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危机应对政策的国际比较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首先在希腊爆发,美国也因债务问题失去了保持70年的AAA评级.美国应对危机的政策工具有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盟采取的政策工具有救援措施和机制改革.本文比较了两者应对危机的政策工具和给我国的启示.     

“债务-通缩”风险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

在高债务和通缩并存的背景下,中国有必要采取措施应对"债务-通缩"风险。美国和日本的经验表明,单独使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单一宽松)应对"债务-通缩"所需的政策力度较大,而且容易陷入政策不可持续的困境。本文通过构建含有高债务和通缩特征的DSGE模型,并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中国化"修正,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双宽松)可以为财政政策创造空间并为货币政策节省空间,增强政策可持续性。这是因为,货币政策的"再通胀"效应有助于减轻政府实际债务负担和融资成本,为财政政策创造新空间。而且,积极财政政策同样能产生一定的"再通胀"效应,这会减轻货币政策为实现"再通胀"而需要宽松的力度,从而为货币政策节省空间。有鉴于此,中国应该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以避免经济陷入"债务-通缩"陷阱。     

建立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有效协调机制

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作为稳定币值和调控总需求的重要手段,二者的相互配合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的稳定。目前,我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存在不协调的问题。应建立符合我国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框架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机制,短期内加强货币政策工具间的协调,长期逐步推进浮动汇率制度,重视财政政策和金融创新工具等在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对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操作的监管。     

从西方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看我国经济的宏观调控

本文论述了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类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实施工具、相机抉择和两种政策的协调使用;并介绍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现状,阐述了我国政府如何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     

债务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关系再认识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直被视为政府干预经济,实现宏观调控的两种主要政策手段。但在债务条件下,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重新认识。该文梳理了主流经济学派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特点、局限性和二者之间的协调配合模式;阐述了公债政策的"纽带"作用所导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内在统一性,并以欧盟国家的"制度障碍"为反面例证进行了说明;进而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分析了债务货币化下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分立与统一问题,指出现实美国债务融资模式中美联储的"保驾护航"和直接"背书"独特功能发挥。最后,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对我国经济诸多方面的启示。     

金融稳定视角下财政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三支柱调控框架研究

针对如何构建维护金融稳定的宏观调控框架这一问题,现有研究对财政政策的关注明显不足.本文从金融稳定视角出发,在同一DSGE模型框架下细致刻画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脉冲响应图和社会福利损失函数为分析工具,深入分析各宏观政策工具的效果以及政策当局之间的协同效果,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宏观金融安全体系构建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并进一步讨论了构建三支柱调控框架的必要性.研究表明:第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显著,但也会通过土地财政与政府债务两个渠道对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第二,仅依靠双支柱调控框架应对金融风险还不够审慎,应构建包含房产税政策、财政整顿政策的宏观调控框架,以强化财政政策在金融稳定中的作用;第三,盯住房价与社会总杠杆率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提升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将宏观审慎政策作为防控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是更为合理的选择;第四,与双支柱调控框架相比,纳入财政政策的三支柱调控框架在维护经济稳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方面的表现均更为出色,因此应当加强财政、货币、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     

欧元区政策二元性矛盾及协调措施探讨——基于《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视角

分散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的矛盾是欧元区特有的政策二元性矛盾,在《稳定与增长公约》框架下,这一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如何解决欧元区政策的二元性矛盾,学者大多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出发。笔者认为,在短期内要实现成员国财政政策的配合是有难度的,不妨从货币当局和货币政策出发去寻找矛盾的解决途径。树立货币政策的主导性,增强欧洲央行的责任性以及灵活地使用货币政策工具都能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思考和启发。     

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基于财政政策强度和结构双重视角分析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配合是健全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础条件。利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不同强度的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债务可控三大经济目标有效性的影响,以及财政政策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调控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下行时期,低强度的税收政策与宽松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协调组合能够快速地促进经济恢复,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目标;经济过热时期,高强度的税收政策与紧缩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协调能够有效地稳定物价水平,实现抑制通货膨胀目标;经济平稳时期,高强度的财政支出与紧缩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协调能够实现稳定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和降低政府债务三大调控目标。因此,应根据不同经济时期的政策目标,调整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持生产性支出与消费性支出的合理比重,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以期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专题报告三 货币政策机制化相关问题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现行货币政策框架初步建立以来,货币政策操作适应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与财政政策及其他政策手段共同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梳理总结10多年来货币政策框架调整改进和货币政策操作,可以发现我国的货币政策具有采用相机抉择模式、最终目标多元化、工具运用渐趋灵活、注重与财政政策协调搭配等特点。从货币政策机制化及政策有效性要求考虑,当前货币政策仍存在一些问题,包括:连续性、稳定性与灵活性、应变性之间的平衡机制不健全;政策决策机制及决策信息公开机制有待完善;有效兼顾内外均衡目标的机制尚未建立,且兼顾经济结构优化目标的操作存在负面效应;政策工具运用上对数量型工具的依赖程度偏高;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传导渠道还不畅通,同时信贷渠道受银行体系结构等影响传导效果不理想;与其他政策手段搭配中,因对政策叠加效应预估不足,导致调控效果不理想,或付出不必要的政策成本。党的十八大提出"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的新要求,货币政策有必要通过完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形成兼顾货币政策多重目标的机制、提高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机制化程度、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建立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手段的协调机制等方式,积极推进机制化建设,以促进宏观调控机制化程度和有效性的提高。     

