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规制行政垄断,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建设的重要保障。本文从限制行政垄断型的竞争政策角度出发,分析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论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十分显著。机制分析显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提升行业竞争水平、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企业间信贷资源误配程度,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并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民营大企业和受中低补贴程度的企业有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一定程度上能够弱化行政垄断的所有制歧视和提高补贴政策的中性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创新效率增进效应显著,但创新资源配置效应整体不明显,分行业检验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产业集中度高、分工联系紧密和创新力较强行业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显著。本文对我国统筹竞争政策与创新政策、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改进企业创新激励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公平竞争审查与政府补贴竞争中性

政府补贴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具有克服市场失灵、激励企业创新及引导产业升级转型等作用。然而,由于政府补贴政策制定及其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重国企轻民企的现象,导致我国政府补贴呈现出非竞争中性的特点。鉴于此,文章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我国的落地推进为契机,研究了公平竞争审查这一“事前规制”形式的竞争政策是否能够有效缓解政府补贴的非竞争中性问题。研究发现,在政府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政府补贴获取上的差异显著缩小,政府补贴的竞争中性原则更好地得到了实现。同时,文章从政策制定机关推进公平竞争审查的内在驱动力强度以及企业自身对政府补贴的竞争意愿强弱两个角度,进一步探究了公平竞争审查对政府补贴竞争中性影响的差异,发现小微企业在地区经济中的重要性程度、政府资金在企业研发经费中占比高低、行业垄断性与儒家文化等因素会影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缓解政府补贴非竞争中性问题上的实施效果。文章的研究对优化我国政府补贴政策向竞争中性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会降低企业避税程度吗?

财税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常用方式,税收优惠政策对市场公平竞争具有重大影响。审查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平性,是在税收领域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务实之举。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公司的面板数据,将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作为分析工具,探讨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区域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显著降低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的避税程度。机制检验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促进税收扶持中性和市场竞争中性,从而抑制企业税收规避动机。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税收规避抑制效应在地方政府问责制完善、地区营商环境差、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程度高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差的样本中更为明显。文章丰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行政垄断规制的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提供政策参考。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基于规制行政垄断的视角

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作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和规制行政垄断的重大制度安排,《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助于优化市场竞争环境,破除妨碍要素和资源自由流动的障碍,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2012-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该制度实施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可以显著提升行政垄断行业内企业的创新水平,且更多表现为实质性创新水平的提升。渠道检验表明,该制度主要通过政府补贴、信贷配给和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该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非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此外,产业政策会削弱《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创新促进作用。文章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效果提供了评价依据,而且对于深化垄断行业规制改革、推动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要素供给与企业数字化水平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引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水平;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力度强的地区更明显;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通过增加技术、人才、资本和数据要素供给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补贴政策之间有显著的政策协同效应。本文对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要素市场变革和促进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非对称竞争与企业创新——来自《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的证据

“上游市场垄断、下游市场竞争”的非对称竞争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产业链整体效率和创新水平的提升。随着竞争政策的深入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助于规制地方政策制定行为，降低行业进入壁垒、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将深刻改变非对称竞争格局。本文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对上下游制度性壁垒产生的差异化影响，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非对称竞争格局改变对企业研发创新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通过削弱上游制度性优势来改善非对称竞争格局，并促使上游企业增加相对创新产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既规制了制度性行业壁垒带来的“隐性补贴”,削弱了上游企业的市场势力和纵向加价能力；同时也削减了政府补助、税收优惠和信贷倾斜等“显性补贴”,增加企业成本并减弱了企业向下游转嫁成本的能力。市场压力和成本压力共同促使上游企业转向创新发展。本文为竞争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纵向视角的经验支持。     

行政垄断规制与企业投资水平——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统一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着力点。从微观企业的投资总量入手，使用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DID模型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探讨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层面行政垄断会通过推动企业投资而拉动本地经济增长，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将相对抑制高行政垄断地区的企业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相对抑制作用在过度投资水平越高、全要素生产率越低、市场集中度越高、市场化进程越低、利润越高、收入越稳定、政府补贴越多、融资约束越低、银行借款越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投资的相对抑制作用在主体越受庇护、市场机制越完善、内外源融资来源越多的情况下呈现了更为显著的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通过抑制行政垄断的庇护渠道而影响企业投资的。     

行政垄断加剧了企业生存风险吗?

