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低碳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碳生产率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低碳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具有“U”型特征，且该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低碳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伴随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由负转正。鉴于此，提出激发数字经济节能减排活力、构建绿色低碳技术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效的相关建议，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参考。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数字经济日益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重点关注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探讨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内在机理。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和熵值法，分别构建城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绿色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度。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识别传导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不仅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而且对邻近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了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技术创新是驱动绿色经济效率优化的关键途径。政府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实施因地制宜的差异化政策，增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充分释放数字经济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带来的红利。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韧性的科学测度，利用中国2005—2019年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激发创业活跃度和创新活跃度两大机制最终促进市域经济韧性提升。(3)空间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提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4)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中西部城市及外围城市而言，东部城市及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市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更强。文章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含义：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是提升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吗?——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于重塑传统经济体系、推动资源有效整合，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通过耦合评价模型测度2011—2020年全国284个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普遍较低，但存在随着年份逐渐上升的趋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模型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善城市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更加显著。     

数字经济赋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用机制与动态调节效应研究

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是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在充分测度中国各省域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基础上，基于2013—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赋能作用。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中介效应检验显示，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和缓解财政压力两条路径赋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门槛回归发现，数字经济赋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存在显著的动态调节效应，在政府治理效率、财政透明度、技术创新氛围和人口密度四个变量的调节下，均呈现出正向且边际效用递增的动态特征。该研究的结论对于深刻理解“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这一现实问题具有一定的边际贡献。     

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熵值法测度了2007—2019年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动态空间收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时空分布、收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样本期内,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基本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而五大城市群间表现为非均衡特征。(2)从区域差异来看,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间差距,但城市群内部差异不大。(3)从收敛特征来看,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呈现显著的β收敛特征,加入影响因素后,收敛速度增加。(4)政府治理效率、地方政府竞争、数字普惠金融、人口规模和地方财政自给率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和人口规模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政府引导基金与数字产业发展：机制分析与效应检验

本文以2006—2018年273个城市为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政府引导作用基金对数字产业创新的影响。政府引导基金显著提升了数字产业创新水平，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成立。在机制方面，政府引导基金通过数字人力资本效应和数字物质资本效应间接促进数字产业创新；在异质性分析方面，政府引导基金提升了ICT企业匮乏型和三四五线城市的数字产业创新水平，但抑制了ICT企业密集型和一二线城市数字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将风险投资基金和政府引导基金的交乘项引入模型发现，风险投资基金削弱了政府引导基金对数字产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并且在ICT企业匮乏型和三四五线城市，政府引导基金发挥了引导效应，在ICT企业密集型和一二线城市，风险投资基金发挥了引导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与流动人口职业层次提升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职业层次提升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体现。本文利用2012—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流动人口职业层次指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职业层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流动人口职业层次提升；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积累提升其职业层次；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职业层次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效应，对跨省流动人口、长期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的影响更明显。本文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影响的文献，为政府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提升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应对外部冲击、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结合2011年至2019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可以增强本市的经济韧性，而且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市与周边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显著，而数字化程度的推动作用则并不显著；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会因为城市地理位置、行政级别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以及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间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因此，需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进城市间的经济活动联系，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结合城市特质规划数字产业布局，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激发城市创业活力、调节城乡收入分配机制，打通数字金融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间接路径。     

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在理论阐述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包含专利价值信息的创新指数测度中国城市创新质量，估计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多期双重差分法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同时，从长期来看，这种作用还表现出明显的条件收敛趋势。影响机制的检验表明，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和扩大消费市场规模是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创新质量提升的重要渠道。最后，门槛模型的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积极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表明“梅特卡夫法则”在城市创新系统中完全适用，并且在充分考虑创新资源配置、消费市场规模的调节下，城市创新系统中数字经济的动态溢出效果会进一步得到强化。     

