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现行为下的控股股东利益转移问题研究

本文运用深市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派现与控股股东利益转移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控股股东将现金股利作为利益转移的方式之一,控股股东控股优势越大,公司派现意愿越强,派现水平也越高;派现意愿与公司上市年限负相关,而与上年配股情况正相关;此外,债务和股权制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这种利用派现政策实施的利益转移行为.     

产权性质、税收成本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

文章研究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税收成本差异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作为股利政策的决策者,控股股东须权衡股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其中税收成本是影响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对税收成本的关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税利分离程度较高,民营控股股东对现金股利的税收成本更为敏感,尤其是在自然人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研究发现,自然人控股公司最不偏好采用现金股利的分配方式以规避税收成本,而国有控股公司更倾向于发放较高的现金股利。实证结果支持了文章的假说,即不同产权所隐含的税收成本差异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     

少数股权占比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

我国上市企业现金股利分配政策存在像派现水平较低的实际问题,制定先进股利政策的背后牵涉到很多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例如公司的控股股东、企业管理层和其他的股东等,制定现金股利政策对于股权结构特征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分析少数股权占比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所产生的影响,按照研究的结果针对我国上市企业先进股利分配情况给出合理化的建议.     

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分析

本文采用实证方法研究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原因,得出了不同于国外研究的结论。在国外,股利政策是控制代理成本的一种工具,在中国现行股利政策恰好是代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产物。特殊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对股利的选择有重要影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存在以现金股利从上市公司转移现金的行为;上市公司对以股票股利留于上市公司的资金存在浪费现象,并非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企业规模对股利形式选择有重要影响。     

控股股东、高管股权激励与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法,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股权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倾向和分配力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与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相比,实施股权激励公司更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分配的力度显著更高。(2)股权激励程度越高的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的可能性越强,现金股利发放的力度更大。(3)控股股东拥有较强的控制地位对高管的自利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高管股权激励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越不显著;股权激励显著影响股利政策在控股股东控股比例较低的公司成立,隐含了拥有较高控制权的股东能够抑制高管的自利行为。     

现金股利与大股东现金流操控关系研究

上市公司分派现金股利是股东从公司获利的方式之一.本文以2004-2006年房地产行业、批发零售业和综合类行业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分类统计和多元回归方法,研究现金股利政策实施的影响因素和产生的现金流后果.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影响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并存在"超能力派现"现象,即公司派现后未分配利润和现金流量净额小于零,说明大股东通过现金股利分派转移了公司现金流.     

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了西方关于股利政策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对中国2001年和2002年上市A股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每股收益、以前年度发放过现金股利、资产的收益率及是否临近配股资格线是影响是否发放现金股利决策的主要因素;股权集中程度不影响是否发放现金股利的决策。公司在决定每股现金股利的大小时主要依据的是以前年度的股利政策和现有的盈利水平。股权集中程度高的公司不太会考虑现金股利的持续性;低股权集中度的公司则会把当年收益的一定比例拿出来作为每股现金股利发放给股东。公司规模的大小不影响现金股利决策。     

可转换债券与中小股东代理成本的关系研究

根据代理理论,现金股利是反映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代理成本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发行可转债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了减轻赎回压力,有动机发放较高的现金股利以吸引可转债持有者转股。文章以此为研究假设,以我国2001年~2006年发行的可转换债券为样本,对可转换债券降低上市公司中小股东代理成本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可转换债券融资比例与现金股利发放率显著正相关,通过可转债融资可以降低现有中小股东的代理成本。     

制度背景、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异常派现

上市公司不派现和超能力派现等异常派现问题比较普遍,只有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包括公司股利政策的决策者——控股股东方面的原因和那些约束股利政策的相关制度背景方面的原因,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具体包括限制控股股东的表决权、增强董事会的有效性、完善上市公司的强制分红政策、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以及加强股利分配监管等。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利政策——基于异质型机构投资者的调节效应检验

近年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尚不完善,重融资、轻回报现象严重。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Probit模型和OLS模型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率)降低了现金股利支付意愿与支付率,但提高了股票股利支付意愿与支付率。进一步地,在将机构投资者分为压力抵制型和压力敏感型之后,检验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率)影响股利政策中起到不同的治理作用。研究结论为政府监管部门进行相应的资本市场监管、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一定的借鉴。     

