调整和环境改善为工具,以提高正常退休年龄、消除强制退休、控制提前退休、激励延迟退休、倡导弹性退休和开发高龄劳动市场等为主要内容,构建了宏观政策、中观运行和微观决策相衔接的退休年龄政策体系。文章认为,中国要以激励性灵活退休年龄体系为方向,以增量改革为宗旨,以高龄劳动市场为重点,秉承纵向匀速、横向异速的渐进延迟路径,构建工具多样的退休年龄政策体系。     

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通过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模型考察了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及其影响因素。近年来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不断增加,人口流动之后推迟了初婚年龄。实证结果显示,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特征表现为男高女低、农业户口低于非农业户口、少数民族高于汉族的特点,且随着自身和配偶教育程度提高而推迟;新生代流动人口跨省通婚的,其初婚年龄高于省内通婚的。在就业特征方面表现为经济能力较强者可能会比经济能力差者初婚年龄来得低。此外,乡城流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更多受通婚圈、配偶教育等社会融合因素的影响,而城城流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多受自身教育水平、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城市中年人养老消费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为例

现阶段的中年人是面临老龄问题风险最大的人群。文章利用2007年末上海市中老年人养老消费意愿调查资料，分析了45—59岁中年人的养老消费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居住方式因素对中年人的养老消费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婚姻状况、经济特征和健康因素对中年人的养老消费意愿并无显著影响。     

关于我国延迟退休的几点探讨

随着人口平均年龄的不断上升,我国逐渐出现老龄化人口过多的问题,这给我国养老金支付造成一定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开始计划实施延迟退休制度.虽然延迟退休可以改善养老金支付问题,且符合如今人口预期寿命年龄增长幅度,但影响了部分劳动者的利益,这就需要做好协调措施.本文主要分析了现有退休年龄制度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影响延迟退休年龄的因素,提出了延迟退休年龄的相关建议,以期制定出妥善的延迟退休年龄制度.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下我国城市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和影响因素 ——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基于对甘肃省兰州市城市居民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显示:(1)居民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2)二孩政策得到人们的关注和了解;(3)经济是影响生育二孩的最主要因素,生育意愿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出现进一步降低的趋势;(4)居民的生育意愿和受教育程度成反比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更不愿意生育二孩;(5)男性生育二孩的意愿比女性高;(6)单独家庭的年轻夫妇更愿意生育二孩.     

试论城镇女性的教育与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

自我国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女性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发生了显著下降,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教育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重要变量,既有促进女性参与市场劳动的一面,也有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一面。一方面教育能够增加女性的工资收入,提高女性的健康水平,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随着女性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议价能力也会不断提高,这又使女性乐于享受家庭生活,倾向于不参与市场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