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基于规制行政垄断的视角

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作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和规制行政垄断的重大制度安排,《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助于优化市场竞争环境,破除妨碍要素和资源自由流动的障碍,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2012-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该制度实施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可以显著提升行政垄断行业内企业的创新水平,且更多表现为实质性创新水平的提升。渠道检验表明,该制度主要通过政府补贴、信贷配给和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该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非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此外,产业政策会削弱《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创新促进作用。文章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效果提供了评价依据,而且对于深化垄断行业规制改革、推动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竞争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规制行政垄断,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建设的重要保障。本文从限制行政垄断型的竞争政策角度出发,分析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论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十分显著。机制分析显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提升行业竞争水平、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企业间信贷资源误配程度,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并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民营大企业和受中低补贴程度的企业有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一定程度上能够弱化行政垄断的所有制歧视和提高补贴政策的中性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创新效率增进效应显著,但创新资源配置效应整体不明显,分行业检验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产业集中度高、分工联系紧密和创新力较强行业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显著。本文对我国统筹竞争政策与创新政策、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改进企业创新激励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公平竞争审查与政府补贴竞争中性

政府补贴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具有克服市场失灵、激励企业创新及引导产业升级转型等作用。然而,由于政府补贴政策制定及其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重国企轻民企的现象,导致我国政府补贴呈现出非竞争中性的特点。鉴于此,文章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我国的落地推进为契机,研究了公平竞争审查这一“事前规制”形式的竞争政策是否能够有效缓解政府补贴的非竞争中性问题。研究发现,在政府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政府补贴获取上的差异显著缩小,政府补贴的竞争中性原则更好地得到了实现。同时,文章从政策制定机关推进公平竞争审查的内在驱动力强度以及企业自身对政府补贴的竞争意愿强弱两个角度,进一步探究了公平竞争审查对政府补贴竞争中性影响的差异,发现小微企业在地区经济中的重要性程度、政府资金在企业研发经费中占比高低、行业垄断性与儒家文化等因素会影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缓解政府补贴非竞争中性问题上的实施效果。文章的研究对优化我国政府补贴政策向竞争中性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平竞争与企业生产率：配置优化还是竞争逃离？

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及歧视性干预造成了竞争的缺失和竞争的不公平,严重损害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对政府规制行为的再规制,是竞争政策的具体化,可以发挥优化资源配置效应和竞争逃离效应提升企业生产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对受冲击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制度推行逐渐深化。这一正向影响在低初始生产率及国有企业等低效率企业中尤为显著,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中显著提升了市场主体而非生产要素的公平竞争,以致竞争逃离效应显著而优化资源配置效应不足。而抑制企业寻租活动、破除地方保护和规制行政垄断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提高市场竞争程度,进而激发低效率企业竞争逃离效应的重要渠道机制。研究结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及强化公平竞争政策地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要素供给与企业数字化水平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引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水平;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力度强的地区更明显;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通过增加技术、人才、资本和数据要素供给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补贴政策之间有显著的政策协同效应。本文对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要素市场变革和促进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垂直结构、资源误置与产业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市场逐步内生形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市场结构在上下游产业非对称分布的竞争格局。本文通过构建上游国有企业为多寡头,下游民营企业为垄断竞争的"垂直结构"模型,然后将"交互补贴"政策嵌入"垂直结构"模型中,从下游市场企业进入数量的角度,考察"垂直结构"模式和"交互补贴"政策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模型分析表明:"垂直结构"模式使得下游民营企业存在进入不足倾向,导致了资源误置,降低了社会总福利。而"交互补贴"政策则进一步恶化了"垂直结构"的负面影响。本文提出,未来的产业政策选择可考虑实施"上游征税、下游补贴",该政策可以有效促进国有企业利润再分配,鼓励民营企业进入,从而减缓垂直结构导致的资源误置,提升社会总福利。     

