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制度环境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研究

将制度环境划分成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维度,以2003-2015年中国对121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为样本,利用随机前沿模型,研究了东道国多维制度环境因素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结果表明:东道国法律、监管质量和货币自由度等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有显著的制约作用;而东道国民主化程度、腐败控制、投资自由度以及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会显著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测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水平较低,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因此,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应客观评估东道国制度环境带来的投资效率损失,建立风险预警及应急制度;同时政府也应就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风险与东道国商讨,以保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利益。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壁垒与对策研究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历了跃升式的发展,然而受全球经济形势,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自身综合竞争实力的影响,中国企业在跨越了贸易壁垒后,受阻于各国日益加强的投资壁垒,加之中国企业尚未对此做出充分准备,导致其海外投资面临重重困境。文章分析了中国企业遭遇到的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巴西设置的投资壁垒,总结了现阶段投资壁垒的类型,包括国家经济安全、公司治理结构、社会责任、市场准入和不公平竞争五种壁垒,并在此基础上从企业和政府的角度提出对策和建议。     

技术-环境壁垒与企业的最佳投资模式选择——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

本文把技术-环境壁垒区分为创新性壁垒和差异性壁垒。在此基础上，利用Hotelling的线性双寡头模型分析了跨国企业为跨越进口国的差异性壁垒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佳进入模式选择。本文还把绿地投资的固定成本、东道国企业与跨国企业的技术差异、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以及市场竞争强度等作为影响企业选择最佳投资模式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当绿地投资的固定成本比较低时，并购将成为企业的最佳投资模式；跨国企业较之东道国企业拥有更明显的技术优势，跨国企业更愿意选择绿地投资方式；当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比较大，并且绿地投资对跨国企业来说是可行的，并购将成为跨国企业的最佳选择；市场竞争强度与进入方式选择之间并不呈现单调关系。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撤资壁垒及其政策启示

随着我国引资规模的增长,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现象也逐渐显现.然而,跨国公司从东道国市场的撤资也会遇到许多壁垒,撤资的实施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并存在一个时滞过程.本文运用波特的企业退出壁垒理论对跨国公司撤资的壁垒进行分析,并探讨了在华跨国公司撤资壁垒的存在给我国外资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政策启示.     

跨国公司FDI与中国经济发展

目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FDI)已经超过国际贸易,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和促进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就中国而言,中国经济发展极大地受益于FDI,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更多地吸引FDI,并使跨国公司的利益目标与中国的发展目标相结合,成为当前外资研究的重要课题。 外国直接投资助推中国经济。商务部的统计数据表明,1990年以来,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逐步增加。截至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企业境外可持续经营研究

在中国积极推动建设"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经营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受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要求和期望也越来越高。因此,为推进中国境外境外的可持续发展,应推进完善企业境外经营的相关法律体系,加强服务平台建设,强化政策咨询服务,推动企业主动适应东道国经营管制要求,全面评价投资风险,进一步提升中国境外经营与投资能力,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     

政治风险规避与中国企业的 OFDI 策略选择

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 )遭受损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企业可以通过选择合理的投资策略来规避风险,降低损失。文章基于2004－2013年?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提供的 OFDI 企业数据,利用二值选择模型、倾向得分匹配(PSM )法和条件 Logit 固定效应模型分别考察了我国企业面临东道国政治风险时的策略选择问题以及投资经验对政治风险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东道国政治风险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采取序贯式投资,投资经验可帮助企业规避和降低部分政治风险,提高企业在高政治风险东道国 OFDI 的概率;与生产性 OFDI 企业相比,销售宣传类 OFDI 企业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反应弹性较大,在具备投资经验后,对政治风险的敏感性降低。文章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如何有效地规避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和提高成功并购的概率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借鉴。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近代经济的影响——评《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由梁华博士撰写的《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一书深入研究了近代史中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丰富和深化了近代外商直接投资对中资企业"挤出效应"的认识。从经济史的角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扩展:一是利用计量经济模型继续深化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影响的实证分析,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中关键变量的实际效应,揭示其政策含义。二是以历史资料为基础,通过统计分析与理论总结,就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讨论与研究。三是利用典型地区或行业部门的案例,详尽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基于AHP的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环境评价

石油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诸多风险,在选择对外投资的目标区域时应综合考虑属地资源禀赋、针对目标油田的竞争对象、东道国经济政策、东道国政治和文化环境、属地油田技术条件、市场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结合多种影响因素,运用AHP方法,对美国、巴西、安哥拉、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六国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有助于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切实可行的"走出去"战略和措施。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国家风险评级与对策研究

为了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合理识别和评估东道国的国家风险，提高国家间投资合作的效率，本文以中资企业对外投资中面临的国家风险为主要研究对象，构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家风险评价体系。从投入产出角度，运用超效率DEA模型与Malmquist指数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从静态与动态的时间角度对2014—2018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风险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静态层面看，中南亚区域呈现较高的国家风险，我国应加强与东道国联系，重点关注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变化；欧洲地区特别是中东欧国家更适合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规模有待进一步扩大；西亚地区投资风险两极分化，我国应密切关注高风险国家投资风险的隐患，并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从动态层面看，通过Malmquist指数分析可知，研究年份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风险在逐步改善，国家管理的整体趋势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基于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在巴西直接投资:趋势与挑战