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定量地评价行政垄断与企业战略选择之间的关系,对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以及改善企业生存的制度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既有研究中,行政垄断的政策效应分析较少深入到微观企业层面,特别是从企业生存的视角来进行的评估.文章采用PSM-Cox比例风险模型,以企业微观数据首次检验了行政垄断对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表明,行政垄断对制造业企业的生存风险产生了显著效应,即以行政垄断为代表的政府干预会加剧企业生存风险.同时,行政垄断对不同所有制、地区及行业的企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会显著加剧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及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的生存风险.而行政垄断对企业生产率、企业创新与寻租行为所产生的效应或许是本文总体结论的重要解释.     

市场公平竞争审查:多重博弈与制度优化

公平竞争审查在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自由公平竞争方面具有突出的制度性价值.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博弈论已成为研究存在冲突与合作的群体互动及其理性决策的基本工具.将博弈论纳入产业政策与竞争法学的分析框架,可有效识别和解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运行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法律问题及其根本动因,进而在制度激励及其稳定性与制度弹性及其可进化性之间形成合理预期.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涉及央地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多重博弈关系,并具体呈现出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府际权力博弈以及围绕公共利益的政府与市场间的对抗性博弈或"通谋共生"等.研究建议,通过系统地构建具有相容性的行政激励与监督治理体系,促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持续优化,从而提升市场经济效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进口自由化、竞争与本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加入WTO的一个自然实验

在一个自然实验的框架下,本文考察了加入WTO后进口自由化带来的进口竞争对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利用一个大规模的微观数据集,本文得到了以下结果:(1)进口竞争促进了本土企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2)进口竞争对效率不同的企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它阻碍了低效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促进了高效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3)进口竞争对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激励效应和规模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低效率企业,进口竞争负向作用的规模效应超过了正向作用的激励效应,因而,进口竞争阻碍了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相反,对于高效率企业,进口竞争正向作用的激励效应超过了负向作用的规模效应,甚至获得了正的规模效应,因而,进口竞争促进了它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破行政垄断之弊能否去产能过剩之势?——基于出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破除垄断、维护公平竞争是确保市场有效运行的核心和灵魂.文章利用国有上市公司2013-2019年的财务数据,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颁布为切入点,从产能利用率升降的角度实证分析了规制行政垄断与国企去产能的关系.研究发现,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提高国企的产能利用率,当国企处于产能过剩行业时,这种效果尤为显著.渠道检验的结果表明,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切断地方政府的"输血"式补贴和银行的融资便利性,倒逼国企通过出清落后产能和提高投资效率的"造血"方式来应对市场竞争.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国企治理水平越低、自身融资约束越大时,规制行政垄断去产能的效果越好;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与地方国企关系的紧密程度亦会影响规制行政垄断去产能的效果.文章从资源配置层面扩展了"反垄断政策"效果的研究视角,为后续深入探讨"去产能"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何以畅通国内大循环?——基于区域间贸易的证据

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分割、促进商品和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是中国实现国内大循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区域间贸易视角，考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的政策效果，研究结果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区域间贸易发展，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有效措施；究其作用机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通过降低地区市场分割、改善地区资源错配程度促进区域间贸易的发展；在出口处于相对劣势的地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区域间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验证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政策效果，对我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一定启示。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模式的问题及其完善建议

与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事后规制相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规制行政垄断提供了一种新方式,即事先审查、自我审查。通过集中讨论审查制度中审查模式部分,从审查主体出发,探讨自我审查模式带来的审查主体动力不足与审查主体能力欠缺两方面问题,并提出引入激励机制、实施奖励补贴、开展业务培训、完善第三方评估等解决方法,从而进一步细化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营造开放、有序的营商环境奠定基础。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地方政府回应与企业生产率

