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场景下新基建对产业转型的启示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十四五"重要工作任务之一,在多个中央重要会议中被提及。其中,新基建在城乡规划建设管理领域可能涉及哪些关键应用,对我国产业转型发展会产生怎样影响是关注的重点问题。文章首先从技术视角重新审视新基建的概念,指出新基建需要根植于本代际突破性技术,天然具备极强的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能力,新基建可以是新建造的,也可以是基于原有设施改造的,其与传统基建是互补关系;再基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个重要应用场景,从城乡数字鸿沟、新消费与安全健康新需求三个方面梳理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针对已有一定应用基础的新技术讨论了新基建在公共教育、卫生医疗、智慧城市、无接触经济、养老产业等领域带来的变革性影响;最后给出了推进新基建落地的几点建议。     

新基建赋能智慧社会发展

近年来,中央政府多次在工作报告中提出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而"新基建"也成为了各行各业的热点话题.相比"旧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本质是加快我国融入数字经济时代的步伐,为智慧社会的发展赋能."新基建"不仅具有新技术,还出现了新主体、新领域.作为驱动智慧社会前进与发展的"助燃剂","新基建"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     

论经济政策的目标及其相互关系

现代经济政策目标主要有基本目标与具体目标之分。基本目标有效率、公平、发展、稳定与国际和平等五个方面,具体目标可分为经济增长、结构优化、物价稳定等十个方面。基本目标与具体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联系,并且各政策目标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防止中美两种“新常态”经济周期错配深度恶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经历了高失业、低增长的弱复苏过程,美国经济的"新常态"概念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2011年以来,中国也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本文从五个方面概括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并比较了当前中国和美国两种"新常态"经济的周期性特征,认为美国"新常态"经济复苏向好的基础比较坚实,但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中国"新常态"经济仍处于去杠杆、去泡沫过程。中美两种"新常态"经济出现周期错配继续延续的可能性加大,但中国具备一系列政策工具防止中美经济周期错配深度恶化可能引发的二次冲击。当前迫切需要保持定力,坚持底线思维,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在去杠杆的同时,通过微刺激实现底线增长率以上的增长目标;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尽量避免与发达经济体"脱钩",挖掘经济增长新源泉,实现可持续的高效增长。     

环境规制科技政策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事件系统理论构建系统性、多层次性和综合性的政策量化分析框架，从政策属性、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3个维度对我国1985—2015年制定的198条环境规制科技政策进行量化研究。基于政策评估中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层面，从环保科技进步效果和经济增长效应两个维度对环境规制科技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估。研究发现，我国环境规制科技政策工具及政策工具协同对环保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方向性差异。为此，进一步讨论了我国环境规制科技政策工具及工具协同的政策有效性评估结果，可为我国环境规制科技政策的完善和有效实施提供决策依据。     

通货膨胀、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目标选择

针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否应关注金融稳定问题,本文结合金融危机前后经济金融运行实际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框架进行了反思.研究发现,早期发达国家所实施的货币政策,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目标与一项工具,一个目标就是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一项工具就是政策利率,合理设定政策利率就能达到稳定物价的目标,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和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通货膨胀稳定性和产出缺口之间的联系日趋松散,追求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并不能保证实现宏观经济稳定,鉴于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内生关联性,未来货币政策需加强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同时实现物价稳定、产出稳定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     

中国环境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我国环境政策选择的政治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民主法治机制不足和环境管理的目标责任制,决定了政策制定者的身份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作为社会计划者,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另一方面,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受产业利润最大化的约束。相对应,其政治均衡路径存在两种可能。将环境目标作为外生变量,建立模型,分别在这两种情形下,分析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的演进过程:随着环境目标的越来越严格,不管哪种情形,都存在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向激励(市场)型政策工具转化的自然过程。也就是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未来环境政策的取向必然是激励型的政策工具替代目前正在实行的命令-控制型的政策工具。     