股权结构、财务绩效与现金股利

本文以沪深股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利用年报披露的公司股权结构信息和相关财务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财务绩效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与控股股东的控制能力正相关,与流通股比例负相关;现金股利具有信号传递作用,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在财务绩效方面显著地高于不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上市公司在分配现金股利时存在“股利平滑”的现象;公司的相关利益主体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现金股利的分配体现了相关利益方的博弈。     

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股利分配政策是上市公司制定的关于是否发放股利、发放多少以及何时发放的方针和政策。股利分配政策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能否健康持续发展，也关系到股东的切身利益，始终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通过以信息技术行业2017—2021年沪深上市公司为例，总结信息技术行业的股利分配特点，采用逻辑回归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别从分配倾向和分配力度两个角度进行实证研究影响该行业股利分配的因素。最后提出上市公司应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政府监管机构规范公司现金股利分配行为，加强现金股利分配信息披露的监管等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有效性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传递盈利能力的有效性,以及与盈利能力增长的相关性。得出,股利政策尤其是现金股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市公司盈利的信息,具有一定的信号显示功能。上市公司高派现有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外部治理环境与股利政策选择

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利政策选择的影响以及外部治理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控制权转移，控股股东会实施积极的股票送转；而现金股利水平导致代理冲突，会影响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具有正向效应，能够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的股票高送转增加行为和现金股利降低水平。研究结合宏观环境和资本市场，深入分析了股权质押与股利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为政府治理和金融监管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利益相关者与股利政策:代理冲突与博弈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为背景,利用2004—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从代理冲突和博弈的角度分析了利益相关者与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各方在股利分配上存在政策博弈现象。博弈的结果表现为具有控股股东的公司比其他公司具有更高的现金股利支付率;具备再融资条件的公司比其他公司具有更高的现金股利支付率;第一大股东参与管理的程度越低,现金股利的支付率越高,但这一特征并不显著。同时,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少分现金股利的倾向。     

控股股东特征与现金分红:来自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比较中小企业板和主板A股2006-2012年控股股东相关数据,从最终层面探讨控股股东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倾向与力度的影响,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和Logistic回归进行面板数据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控制权、两权分离度和经济性质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有显著作用.     

双汇发展的高派现:顾客效应还是财富转移?

文章以双汇发展为例,采用事件研究法,考查了该公司2013年股利分配预案公布日前后的市场反应,并从盈利状况、投资规模及资金需求以及股权结构三个层面解释了高派现引发市场消极反应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该公司的高派现并非股利顾客效应理论所提出的不考虑股东具体意愿,而做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股利决策,相反却有向大股东转移财富之嫌。因此基于目前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日益增加的现实,通过高派现向大股东输送现金应成为监管重点。同时,在公众投资者理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公司的股利决策应考虑在控股股东和中小投资者之间寻求利益平衡。     

中国外部治理环境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用现金股利支付意愿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衡量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用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律保护水平反映外部治理环境,构建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外部治理环境与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的外部治理环境越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意愿越强、支付水平越高;外部治理环境可以明显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     

财政分权、利益输送与企业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以2000～2007年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我国的财政分权程度与大股东的利益输送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发放显著正相关。表明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输送的现象确实存在,但在财政分权程度越低的地区这种影响越大。此外,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输送的可能性越大;国有上市公司所属的政府层级越低,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越有可能存在。本文的研究表明,要缓解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除了要完善对大股东的监督与制约机制,还需要改革与完善我国目前的财政分权制度,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从而真正实现政府对企业干预的减少,使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成为缓解代理冲突与传递公司信号的工具。     

企业社会责任、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

本文选择我国2008-2016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首先实证检验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其更倾向于派发或连续派发现金股利,并且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接下来本文对企业发放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企业发放现金股利通过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抑制代理问题,缓解了自由现金流富余的企业的过度投资,连续派现向市场传递出的积极信号为企业带来新的融资,缓解了自由现金流紧缺的企业的投资不足。最后,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在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的相关关系中发挥了何种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增加现金股利的发放,进而可以显著提高现金股利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更倾向于连续派现,从而提高了现金股利对投资不足的缓解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