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与商业信用融资有效性

基于2005年至2009年的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制度环境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越多,并且商业信用融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国有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更多,但并没有因此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民营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更少,但是商业信用融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可以纠正由于产权约束而导致的商业信用融资低效率配置。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化改革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实现商业信用融资的有效配置。     

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国有控股、投资效率与信贷资源配置

银行信贷是我国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其配置效率的高低对国民经济发展、企业融资决策有重要影响。本文以我国2001—2008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对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不同产权性质对投资效率和银行信贷配置影响的差异。本文研究发现,企业过度投资程度越大,越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相对于私有产权控股公司而言,随着过度投资程度的增大,国有控股公司获得的银行信贷规模越大;国有控股公司过度投资的程度要大于私有产权控股公司。上述结果表明,银行的信贷资源更多流向了过度投资的国有控股公司,我国信贷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有待优化。     

货币政策、信贷资源配置与金融漏损——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上市公司的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数据,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下,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在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方面的差异性特征。研究结果发现,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由于信贷配给的存在,国有产权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方面比私有产权企业更具优越性,私有产权企业为缓解融资窘境选择了更多的商业信用替代融资,这种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间信贷资源配置的差异可能导致金融漏损的发生,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国有产权企业有更多的应收票据,而私有产权企业有更多的应付票据,这一方面从侧面进一步证实了金融漏损的存在,同时也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模式的影响,趋紧的宏观经济环境加剧了供应链关系的紧张,企业间采用了交易成本更高的商业信用模式。本文的研究反映了我国信贷配给的存在对市场微观主体的影响以及金融漏损存在的客观性,从而有助于理解我国私有经济高速发展之谜。     

商业信用促进企业投资增加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笔者从投资的角度剖析商业信用融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为短期商业信用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证据,并基于2007年~2012年的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研究了商业信用融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的使用促进了企业投资支出的增加;国有上市公司获得的商业信用更多,但并没有因此提高商业信用的投资行为,民营上市公司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更少,但是商业信用融资的使用显著地提高了投资支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权性质与商业信用

本文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研究出发点,选取2007年第1季度-2014年第4季度沪深A股的上市公司,讨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商业信用规模的冲击。实证结果表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规模总体上有缩小的趋势;国有企业会凭借产权优势抑制企业商业信用规模的下降;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较差的金融市场环境也会抑制企业商业信用规模的下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商业信用规模确实存在冲击,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维持经营的重要手段需引起特别重视。     

社会信任、家族控制权异质性与商业信用资本配置效率

转轨经济阶段,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主体家族企业如何在面临信贷歧视的背景下实现成长?本文从商业信用视角,提供了推动家族企业成长的微观机制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家族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强,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越高。这种效果在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家族控制权异质性特征对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商业信用资本配置效率在家族股东大会层面的超额控制越低、家族董事席位控制程度越高和家族总的控制程度越高的企业效果更为显著,股东大会层面上的两权分离度对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发挥着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而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和家族总的控制发挥着竞争优势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微观机理是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提高投资效率。商业信用通过提供非正式的融资机会帮助正式融资渠道受限制的公司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金融危机、公司特征及调控政策效果——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研究背景,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公司层面研究公司微观特征对于公司在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影响,并进一步从股票回报率和财务业绩两方面考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否起到了预期的效果。我们发现:就金融危机冲击作用而言,行业特征、公司偿债能力,尤其是短期偿债能力,对于公司的表现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危机前扩张速度快、估值水平高的公司更容易受到危机的负面冲击。与已有的针对其他国家的研究结论不同,我们并没有发现公司治理对公司在危机中的表现有显著影响的证据。就政策效果而言,货币政策没有起到纾缓公司流动性困难和财务困境的作用;4万亿财政政策仅在短期内对其重点支持的行业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就长期而言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     

商业信用、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出口贸易恢复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行业2003年6月至2013年6月的月度统计数据,重点探讨了在国际性金融危机冲击以及我国相关政策法规变化下,商业信用的发展对中国工业行业出口贸易恢复的影响作用。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商业信用在中国工业行业部门应对外部需求不断恶化以及出口艰难等困境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采用异质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方法,本文发现商业信用与出口贸易之间具有双向的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最后,结合经验发现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和启示。     

