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集经济效应与我国城市化的战略选择

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着显著的聚集经济效应.但聚集优势主要来源于同一产业企业在地域上的集中所带来的地方化经济效应,而不是城市本身发展所产生的城市化经济效应.产生这样问题的原因之一,是我国一直所奉行的所谓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战略所致.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城市化经济所带来的聚集效益.但是,由产业空间集中产生的地方化经济效应不一定必然地导致城市化经济效应的结果,二者需要有一个转换过程.在我国,这个转换过程实质上就是由分散的城镇化模式转向集约型城市化道路的过程.     

聚集经济视角下我国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思考

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本文从城市的产业聚集和人口聚集的基本经济功能出发,对城市化运行的根本动力进行分析,提出目前我国城市发展存在的严峻问题和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对今后城市发展的重点提出建议,并希望能为城市发展实践提供更加有力的指导.美键词:聚集;城市化;城市发展;就业;土地;发展重点     

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聚集机制

城市化过程是资源和要素在产业间和城乡地域间重新配置和组合的过程,是要素聚集和时空秩序的整合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城市聚集机制来完成的.文章以聚集经济理论为基础,从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导致城市聚集的经济机制.提出了“比较利益-互补利益-选择利益”共同构成的利益关系链,是引致城市聚集的基本动力的观点,同时,还以城市聚集过程中的两次效应为出发点,考察了城市聚集的实现过程及其调节机制.这种研究对于更好地透视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思考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一步推进思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中美经济规模的国际比较研究

本文运用Black and Henderson(1999)的分析框架,从工农业的互动机制和城市聚集经济效应出发,构建了一个包含土地要素的城乡两部门的增长模型;探讨了在经济发展中城市化的内生决定机制以及城市化对经济结构变动和农业发展的影响;强调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与农业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     

论我国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中逐渐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和生产要素,因而城市区域规模、职能和设施等方面必须做出一定的调整。我国房地产业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十分具有研究价值。但是我国的房地产业仍旧是朝阳行业,其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本文分析了城市化带动下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状况,并提出了应对措施。     

土地资源与城市化发展:理论分析与中国实证研究

围绕土地资源与城市化发展,分别从理论与实证分析的视角探讨了土地资源与我国城市化发展之间的关系。理论认为我国城市化发展中期存在的急剧增长的城市土地需求引致以占用耕地为主的城市土地供给增加,进而带来与农业用地及耕地保护间的矛盾,化解该矛盾依赖于优化城市存量土地利用结构、改变城市化发展方式以及协调土地资源利用;我国不应盲目追求高城市化率,应注重城乡的协调发展,应走"内涵型"城市化拓展道路,坚持"集约式"的城市发展模式,使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环境保护及维护生态多样性等相适应。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三者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主要源于我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研究发现我国的城市建设用地与城市化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存在"集约效应"和"滞后效应",且经济增长与城市化发展之间并非总呈现正相关,一定时期内会存在着"U"型的负相关关系。     

产业集群与城市化发展

城市化过程中聚集经济效应作用的发挥是通过地方化经济的外在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内在化实现的。产业聚集的过程中使得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关系变得紧密起来,从而促使城市化不断发展,城市规模边界不断扩大。     

城市聚集经济和空间结构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顺德为例，对城市化的聚集经济和产业的空间布局进行了客观评价和理论分析，认为推进城市化需要城市聚集经济，城市聚集经济是其主要经济动力；城市聚集经济的产生，必须实现城区产业在空间上的规模化和多样化，并提出其主要的思路。     

城市化进程、空间溢出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2002-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在促进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却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基于此,文章选取了2002-2012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自相关性检验和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从表征与保障两个方面考察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虽然相关程度逐渐减小但仍非常显著;人口非农化、固定资产投资与政府能力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消极影响,而产业结构、城市建设用地与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影响,且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即邻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会对本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最后文章针对城市化进程中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提出了对策.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及理论模型述评

对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众多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进行了大量的理论解释和实证研究。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经济增长通过产业、就业结构转换及产业聚集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反过来,城市化也通过多种机制推动经济增长,关注点的差异形成不同理论模型。两者相互作用的内在基础是聚集经济,具体表现为内部规模经济、地方化及城市化经济三个层次,来源于多方面的效应,并存在于产业、地理和时间维度。深入认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解决中国城市化问题显然具有现实意义。     