数字新基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新基建赋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选取全国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新基建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通过一系列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新基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数字新基建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贡献度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第二，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新基建赋能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机制。第三，数字新基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数字新基建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政府扶持与民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来自省级政策文本量化的经验证据

如何科学发挥政策扶持作用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话题。本文采用文本量化分析法构建2012—2020年省级民营企业扶持政策效力指数,以中小企业板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政府的民营企业扶持政策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的推动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扶持政策推动了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看,相较于需求型政策,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其中,供给型政策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资源困境,需求型政策仅在竞争激烈行业中稳定市场预期,而环境型政策则专注于营商环境的改善;进一步地,基于异质性视角,扶持政策对高新技术行业和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促进作用明显。本文为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协同,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通胀目标制与汇率目标制不能共存吗

基于汇率传递的风险溢价渠道，本文将我国利率调控通胀、外汇储备对冲干预汇率纳入新凯恩斯政策模型，构建双目标双工具政策分析框架，比较泰勒规则与双目标双工具规则下通胀目标与汇率目标共存的经济机制与效应。本文模拟显示：（1）双目标双工具政策框架下通胀目标与汇率目标能够共存，此时通过影响汇率风险溢价来盯住汇率不影响通胀；而单工具政策下两目标无法共存，此时降低国内资产的收益率盯住汇率会刺激居民的消费行为引起通胀。（2）国际资本冲击下，双目标双工具政策在固定汇率的同时能保证经济稳定；而当贸易条件恶化时，选择完全浮动汇率制度最优。央行政策损失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以上结论。（3）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深入，外汇储备稳定汇率的有效性将下降，冲销成本会大幅提升。资本账户开放下，双目标双工具政策仍是央行抵御外部资本冲击的首选政策；但是汇率市场化后，通胀目标制与双目标双工具政策效果基本无差异。本文结论的启示是：面对国际资本，需必要的汇率管制；但是面对贸易冲击，可适度提升汇率弹性来减少冲击对产出和通胀的影响。     

全球负利率政策实践及其效果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后,日本、欧元区、丹麦、瑞士、瑞典等发达经济体的央行政策利率相继打破"零利率下限",全面开启了"负利率时代".目前实施负利率政策的经济体总量已超全球经济的30％,"负利率"政策已逐步演变为全球货币政策操作的"新常态"之一.负利率政策目标可划分为两种类型.欧元区、日本与瑞典推行负利率政策是为了抵抗通缩,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而丹麦、瑞士则以压低本币汇价,维持汇率稳定为目标.负利率作为创新型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对传统货币金融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挑战,究竟是穷途末路还是绝处逢生,仍有待时间的检验与考量.文章首先从政策层面、银行层面及市场层面对负利率的涵义进行了详细阐述.然后分别介绍了日本、欧元区、丹麦、瑞士及瑞典五个国家负利率政策的实施背景及具体实践内容.最后对各国负利率政策的实践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价,以检验负利率政策的有效性.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异质性与作用机制

中国经济社会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统筹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OLS回归、空间面板模型考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新基建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且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融合以及创新基础设施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影响，其中融合基础设施产生的影响最大；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分维度综合指数均存在正向显著影响；新基建对发达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影响；新基建对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机制分析发现，新基建可以通过发挥知识溢出效应、提升创新效率等路径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结构性货币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稳定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央行新创设了定向降准、再贷款和常备借贷便利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负外部性产业与为之提供针对性信贷的垄断竞争银行部门,本文对两类数量型和两类价格型结构性货币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稳定的有效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基于贝叶斯参数估计和数值模拟分析,四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于不同的外生冲击均有效,且主要通过定向影响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而起到信贷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基于改进的政策前沿曲线评判框架,本文发现,非对称地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更能兼顾经济稳定和产业结构升级。     

论西方国家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进退理论的演变

在西方,自从国家具有经济职能以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家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大致经历了"强大的中央政府"、"守夜人"、"适当干预的责任"、"新自由主义"及"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五个阶段。在各个历史时期,国家围绕着促进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执行了不同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不同的经济运行效果,实现着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与物质取向。     

中国用能权交易可以获得经济红利与节能减排的双赢吗?

