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是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有经济学家测算,要实现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在“十三五”时期我国年均经济增速需要达到6.5％.全面小康不仅要追求发展的速度,更要强调发展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同时,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要让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更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能感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这是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重大推进.     

浅谈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是一个社会发展文明和社会进步所历经的必要阶段.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城镇化率、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城乡差距也在逐步减小.现阶段,只追求城市规模扩大和城市人口增长的城镇化建设已经越来越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存在导致“大城市病”更畸形发展的风险.以人为本才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所在.如何提高城镇化质量和城镇化可持续性,解决农村人口转移过程中的就业问题、生活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已经成为我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城市发展的文化思考

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随着城市化的水平不断提高，城市文化面临着一系列不足和困境，城市文化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快速城市化发展中的主要课题与命题。城市文化发展涉及很多方面，需要处理好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生态环境保护、城市规划设计中文化因素的强调等多方面关系，以达到城市发展与文化发展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目的。     

城市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三维(EPM、CRM、EHM)理念

作为发展中国家名列榜首的城市经济，亟待经济增长，而作为城市经济主体的企业双面临着加入WTO和发达国家企业跨国性渗透和冲击的严峻挑战，试图以城市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价值链战略为导向，IT技术支持为前手段，提出了企业规划管理，客户关系管理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完整统一的思想不仅是价值链战略系统的深化、拓展，而且是城市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捷径之一。     

发达国家城郊生态村发展模式分析

鉴于城市人口膨胀、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原因，发达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和建设生态村。欧美国家大部分人12居住在城市，为了吸引城市居民到郊区居住，通过“全球生态村运动”，在城市郊区兴建生态村。其生态村注重居住功能，生态建筑与生态技术已经标准化、集成化；在日本，城市化导致了农业的衰落，因此，其生态村发展不仅强调城乡的交融，更强调农村的复兴。本文通过对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大城市郊区生态村发展的背景和主要模式以及生态建筑和生态技术的应用等方面的分析和比较，探讨其对我国生态村发展的启示。     

定位引领发展 推动长沙走在前列

城市的定位和坐标，引领城市发展方向．决定城市发展水平。近年来，长沙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均居全国省会城市第7位，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按照湖南省委、省政府对长沙发展提出的“六个走存前列”新耍求，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宴现由追赶型发展向引领型发展转变，这既是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长沙的使命担当，也是长沙发展的必然选择。未来一段时间内，长沙将以“六个走在前列”为指引，以更开阔的视野谋划发展，科学选择转型路径，打造长沙发展“升级版”。     

加速构建区域旅游协作发展的思考

作为“龙头”产业的旅游，能够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但是作为综合产业的旅游更需要区域经济的推动，换言之，就是“大旅游”离不开大环境、大氛围，特别是需要城市经济的实力支撑，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决定着区域旅游的发展。     

普惠金融与“中国梦”:思想联结与发展框架

目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步入新时期,并进入“顶层设计”视野,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普惠金融与“中国梦”在思想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但实现我国普惠金融的“中国梦”还需要解决一些关键性难点问题.未来,我国发展普惠金融需要在坚持创新、公平和可持续性原则的前提下明确发展思路,形成对普惠金融的正确认识,加强顶层领导规划,从“存量”和“增量”途径构建普惠金融服务供给体系,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和技术创新,构建普惠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加强政策引导与激励.     

对经营城市若干问题的认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手段也悄然变化着。仅仅依靠传统城市建设和管理模式，已远远不能满足城市迅速发展的需要。经营城市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建设发展模式，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我国一些城市就开始出炉，现已汇集成一股强大潮流，已经或正在取得可喜成效。可以说，经营城市为我国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加速推动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已成为我国城市发展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关于城市规划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思考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城市规划都是城市发展的主要手段，它直接受政府的控制管理。因此他不可避免的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在城市规划管理中，特别是我国这种发展中的国家，其立法与执法的法制建设不完善，城市开发建设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诱导和控制，往往就会破坏已确定的规划，造成城市发展的无序，导致总体上的不经济；二是由于城市规划自身科学性和现实可行性的缺欠，城市不能得到合理发展，同时也常常会给来自各个方面的建设投资造成阻碍，使城市丧失很多的发展机会。所以城市规划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已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总体发展。     

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效应与机制——基于“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两项试点改革的实证分析