近年来,中国对巴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迅猛增长,双边经济合作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对巴西投资在投资结构、动因、行业和地域分布等方面都呈现出一些积极的变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巴西仍然面临着来自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诸多挑战。本文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对巴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趋势特点和中国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我国对外投资环境保护问题对策研究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走出去"的开放战略得以成功实施,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稳步走向世界,它们在促进我国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遭遇了包括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障碍与困惑。基于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环境保护方面显现的问题,把环境保护工作摆上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战略位置,完善对境外投资的体制机制,必将既为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创造条件,也为世界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跨国企业跨国并购与新建选择的博弈分析

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面临两种进入方式的选择:并购进入和新建投资进入。文章在现有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博弈论的视角,通过建立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博弈模型,将不同投资方式收益的影响因素纳入模型中进行定量的比较分析,得出选择最佳进入方式的决策框架,并针对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我国企业跨国投资进入方式的最佳选择。     

跨国投资活动中的经验学习和经验误用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企业对拉美投资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对拉美国家投资的微观数据,分析了对外投资过程中经验学习和经验误用调节国家距离对跨国投资绩效影响效果的差异性。研究表明：国家距离对企业跨国投资活动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制度维度和地理维度的阻碍作用要强于文化维度。此外,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经验主要体现出经验学习效应,而在区域以及全球非东道国的投资经验均表现出明显的经验误用效应。本文就中国企业规避跨国投资风险提出了若干理论解释和投资战略建议。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从微观企业的层面,利用200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建构面板,通过Tobit模型并结合实际案例,充分考虑了中国对非洲OFDI在行业结构、企业所有制、东道国空间分布上呈现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研究了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政府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非国有企业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中国对非投资聚焦的行业也逐步从地质勘查与开发等资源型行业转向了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中国企业在非投资的子公司逐步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计量模型结果显示,东道国的属性及其与中国的政治、经济邻近性共同决定了中国在非洲OFDI的空间分布;作为非洲投资的后来者,中国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往往选择投资不足、政治相对不稳定的国家或地区,以避免与发达国家的投资者正面竞争,并获得更大的利润;2009年以后,中国企业资源导向型投资逐渐减少,转变为以市场导向型投资为主。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及 量化评估模型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也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拥有广泛发展前景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由于政治风险影响力大、辐射面广、破坏力强,已严重影响我国海外投资的安全和利益,同时也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然而,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无论从历史还是经验看,往往对政治风险认识不足,也缺乏防范工具和防范策略。因此,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如何对东道国政治风险进行界定、分析和评估,显得愈加重要和迫切。虽然国内学者已就政治风险分析评估做了大量研究,但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本文盘点了我国企业遭遇的政治风险种类,并通过引入理论模型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进行量化分析,有助于我国企业对世界各国政治风险的量化评估;在此基础上结合趋势分析法充分反映现代政治风险的特性,有效预测东道国政治风险。     

国际化经验、东道国环境与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1891项投资项目数据,本文研究了国际化经验、东道国环境与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决策中,国际化经验与东道国环境条件之间是互补和替代关系,国际化经验实际上是淡化了区位决策中东道国禀赋因素的正向效应,同时淡化了东道国成本因素的负向效应,弱化了所有东道国条件在区位决策中的价值,使跨国企业可以更多的根据内部资源来进行决策,这使得一些原先不具有吸引力的东道国也可能成为投资的目的地,这一发现有别于前人的认知。     

转型中的日本在华直接投资

小岛清认为日本跨国直接投资是看重东道国低成本优势的"出口导向型"直接投资。小岛清提出的模型和观点是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国外直接投资实践的理论总结,但在相隔了的二三十年之后,日本企业的投资模式是否产生了变化?在中国面临产业升级的今天,如何重新认识与利用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就显得格外重要。     

中国企业投资非洲面临的政治风险及应对策略

非洲以其资源和市场优势,逐步成为中国企业主要的海外目标市场和投资目的地。中国企业经营非洲的过程中面临着各类风险,尤以政治风险为甚。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具体案例,解析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和经营过程中在非洲所处的政治风险环境和状态,并对中国企业在非洲所遇到的政治风险状态、成因进行论述,提出了应对风险的策略建议。     

东道国金融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

本文使用多值选择模型，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中国企业越倾向于以合资或并购的方式进行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中国企业倾向于绿地新建投资。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对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低的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反之则选择绿地新建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非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构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收益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并购的投资模式；相反，则越倾向于绿地新建模式。第三，互联网发展和制度质量对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调节效应。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境投资时要密切关注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情况；中国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加强金融监管、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推进金融创新等方面，以加强与东道国的金融合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金融支持；应根据东道国信息通信技术建设情况和制度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投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