吉林省中部城镇群城市化进程与空间组织

吉林省中部城镇群是吉林省解决城市化水平虚高和转移大量农村人口的重点地区。在对吉林省中部城镇群城市化进程现状特征和问题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部城镇群区域发展态势和格局,提出了促进城市化推进的非均衡协调发展空间战略,构建了"一主、一副、多心"的中心等级体系、"T型"轴带为主的三级轴带体系和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城镇经济区体系城市化空间组织系统,以引导吉林省中部城镇群城市化的有序发展。     

超越“星球城市化”:中国城市研究的新方向

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背景下,全球范围的城市与区域联系更加紧密,多尺度、广联系的全球城市网络体系正在出现,城市发展的过程与逻辑发生重大变化,"星球城市化"的概念应运而生。文章在介绍"星球城市化"的相关概念及内涵基础上,聚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与演变的整体表现,检视"星球城市化"理论对中国城市化过程的解释力。研究认为,我国40年快速城市化过程印证了"星球城市化"的诸多特征与表现。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和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日渐深入,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方卷入到全球资本大循环过程,资本导向下的"空间修复"对原有下垫面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与颠覆。对于新时代的中国城市研究,文章认为一方面要分析"星球城市化"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空间形式、表征内容、影响方式与响应机制等,探究空间资本化、资本在地化的发展机理与逻辑过程;另一方面要积极应对和处理"星球城市化"引致的各种矛盾、冲突和问题,为中国健康和可持续新型城镇化进程奠定基础。     

多中心化与城市群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城市群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空间拓展、发展功能转换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形态。城市群空间结构因城市增长的空间异质性而发生动态演化,多中心化发展趋势日渐形成,直接推动系统空间结构演化,影响经济绩效。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典型区域,已呈现出多中心化发展特征,对城市群系统层级体系演化发挥着显著作用。通过构建多中心性指数,衡量城市在城市群系统中的中心度,并在此基础上考虑空间效应的交互影响,探讨多中心化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多中心化发展显著促进长三角城市经济绩效提升,而且首位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发挥着异质性、非线性影响,与其自身发展所处阶段密切相关,具有差异化政策启示。     

多元要素流动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利用熵值法测度2011—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在梳理多元要素流动影响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选取全局与局域莫兰指数检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特征，采用3种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R&D人才流、R&D资金流和信息流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433，经济全面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明显偏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局范围内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②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呈现出以长沙为核心的单极化发展趋势，长沙的各要素流和综合流强度均明显高于其它城市；③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R&D人才流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与R&D资金流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协调发展与环境友好发展在城市群内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吉林省松原市葛平村的实地调研

农村劳动力迁移是农村城市化的推动力量之一,研究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文章以吉林省松原市葛平村为例,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葛平村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进行分析,找出了影响当地农村劳动力做出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即对城市生活的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基于分析结果,提出政府可以在完善劳动力就业市场、解决农村社保问题以及改革农村迁移劳动力进城住房制度等方面做出努力,从而促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迁移,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     

工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环境规制为调节变量的研究

基于外部性理论,利用2009—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从全样本和区域分样本两方面探讨了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与相关多样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性,分别呈现出“一损俱损”“荣辱与共”“一荣俱荣”的城市群特征;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和相关多样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都有影响,且环境规制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但对于不同的研究样本,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对于处在“一损俱损”“荣辱与共”阶段的城市群,应聚焦主要问题,通过发展主要方面,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向“一荣俱荣”城市群转变。     

Dynamics of agglomeration,accessibilit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Japanese regions

With Japan’s declining population, improving productivity is important to achieving continuou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regional effects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accessibility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contributed to TFP growth, most significantly in the Greater Tokyo area. The interaction (flow) of people was examined and the importance of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network for TFP growth was clarified as the effect of accessibility on TFP growth.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network are thus important strategies for growing regional economies.     

城市化中的“涌现”研究

城市化是推动人类发展的巨大动力,是21世纪我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涌现"现象,分别从"涌现"的基础、特点、作用以及内在动力4个方面,对城市化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最后结合"涌现"这一特殊现象和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对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提出借鉴性意见。     

The Mechanism and Path for Digital Economy to Foster New Drivers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traditional drivers fade, cultivating new drivers has become the key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 digital economy plays a strategic role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by using data as a new key production factor and innov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and driving impetus change, efficiency change and quality change to increa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mechanism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to cultivate new driver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s through four dimensions, namely allocation optimization, economies of scal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cceler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new drivers calls for the following efforts: speeding up digital innov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riving force change, efficiency change, and quality change;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pushing advanced industrial basic capabilities; using industri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advan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