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出口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互动机制解析视角的协整检验

本文在构建出口技术复杂度新型测度指标的基础上,对50个国家1995~2006年的金属制品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了测度。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动态OLS模型的计量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出口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呈现双向负影响,发达国家的出口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呈现双向正影响;经济增长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呈现双向促进作用,发达国家的双向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发展中国家的双向促进作用;经济增长与出口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深化的动态作用分别呈现倒U型和η型,越过顶点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收敛性,而出口越过顶点后进入负作用阶段时,出口扩张的负作用呈逐渐扩大的趋势。     

绿色创新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湖北省1993—2018年相关数据,运用VAR模型对绿色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同时将绿色创新分为发明专利授权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两个要素。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发明专利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发明专利授权对经济增长存在“扩散效应”,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对经济增长先体现“扩散效应”,后体现“挤出效应”,而经济增长对两者均具有“扩散效应”;发明专利授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应积极构建绿色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长效互动机制;加大绿色创新开发投入,完善绿色创新相关制度;提升绿色创新的投入效率,加速绿色创新成果转化率。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贸易伙伴分布对出口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

从出口贸易伙伴数、出口集中度和贸易伙伴国国别结构等角度,讨论了贸易伙伴分布影响出口国经济增长的机制。采用1994—2009年5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非OECD国家贸易伙伴数对出口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且不显著,而OECD国家贸易伙伴数则显著促进了出口国的经济增长;出口集中度的影响效应呈U型变化;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增长有利于出口国的经济增长。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增长从条件分布的低分位向高分位变化,贸易伙伴数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出口集中度的U型效应仅对处于条件分布高端的国家成立,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增长对于处于低分位点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最为明显。     

资源约束和金融市场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本文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金融市场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依不可再生资源的存量而异,当不可再生资源的存量大于某一临界值时,最终产品部门雇佣的人力资本数量越多,金融市场效率越高,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不可再生资源存量的增多有助于进一步放大人力资本结构、金融市场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可再生资源存量有助于经济增长,金融市场效率的改善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不可再生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     

绿色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多变量协整关系研究

将绿色创新分为能源、环境、创新3个要素,运用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中长期贷款3个指标的综合指数衡量经济增长。利用1989-2011年广东省时间序列数据,对绿色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①绿色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能源消费总量、工业废气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专利授权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②绿色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以及从短期非均衡向长期均衡的误差调整机制。短期内,能源消费总量是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因。长期内,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总量、专利授权量的单向Granger因;③绿色创新各要素的外部冲击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不同程度与方向的波动性影响。能源消费总量、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④工业废气排放量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程度最高,其次为专利授权量与能源消费总量。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改善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金融体系效率纳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框架,运用基于松弛变量效率测度模型(SBM)对我国1995—2008年29个省市区金融体系效率进行测度,并利用面板协整检验考察了金融发展、金融体系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金融体系效率整体上呈波动型上升趋势,且依次由东部、西部、中部递减,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体系效率呈近似倒U形关系;整体上我国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改善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但其促进作用在区域层面上具有门槛效应:东、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金融体系效率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且在东部地区金融体系效率的经济增长效应更为显著,而西部地区其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基于DEA的中国绿色经济效率地区差异与收敛分析

本文运用熵权法构造了各地区综合环境污染指数,将其引入效率测度DEA模型,测度了1995—2007年间我国29个省市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并对各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增长差异进行了收敛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整体上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呈波动型上升趋势,且由东部、西部、中部依次递减;由于各地区经济基础条件与特征不同,全国总体绿色经济效率不存在收敛趋势,但东部与中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表现出俱乐部收敛。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我国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吗——基于省级动态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动态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发现我国通胀率对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从东部、中部和西部来看,其门槛值依次上升,但通胀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速度却依次下降。在通胀率较低时,无论是当年还是上年通胀率,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但随着通胀率的上升,虽然当年通胀率对经济还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上年通胀率对经济增长开始呈现较大的负向作用,两者间表现为左高右低非对称的“U”形。另外,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在一定程度上也受通胀率的影响,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央行应致力于降低通胀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并根据区域情况不同实施差异化的货币政策。     

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呼唤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对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有着巨大作用。就经济改革而言,我们的经济改革不可能离开经济伦理的支撑。就经济发展而言,经济伦理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并对其所要求的社会形式或体制予以正确地认可与选择;对经济活动的目的及其实现方式予以确认,并为之提供精神动力;给社会提供了一只强有力的手,为调节和指挥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     

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的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潮流。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各国在资源和产业等领域竞争的加剧,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本文首先从资源、产业、发展角度给出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含义、核心以及本质表现。又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并提出提高我国经济安全度的相关措施。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经济安全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大量的、有些是独特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些问题，关系到我国能否最终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目前，我国经济总体上处于良性运行状态，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避开了亚洲金融动荡的冲击。但我国经济安全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主要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产业安全。对外开放的步步深入，会对我国部分产业部门产生冲击，如汽车、机电、农业、电讯、石化等产业。由于国外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丰富的营销手…     

经济自由--经济全球化的最基本经济伦理原则

追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经济自由乃是使市场经济富有活力的灵魂,也是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内在依据和基本伦理准则,中国已经加入WTO,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经济自由,是确保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砝码.     

经济辐射理论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构想

辐射既表现为自然界不同物体间的能量相互传递，也表现为人类社会资源的互相流动。经济辐射理论既可以深化我们对扩大开放的新认识，也可以说明区域、产业等经济发展中的非均衡到均衡过程。     

反倾销的经济学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对华频发反倾销调查,涉及多个行业,多数最终判决征收反倾销税,以抵消进口造成的"重大损失"。从经济学角度,从微观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到宏观的需求和供给进行深入分析,认为从中国进口并未使美国受损,受损的仅是生产率较低的同类商品生产商,消费者获益更多。相反,对华反倾销不会给美国带来福利改进,由于诉讼费用、征税成本、连锁反应、报复性反倾销等因素实际福利损失往往很大。因此认为,美国对华实行自由贸易优于采取反倾销措施,减少贸易摩擦。     

Economic Diplomacy

We study bilateral conflicts that affect the welfare of third parties, the stakeholders. The conflict takes the form of a war of attrition and intervention is modeled a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stakeholder “aids” the agreement with transfers to the contenders. We characterize the optimal policy when the stakeholder limits its intervention to a unilateral commitment to compensate the contenders if the conflict is resolved, and show that if contenders must be treated equally after agreement, then the optimal policy cannot eliminate the delay in resolving the conflict, and intervention is only advisable when the stakes are high enough. Economic diplomacy is modeled as a three‐player game where the stakeholder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 where transfers are discussed simultaneously with a settlement for the conflict. We prove that, provided that none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is too impatient, diplomacy benefits the third party in all confli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