命令控制和市场机制的环境规制政策,孰能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双赢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话题。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基于市场的政策能以最低的成本达到环境治理目标,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发展。2016年中国政府开创性地提出了用能权交易政策,这项政策的经济与环境效应还尚未有文献研究。本文利用38个二位数工业分行业数据,分别构造命令控制型和用能权交易型的非参数优化模型,模拟了2006—2020年两种政策下中国工业行业的经济潜力和节能潜力,试图弥补能源经济学中关于能源许可证交易政策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结论是,与命令控制政策相比,用能权交易政策均会带来较高的平均经济潜力和节能潜力。但是,具体到各行业,由于市场主体逐利的本质,部分行业的平均节能潜力会被挤出。因此,在实施用能权交易政策时,必须坚持市场交易为主,政府调控为辅,根据各行业不同的经济潜力和节能潜力设计各行业初始能源配额,利用用能权交易来实现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双赢发展。     

低碳城市建设的政策体系研究——基于混合扫描模型的视角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过程中,低碳城市建设逐渐成为环境领域的一个重要政策议题。低碳城市建设是涉及诸多方面的系统性工程,这一复杂问题的政策制定,适用于混合扫描决策模型进行分析和指导。基于此政策模型,可以从政策层次、政策机制、政策领域三个维度,构建促进城市低碳发展的政策框架,并以此从不同方面完善相应的政策措施。其中,从政策层次的维度,探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的政策制定与配合;从政策机制的维度,探讨了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和社会参与型等三种类型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从政策领域的维度,探讨了低碳政策工具在产业、建筑、交通和消费四个城市重点领域的具体落实。     

中美创新战略规划政策工具比较研究

基于Rothwell和Zegveld的政策工具理论,以中国《“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和美国《2015年美国创新战略》的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对中美创新战略规划的政策工具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美两国使用的环境型政策工具最为频繁,同时中国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比率高于美国;两国使用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比例相当,但中国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内部机构不尽合理;两国使用最少的为需求型政策工具,中国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比例尤其低。与美国相比,中国在个别政策工具运用方面存在过溢、错位、缺位等不良现象,就此借鉴美国政策工具的运用经验,提出了完善中国创新战略规划政策工具布局的建议。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工具选择

与既往文献相比,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未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分析中,运用政策工具视角能增加研究解释力。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研究中,存在管制工具过多和内部政策工具不足的问题。完善政策工具选择应该引入“新治理”理念,选择市场化和社会化政策工具,围绕政策工具选择,优化政府自身组织形式。具体而言,通过市场化政策工具增加企业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动力,通过社会化政策工具提高社会与新能源汽车发展协同度,通过内部政策工具增强政府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引导力。     

论省级中观调控模式(上)

本文认为，研究省级中观调控必须突破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的“权利分割”思路和模式，建立一种在宏观调控大背景下省级中观自主调控的新模式。文章通过对工具型、非工具型两种经济政策的划分及其适用性的分析，论证了新模式建立的现实可能，同时，对这种模式的“非平衡增长”调控目标及其与宏观调控的“平非衔接”；以非工具型政策为主。工具型与非工具型相结合、多层次调控相配合的政策体系；新模式建立所涉及省级调控自身转变和宏观     

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货币政策无法保证宏观经济稳定,需要引入宏观审慎政策加强金融稳定管理。宏观审慎管理侧重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并维护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侧重维护价格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二者并非完全独立而且相互影响。为了更好地提高宏观政策配合有效性和实施好经济管理,要把握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目标定位、执行和测度的兼容性,加强宏观审慎工具和货币政策工具在种类设置、使用规则、使用时机上的配合,统筹实施主体的权责设置、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政策边界及国际合作,在政策目标、操作工具、组织安排、微观机制等方面促进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实现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金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