数字产业集聚、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中国2005—2021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产业集聚、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产业集聚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依赖及工业化水平差异,数字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效应在一二线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非老工业城市的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集聚主要通过推动居民生活方式线上化转型和工业生产方式集约化转型赋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在地方政府竞争作用下,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强化了数字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而地方政府创新竞争的作用不明显。各地应结合城市发展特点积极推进数字产业集聚化发展,培育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新动能,充分释放数字产业集聚化发展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赋能效应。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新型城镇化:机制与检验

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06—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均呈现不同程度的跃升,并且两者走势趋同。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尤其是对新型城镇化的人口、生态和社会维度,但不利于空间城镇化的发展,并且对经济城镇化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期和区域异质性,即从“十一五”时期到“十三五”时期和从东部到西部,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呈现边际效用递增的特点。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受城市规模约束,并且依托数字技术的智慧城市建设能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文章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于数字经济发展视角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是否促进了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

把握数字经济与劳动力配置之间的关系，是现阶段中国加快经济转型、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本文阐释了数字经济促进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理论机理，构建城市层面的劳动力统一大市场指数，利用2011—2019年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提升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水平，同时降低了区域劳动力配置的均衡偏离程度。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能够降低就业转移成本、增加部门就业需求，扩大就业；数字经济有利于改善创业环境，鼓励居民创业；数字经济可以减少政府治理劳动力流动成本，提升政府公共治理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和不同类型的城市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本研究对各地更好地理解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机制，对于更科学地制定和调整治理策略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经济能否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兼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基于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且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当数字经济跨越门槛值后，对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促进作用呈递减趋势，对第三产业的促进作用则逐渐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存在基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非线性效应，随着市场化水平与政府效率的提升并跨越门槛值，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促进作用会进一步增强。空间杜宾模型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空间外溢效应作用于邻边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因此，应积极建设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加强数字核心技术供给，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融合，以便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城市出口产品质量 ———基于长三角地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以我国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 2006—2015 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间出口产品质量总体上存在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会显著提升城市出口产品质量,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中仍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推动出口产品结构高端化,进而提升城市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非私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提升作用;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数字经济对特大及以上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论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特殊性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状况直接影响政府的公信力。提高民族地区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必须全面了解少数民族人口对公共服务的特殊性需求和政府的实际公共服务产品供给效果,进行客观公正的研判,以此为基础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文章基于以上认识,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进行了理论界定,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贫困县公共服务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特殊性,指出了政府在公共服务能力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新时代提升民族地区贫困县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特殊要求。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科学衡量数字经济及其相关效应成为学界的热点议题。文章从知识与信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数字化治理与公共服务等维度，构建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了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空间统计分析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空间分异格局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异明显，呈现东部沿海城市及省会城市领先发展的态势，形成包括核心节点—次核心节点—省会级数字经济中心—市级数字经济中心的等级体系。分维度看，数字化服务与治理平均发展水平最高，产业数字化平均发展水平最低；城市间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差异最大，数字化服务与治理水平发展差异较小；城市间数字产业化维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维度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发展不平衡特征突出。ICT产业集聚、政府支持、人力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对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并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经过指标替换、样本剔除等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促进效果强于西部地区，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作用大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贸易成本降低是数字经济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两个重要途径。     

数字经济对市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数字经济对旅游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在城市尺度尚未检验其空间溢出效应及传导路径。为此，融合多源数据构建2011—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集，从时空维度对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中介效应模型对其空间溢出效应、空间传导机制及空间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2)数字经济不仅有利于本地旅游业发展质量的提高，而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邻近城市。(3)在高互联网地区和高市场化地区，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作用更为明显。(4)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旅游市场吸引力和旅游创业活跃度的方式有效激活了市场活力，进而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影响FDI区位选择吗？

本文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内在机理基础上，采用中国2011—2018年284个地级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数字经济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影响FDI的间接作用机制和系列异质性特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FDI的流入，并以间接影响制造业发展加速FDI流入，经过各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实施宽带中国的城市、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对强化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数字金融、刺激居民创业渠道影响FDI。这些发现为新时期中国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并稳定外资找到了新思路并提供了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