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基于“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两个准自然实验，本文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的创新驱动作用具有动态可持续性，但“智慧城市”的创新驱动作用不及“宽带中国”;(2)“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建设具有协同效应，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作用在“宽带中国”与“智慧城市”双试点城市大于“宽带中国”单一试点和“智慧城市”单一试点城市；(3)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财政投入是“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驱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机制；(4)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创新驱动作用在东部城市和普通城市更加显著。本文研究为优化数字基础设施时空布局、强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的协同效应提供了经验参考。     

奥运会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研究——以北京奥运会为例

奥运会作为一种“超级事件”对城市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但从城市本身的角度，奥运会更应当在城市空间发展上作出贡献。分析了奥运会对城市空间发展的作用机理，包括土地市场的供需、城市空间意象的形成、城市空间结构的耦合协同作用、奥运经济的衍生与挤出效应等，并在阐释北京奥运场馆建设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奥运会对北京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     

生态城市：城市发展新范式的目标选择

城市的历史演变经历了“自然本体论”、‘入文本体论”、“生态本体论”三个阶段。生态城市的建设顺应了城市发展的历史潮流，但又遭遇了现实的冲击。要实现城市发展新范式的目标选择，需要明确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形成保障机制，最后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经济发展和生态文化培育三个方面做出路径选择。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加剧与开发性金融的错位

从1994年到2004年的10年间，中国经济由依靠高投入转向强调高效率和可持续性发展，但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是加剧的，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发展方式转型:动因分析与路径选择

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突出城镇化的质量。城市是组成中国城镇网络体系的关键节点,也是新型城镇化所强调的城镇发展内涵、质量和以人为本的引领者和示范者。然而,传统以效率为中心的外延型城市发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城市发展的内涵和质量,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制约了城市的引领和示范能力。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要求提升城市的引领和示范能力,这就要求解决城市面临的问题,而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推进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型。而当前城市发展方式转型的推进还遇到了一些因素的制约,为此,需要大力促进城市文化的创新、城镇化相关制度的完善和城市转型行为的主动调适,以有效推进城市发展方式转型,并进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贯彻落实。     

浅谈洛阳“农改超”项目的必要性及可持续发展

洛阳市地处河南省西部，素有“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美誉，是重要的工业城市和旅游城市，也是首批中国创新型城市。近年来，市政府为了保证市民健康，严查食品安全问题，大力提升“菜篮子”工程质量，积极推进“农改超”工作的发展。     

中国城镇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br#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新发展理念”。城镇化的“新发展”也应从这一角度入手进行创新，但要素、体制、各类利益主体的生产关系构成城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难点。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模型化了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后备军和土地后备军分别主导的城镇化发展的历程，并着重探讨了农村土地产权性质变更带来的生产关系调整对城镇化的影响，以及土地后备军对产业后备军替代的可持续性。文章指出，需要把这些发展的力量和新发展理念下中国城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找到一条成本代价更低、发展模式更多元、利益关切更倾向广大劳动人民的城镇化道路，让城镇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永动机”，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城镇化。     

可持续性转型治理的重建和解构

本文以转型管理为重点，回顾了对可持续性转型的一些批判和质疑。虽然这些质疑促进了理论进展，但潜在的认识论问题依然存在。本文阐述了对转型管理及其隐含复杂性范式的一些批判是如何建立在对复杂性的解构主义认识上，这对复杂系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影响朝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提出了质疑。对转型管理的批判需要认识如下几点：（1）转型管理需要解构力（迄今未充分说明）；（2）同时具有“超越”解构主义的明确追求。为此，本文提出了一种“重构方法”作为转型研究的认识论基础，这种重建方法分为三个方面：（1）超越 “是”和“应该是”，倾向于“可以是”；（2）诠释性和自反性研究；以及（3）可持续性的“实践智慧”。     

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思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中国式现代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社会现象都必须落脚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亦应如此。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主要目标，当然也具有明确的空间指向，需要从空间视角对其进行阐释。在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文章力图阐明，城乡二元结构的消弭和经济区域协调一体化进程，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必须立足的空间路径，而国际大循环则需要实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空间战略，加之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空间路径，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城市、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

一、城市 1．城市及其重要性。城市是非农业人口的聚集地。“城”是有很多建筑物的人类活动的空间构成，“市”指物质文化的交流场所。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和第二三产业发展的需要使一部分人聚集起来从事非农业劳动就形成了城市。城市与农村的区别主要在于城市人口多从事第二三产业，农村人口以从事第一产业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