本文基于2009—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验证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实施的生产率效应;同时考察地方政府回应政策的积极性差异是否改变该产业政策的生产率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生产率;而在积极回应政策的地区,该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生产率促进作用更强。该生产率效应还呈现累积特征,但在不积极回应政策的地区,前期生产率累积特征不显著。产业政策的间接引导工具有效性检验结果显示,在积极回应政策的地区,地方政府显著加强研发补贴、信贷支持和税收激励这三种间接引导工具的实施力度;而在不积极回应政策的地区,三种工具实施力度均无显著变化。     

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集聚效应还是选择效应?

准确识别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对于开发区的效率评价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次从"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两个方面对开发区影响生产率的渠道进行了论证,进而运用Combes et al.(2012)的方法对开发区和非开发区的生产率分布进行了系统比较,并定量识别了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研究发现:(1)"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都显著提高了开发区的生产率水平;(2)平均而言,开发区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主要源自"集聚效应",但是这种"集聚效应"持续期非常短,在开发区成立三年后就基本消失。由制度和政策优惠所形成"选择效应"则是开发区长期生产率优势的主要源泉;(3)民营、小规模、年轻的低效率企业从"集聚效应"中获益更大,这一方面意味着开发区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说明开发区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促进了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     

“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

基于"营改增"改革的准自然实验,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提升了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税改前增值税税负越重,政策效应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越大。异质性检验表明,"营改增"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中介机制分析发现,"营改增"政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规模效应、提升劳动产出效率以及促进研发投入这四条路径来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在上述路径中受益程度更显著。研究结论为减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政府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产业集聚、产业结构优化与企业生产率——基于国家级开发区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开发区数据,研究开发区内产业集聚效应与结构优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设立开发区的地区企业生产率更高,集聚效应有助于提升产业生产率,但是产业结构优化过程抑制了生产率.②考虑到产业集聚效应和结构优化相伴而生,其对企业生产率提升存在协同效应,其趋势是先下降后上升,呈现出“(＼)(/)”形特征.经济集聚过程中存在负向的拥挤效应,前期拥挤效应相对更大,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集聚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使得正向效应增大,总的净效应增大.③其协同效应在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拐点出现的时间早一年,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本文建议合适的政策应当持之以恒和因地制宜,积极主动的政府指导可以减小拥挤效应.     

区域减税政策与企业生产率:学习效应与选择效应

准确识别区域减税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及机制,对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将西部大开发的区域减税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验证了其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税政策主要通过学习效应和选择效应发挥积极作用,低生产率企业对减税政策的敏感性更强,存在效率提升的优势;此外,减税政策使西部企业的生产率分布更加集中,资源配置效率得到较大提升.文章的研究为区域发展和精准施策提供了重要借鉴.     

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1-2017年中国沿海省份的数据,借助ML模型测算了中国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海洋经济GTFP有所提升,技术效率是GTFP提升的主要内部驱动力.进一步从政府环境投资和企业排污费两个角度选取环境规制指标,以GTFP作为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指标,实证检验了二者关系在时间维度和强度维度上的差异.研究认为,在时间维度上,当期及滞后期的环境规制均可显著提升海洋经济GTFP;在强度维度上,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GTFP的影响存在一个门槛,大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GTFP的正向影响显著提升.最后,文章从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政策和鼓励创新等角度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市群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的研究

在国家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下,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城市群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显著提高了区域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表明城市群政策有助于优化初次收入分配制度,使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缓解政府干预下企业对资本要素的过度投资以及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作用路径。当企业所在地的行政垄断程度较高、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或者企业的劳动与资本要素互补关系较强时,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更加显著。此外,城市群政策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而非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同时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从而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内涵。纳入城市群政策的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均得到显著提升,且不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这排除了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城市群政策经济后果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文献,而且对于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