高技术产业链中下游企业数量对排他性交易的影响研究

以高技术产业链为背景,构建了上游双寡头和下游垄断竞争的排他性交易模型,分析了上下游企业排他性交易博弈过程。模型显示,大联盟的上游高技术主导企业能够利用下游企业的数量及其转换成本,形成中间产品的价格歧视、市场封闭和进入壁垒等市场势力,从而获得超额利润。研究结果表明,下游企业数量及其转换成本对市场结构及上下游企业的产出和利润产出均有关键的影响,应鼓励新的下游企业进入市场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均衡发展,并降低转换成本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公平竞争。     

“递进”买方势力视角下两部收费制的规制机理研究--兼论政府反垄断部门应对策略

近年来,两部收费制策略引发的反垄断案件频发,下游买方势力的逐渐增强使得纵向控制规制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以往研究对买方势力动态变化影响企业策略性决策以及弱化上游市场竞争的问题关注不足。基于此,构建由上游在位者、潜在进入者和下游零售商组成的纵向产业链模型,以下游零售商买方势力的递进变化为切入点,深度剖析两部收费制策略的内在规制机理。结果表明:当下游企业没有买方势力或者具有较弱的抗衡势力时,两部收费制策略从本质上并未弱化上游市场竞争。然而,一旦潜在进入者无法打破在位者建立的进入壁垒,在位者便会充分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转售价格维持、搭售等一系列纵向控制手段,进而弱化上游市场竞争,以期实现“一家独大”。当下游企业主导交易时,在满足一定条件下,通道费合约会产生排他效应,其弱化上游竞争的程度有限。因此,政府反垄断部门制定规制政策应充分考虑企业纵向控制和逆纵向控制行为。     

电信企业基于价格行为的纵向市场圈定与接入规制

电信企业能否达到纵向市场圈定目的,与实施市场圈定的企业和被圈定企业在下游市场的成本差异有关。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电信企业基于价格行为的纵向市场圈定与接入规制问题。研究发现,当主导企业的下游附属企业具有成本优势时,则其通过实施价格策略性行为能够达到纵向市场圈定目的;当其处于成本劣势时,则不能通过价格行为实现纵向市场圈定。因此,规制机构在制定接入规制政策时,应根据下游市场两个企业的成本差异选择合理的接入规制方法。当新进入企业成本较低时,可采取有效成分接入定价法和由市场决定接入价格的两种接入规制方法;当两者成本相同时,可采取激励性接入规制方法;当新进入企业成本较高时,可对两者实行不对称接入规制。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会降低企业避税程度吗?

财税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常用方式,税收优惠政策对市场公平竞争具有重大影响。审查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平性,是在税收领域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务实之举。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公司的面板数据,将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作为分析工具,探讨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区域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显著降低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的避税程度。机制检验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促进税收扶持中性和市场竞争中性,从而抑制企业税收规避动机。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税收规避抑制效应在地方政府问责制完善、地区营商环境差、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程度高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差的样本中更为明显。文章丰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行政垄断规制的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提供政策参考。     

品牌作为进入壁垒的经济学分析

进入壁垒是新厂商进入特定产业（市场）所面临的一系列障碍,它是影响市场结构的重要因素。传统产业经济学研究的进入壁垒一般基于厂商的非对称优势壁垒（如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等）或制度性壁垒（如政策、法律等）。但是,在高度市场化和宏观产业政策一定的条件下,非对称优势和制度性因素都无法真正成为阻碍厂商进入的壁垒。在消费者选择条件下,由品牌构筑起的进入壁垒将成为厂商竞争最重要的壁垒形式之一。     

垂直结构、产业政策与社会福利

经过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逐步形成了一种上游国有企业占主导,下游民营企业为主的"垂直结构".文章借鉴Melitz(2003),将异质性企业模型引入下游民营企业,建立了一个上游国有企业垄断、下游异质性民营企业垄断竞争的理论模型,并将上游"竞争自由化"和"上游征税、下游补贴"政策分别嵌入模型,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参数校准,定量研究了不同产业政策的影响.结果 发现,上游"竞争自由化"政策能使下游民营企业数量和社会福利分别增加188.70％和120.71％,而少量征税率和补贴率组合下的"上游征税、下游补贴"政策不仅能使下游民营企业数量和社会福利分别增加4.93％--332.90％和3.43％--162.28％,而且上游国企的利润也会因为下游企业数量和中间品需求的增加而提高,实现了上下游企业的"双赢".因此,两种产业政策都具备有效性,但"上游征税、下游补贴"政策更具有现实可行性,政府应当优先考虑采用"上游征税、下游补贴"的产业政策,同时逐渐放开非战略性上游产业的市场准入,以促进合理生产结构的形成,提升总体社会福利.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模式的问题及其完善建议