后危机时代中国与 欧美财政政策协调研究

本文通过达瓦斯两国财政离散度的测算和MSVAR模型对中美、中欧财政政策协调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中欧的财政政策相关程度比中美要高,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地方财政分权模式与欧元区相似,以及美元霸权地位的“资本双向流动模式”所决定。债务危机后需要各经济体进行统一协调的财政方案,否则一个开放经济体政策的作用效果会被抵消。目前中国在国际政策协调中仍处于从属地位,未来美国的财政赤字将大幅下降,同时欧元区的赤字也将波动下降,中国要加快做好经济结构调整。     

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研究——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为例

本文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决策嵌入DSGE框架下,以投融资平台净值作为度量其债务风险的指标,讨论了宏观经济波动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累积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影子银行体系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绕开监管的主要融资渠道,经济下行是投融资平台债务累积的主要客观原因.房价上涨短期内可以改善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但长期不能解决其债务问题,反而会造成经济更大波动.模拟发现,—旦投融资平台债务倒逼货币政策,将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产生负面影响,还会加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政策冲突.     

“债务-通缩”理论的发展与启示

通过梳理“债务—通缩”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典型案例，笔者认为理解“债务—通缩”机制需要把握三个要点：一是资产价格暴跌是“债务—通缩”危机的触发点。二是金融体系的稳定能够降低“债务—通缩”危机的严重程度。三是宽松货币政策辅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有效帮助经济摆脱“债务—通缩”危机。目前中国金融体系保持稳定，有效地抑制了部分行业“债务—通缩”风险的蔓延，因而中国经济也尚未陷入“债务—通缩”困境之中。但政府部门必须高度警惕衰退式泡沫的形成及潜在的破裂风险。在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定位的同时，需加强与宏观审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妥善应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债务—通缩”问题。     

现代中央银行政策:理论、挑战与重构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一国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现代中央银行政策是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及功能的主要体现。中央银行在演变过程中逐渐具备了为政府提供贷款、货币发行、最后贷款人、制定货币政策、制定宏观审慎政策等现代中央银行的功能。现代中央银行政策作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核心构成,其理论框架主要包括最终目标、操作目标、政策工具、传导机制等。由于现代中央银行政策具有目标多元、工具复杂、从工具到目标间接传导等特征,因此提高政策精准度至关重要。中国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现代中央银行政策框架,但在金融适度分权改革环境下,地方政府、企业、银行、居民等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使现有的中央银行政策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尤其是需要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包括提高政策基准变量计算的精准性,提高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精准性,提高"双支柱"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国际金融政策等政策工具组合的精准性。     

新型货币政策与地方经济增长：隐性债务渠道

地方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积累了大量的隐性债务，释放被隐性债务占用的信贷资源，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提振地方经济。本文借助2018年6月央行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抵押品扩容政策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将符合规定的城投债纳入抵押品范围能够显著促进地方的经济增长，该结论不受变量设定和干扰性因素等影响，并通过了平行趋势与安慰剂检验。进一步研究表明，抵押品扩容通过释放隐性债务占用的信贷资源，能够显著提高地方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能力，促进企业的投融资，提高企业劳动力雇佣数量和员工薪酬，并有助于扩大内需，改善居民的就业、收入和消费。本文的启示在于，抵押品框架下的新型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地方隐性债务渠道，促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发挥促进经济增长与稳定就业的作用。     

国债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国债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 从总体上说,国债政策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从属和服从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且要以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准绳进行设计。不过,就它同别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看,其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关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 国债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国债发行直接构成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是实行保守的国债政策,还是实行积极的国债政策,即     

对国债政策制定的一点看法

一、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磨擦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是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它们的共性，决定了它们密切配合的必要性；其个性则决定了它们之间在实施过程中发生偏离的可能性，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协调以达到最佳配合的问题。在我国，负责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均是国务院的两个部门，这两大部门比较容易协调，但由于企业和财政都面临资金紧缺的问题，这样，银行与财政有一种扩张的内在倾向，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缺乏相应的制度基础。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建立一个能促使这两大政策密切配合的机制。该机制既要保证…     

论国债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国债政策作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结合点,客观上存在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二者的协调配合主要体现在国债规模和结构与货币供应量以及国债基准利率与央行利率调控的协调两方面。本文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基于货币供应量的国债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分析结论证明国债发行规模和结构明显影响货币供应量和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因而为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效率,必须调整国债政策使之与央行货币政策协调。     

对我国近几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分析与探讨

近几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依靠货币政策来调控总量，应将调总量向调结构过渡，向财政政策调控过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该相协调。     

通货紧缩中的正统政策与非正统政策

通货紧缩中的正统政策是指凯恩斯宏观呆所强调的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的需求管理政策;而结构调整、政治承诺、打击走私骗汇等措施因未纳入正统的分析框架而被定义的非为正统成份。     

地方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财政分权还是债务增发*

财政政策工具实际操作偏离最初设计将会降低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加剧。针对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逆周期性调控目标，本文关注财政分权深化和政府债务增发的逆周期性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政策总体呈现顺周期特征。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放大了地方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地方政府债务增发使地方财政政策呈现逆周期特征。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及其收入面、支出面均呈现顺周期性，由“顺”转“逆”的债务平衡点分别为0137，0113，0209。当前绝大部分地区的债务规模都在债务平衡点之下。驱动地方政府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内在因素是官员晋升激励。晋升激励的程度越高，地方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力度就越大。但外部市场融资环境的波动削弱了地方政府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力度。本文的政策主张是，不宜过度财政分权，应该扩大地方债发行规模，促使地方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