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研发活动的高风险特征决定其必然受到融资约束。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短期融资方式,是否影响研发投入？以我国2009-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商业信用融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及产权性质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多,越不利于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商业信用带来的短期偿债压力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商业信用融资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结论表明,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主要表现为偿债压力带来的风险效应,而不是融资支持,对民营企业的风险效应更为显著。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情况下,短期融资难以支持企业长期投资,因而政府需要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短期负债偿债压力对企业研发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研发活动的高风险特征决定其必然受到融资约束。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短期融资方式,是否影响研发投入?以我国2009-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商业信用融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及产权性质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多,越不利于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商业信用带来的短期偿债压力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商业信用融资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结论表明,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主要表现为偿债压力带来的风险效应,而不是融资支持,对民营企业的风险效应更为显著。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情况下,短期融资难以支持企业长期投资,因而政府需要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短期负债偿债压力对企业研发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金融危机冲击、产品市场竞争与盈余管理策略

产品市场竞争力作为公司治理的替代机制对公司盈余管理策略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从宏观经济环境极具恶化的视角对该问题进行探讨能够为产品竞争力对盈余管理的作用机制提供新的视角。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金融危机前后产品竞争能力(包括行业间竞争力和行业内竞争力)对管理者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危机爆发后,竞争性行业上市公司较垄断性行业上市公司从事了更多的盈余管理,且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呈联动关系而非替代关系;行业内处于竞争优势上市公司较竞争劣势公司从事了更少的盈余管理,且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呈替代关系。     

金融发展与商业信用再分配效应的研究——基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全球金融危机的视角,利用2003-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危机期间,商业信用再分配效应的减弱趋势以及金融发展对这一变化的缓冲作用。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使得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出现明显的下降,商业信用再分配效应减弱但依旧有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金融危机引起的商业信用再分配效应减弱的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     

股权分置改革、产权属性、竞争环境与公司绩效——来自2005～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以来的2005～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重点考察了股权分置改革、产权属性和竞争环境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1）股权分置改革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绩效;（2）股改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绩效明显优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而股改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绩效却明显低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3）股改后,在高度竞争行业中,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绩效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在中度和低度竞争行业中两者则无明显差别;（4）股改后,高度竞争行业内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绩效与股权集中度呈正相关关系。上述研究结果还表明,产权论和市场竞争论二者作用的发挥都是有条件的;在不同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不同产权属性的公司绩效并不相同。根据上述分析结论,本文还就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发展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税制改革、产权安排与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

笔者以2008年我国所得税税制改革后公司所得税税率下降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上市公司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行为以及产权安排对公司避税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公司所得税税率变化前一年,税率降低公司存在显著的利润推迟的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研究显示这种利润推迟盈余管理只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出现,而国有控股公司并没有进行明显的利润推迟盈余管理.研究结论为产权安排对公司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商业贿赂、媒体报道与公司价值——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17年商业贿赂行为被媒体报道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将商业贿赂的类型按照参与者分为官商贿赂和商商贿赂两种,实证检验贿赂报道对公司价值的长短期影响,研究发现:被报道有贿赂行为的民营上市公司短期内有负面的市场反应,但是贿赂报道对公司价值在长期内没有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负面的短期市场反应只是针对进行官商贿赂的公司,这些公司在长期内改进了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以上研究表明,公众对不同类型的商业贿赂行为的态度有差异,公众的区别对待影响了贿赂报道后公司的应对策略。     

所有权性质与商业信用融资探讨——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征据

本文基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以国内上市公司2004-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从获取和提供商业信用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所有权性质对企业商业信用使用情况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能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验证了上市公司面临的“金融歧视”现象.此外从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角度来看,非国有企业也提供了更多的商业信用.     

次贷危机是否与众不同——本轮危机与既往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

本文比较了次贷危机与既往金融危机后发现：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房价、股价攀升更为显著,而危机爆发后的跌幅也更为惨烈：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率要高于历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平均水平。从行为金融角度分析,每一次危机演进的全过程,投资者的行为及心理均表现为危机前的非理性疯狂、危机来临时的极度惊恐。不同的是,每次危机投资对象有所差异。本轮危机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要更为深远,涉及面更为广泛,复杂程度也远甚于历次危机。最后,本文还探析了金融危机演进的基本规律。     

内部控制质量、经济发展水平与商业信用融资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2012-2014年深沪两市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和所在经济环境对企业获取商业信用融资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且两种影响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即高内部控制质量的优势可以使它们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依赖更小.结论表明:对于上市公司来说,特别是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公司,关键在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并根据自身情况衡量披露成本,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对于商业信用的提供者来说,了解并评价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可以降低商业信用融资风险.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关联、贷款融资与公司价值

本文考察了金融危机背景下民营企业家政治关联的贷款效应及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以2006-2010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关联使企业获得更高的银行贷款比率和更长的贷款期限,同时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政治关联在金融危机中的贷款效应越明显。此外,虽然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关联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但政治关联的贷款效应对公司价值有负作用。以上结论表明,政治关联虽然给民营企业带来债务融资便利,但并不利于银行信贷资金的有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