与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事后规制相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规制行政垄断提供了一种新方式,即事先审查、自我审查。通过集中讨论审查制度中审查模式部分,从审查主体出发,探讨自我审查模式带来的审查主体动力不足与审查主体能力欠缺两方面问题,并提出引入激励机制、实施奖励补贴、开展业务培训、完善第三方评估等解决方法,从而进一步细化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营造开放、有序的营商环境奠定基础。     

科技创新政策评估路径检视及体系化调整

科技创新政策评估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其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理念、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高度耦合性。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突出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的独特性，有益于矫正科技创新政策评估范式的逻辑偏失，反思与拓补行政导向下的封闭式评估体系。现行科技创新政策评估存在标准模糊、方式偏差、主体缺位及结果虚置等问题，可以公平竞争审查为切入点，实现科技创新政策评估体系化调整，着重理念匡正、程序治理、标准建设、结果回应以及责权明确的适用理路，最终推动科技创新政策评估走向治理现代化。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本文以“十一五”以来环境规制政策的实质性推进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1年《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得到的微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DID)，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对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效果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环境规制对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创新补偿机制实现，市场结构变动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不明显，遵循成本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为负；环境规制政策对高污染行业和中部地区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效果更强。     

行政垄断规制与企业投资水平——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统一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着力点。从微观企业的投资总量入手，使用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DID模型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探讨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层面行政垄断会通过推动企业投资而拉动本地经济增长，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将相对抑制高行政垄断地区的企业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相对抑制作用在过度投资水平越高、全要素生产率越低、市场集中度越高、市场化进程越低、利润越高、收入越稳定、政府补贴越多、融资约束越低、银行借款越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投资的相对抑制作用在主体越受庇护、市场机制越完善、内外源融资来源越多的情况下呈现了更为显著的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通过抑制行政垄断的庇护渠道而影响企业投资的。     

简析行业协会对市场竞争的双重功能——兼评《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

行业协会对市场竞争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行业协会能协助政府制定竞争政策,维护竞争秩序,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行业协会为避免激烈的市场竞争,总是企图削弱和排除竞争,从而产生限制竞争行为。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增加了关于行业协会限制竞争的规定,成为规制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最有效的法律制度。     

服务业外资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历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我国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外资开放显著促进了下游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并且在考虑内生性及使用替换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基于企业、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新生企业、接近国际技术前沿行业和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企业中;从影响机制来看,服务业外资开放有效降低了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从而促使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同时也会吸引更多下游企业进入市场,通过竞争效应引致企业创新。     

市场公平竞争审查:多重博弈与制度优化

公平竞争审查在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自由公平竞争方面具有突出的制度性价值.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博弈论已成为研究存在冲突与合作的群体互动及其理性决策的基本工具.将博弈论纳入产业政策与竞争法学的分析框架,可有效识别和解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运行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法律问题及其根本动因,进而在制度激励及其稳定性与制度弹性及其可进化性之间形成合理预期.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涉及央地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多重博弈关系,并具体呈现出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府际权力博弈以及围绕公共利益的政府与市场间的对抗性博弈或"通谋共生"等.研究建议,通过系统地构建具有相容性的行政激励与监督治理体系,促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持续优化,从而提升市场经济效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科技创新政策评估路径检视及体系化调整——以公平竞争审查为切入点

科技创新政策评估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其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理念、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高度耦合性。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突出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的独特性,有益于矫正科技创新政策评估范式的逻辑偏失,反思与拓补行政导向下的封闭式评估体系。现行科技创新政策评估存在标准模糊、方式偏差、主体缺位及结果虚置等问题,可以公平竞争审查为切入点,实现科技创新政策评估体系化调整,着重理念匡正、程序治理、标准建设、结果回应以及责权明确的适用理路,最终推动科技创新政策评估走向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