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的跨国投资行为日渐活跃,人民币汇率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我们发现,人民币汇率升值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汇率波动抑制对外直接投资,而汇率预期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相对劳动力成本及资源禀赋等,也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容忽视的因素,但东道国开放程度及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应当考虑"走出去"等一揽子战略的配套和协调。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2005—2009年中国与51个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源禀赋、技术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外资开放度及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汇率水平和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促进和优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建议。     

多维制度环境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研究

将制度环境划分成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维度,以2003-2015年中国对121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为样本,利用随机前沿模型,研究了东道国多维制度环境因素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结果表明:东道国法律、监管质量和货币自由度等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有显著的制约作用;而东道国民主化程度、腐败控制、投资自由度以及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会显著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测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水平较低,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因此,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应客观评估东道国制度环境带来的投资效率损失,建立风险预警及应急制度;同时政府也应就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风险与东道国商讨,以保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利益。     

中国ODI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的分析视角

笔者从东道国的视角,研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相关因子并构建理论模型,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以及东道国的研发资本存量,选取相关数据分析比较东道国的相关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东道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首要因素,但东道国通过专利溢出的研发资本存量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子。     

国际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间的博弈模型

东道国政府的外资政策框架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东道国的区位吸引力，从而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主要从东道国的立场出发，尝试构建以东道国利益为核心、以东道国政府外资政策最优设计为目的的博弈模型，分析跨国直接投资活动中东道国和跨国公司的行为和策略。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争论主题。运用引力模型,对中国FD I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但对从东道国的进口却具有替代效应。因此,大力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中国的对外出口、绕开东道国贸易壁垒的重要途径。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文章选取中国对东盟各国2003—2017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等相关数据,应用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建模方法,借助空间误差和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的水平及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结论是:各变量的系数多为显著,中国的投资会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及第三国的互补效应;东道国的市场潜力和劳动力工资水平与投资存量呈负相关关系,而东道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更加丰富的自然资源会促进中国对其的投资。据此,文章提出确定区域聚集点,以东道国的不同的区位优势和要素禀赋选择投资区域等政策建议。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国别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技术回归

本文首先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进行了分析,然后以2003-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3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东道国研发（R&D）支出、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能力、制度环境是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正相关因素。同时,本文以技术差距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差距存在单一门槛值,当中国与东道国之间技术差距较大时,技术差距对逆向技术溢出产生了正向影响;当技术差距缩小后,正相关关系仍然存在,但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决定因素——基于2000-201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特质的分析,从投资战略和不同性质东道国分类等全新的角度构建我国ODI投资的模式和分析框架.本文贡献在于全面考虑影响中国ODI的市场、自然资源、技术管理、金融服务、贸易壁垒、通货膨胀与双边汇率等因素作用的强度和效果;选取我国对外投资前100名中具有代表性的73个国家2000年至2010年的面板数据,依据不同东道国类型ODI动因差异,采用分类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得出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低度开发国家不同的投资模式.本文研究为进一步确定我国对不同东道国ODI的发展目标及今后政府对我国ODI发展相应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基于AHP的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环境评价

石油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诸多风险,在选择对外投资的目标区域时应综合考虑属地资源禀赋、针对目标油田的竞争对象、东道国经济政策、东道国政治和文化环境、属地油田技术条件、市场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结合多种影响因素,运用AHP方法,对美国、巴西、安哥拉、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六国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有助于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切实可行的"走出去"战略和措施。     

双边政治关系、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投票行为作为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以中国对89个国家2003—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整体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受到双边政治关系的显著影响,政治关系的亲密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东道国制度质量可以降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双边政治关系的敏感度,且制度质量的调节只能在中国对比自己制度质量高的国家投资时发挥作用。以2008年为分界点,后危机时代双边政治关系对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双边政治关系的经济效应也会显著地受到东道国制度质量的调节。此外,中国改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关系,可以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东道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理论探析

传统的西方直接投资理论都是立足于投资国，而对于东道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为缺乏分析。由于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是涉及到投资方与引资方两个主体的交易行为，因此，抛开引资方(即东道国)来谈国际直接投资必然是片面的。当今世界，东道国的状况如何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很有必要研究东道国利用外资的行为。为此，试图从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推导出东道国吸引外国投资行为的理论。     

出口经验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从微观角度探究企业出口经验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模型表明,企业利用出口经验减少信息摩擦从而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门槛。利用2000—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发现：出口经验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在东道国直接投资的概率,且在企业更加需要市场信息的场景中起作用：出口经验不仅能促进贸易型投资、研发型投资以及绿地投资,还能促进民营企业的投资行为;在排除了企业运输成本以及贸易风险规避的替代性假说后,可以认为出口经验通过缓解信息摩擦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为运用我国出口优势,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提高对外开放韧性提供了启示。     

基于模糊一致矩阵的我国 对外直接投资宏观风险分析

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复杂多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风险明显增大。判断与衡量东道国宏观风险状况,成为投资决策的重要前提。本文在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与政策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和行业风险等宏观风险基础上,选取对外直接投资限制性指数、不变价格GDP的变化率、利率以及破产企业数四个指标,运用模糊一致矩阵方法,对我国较为重要的投资东道国--十五个OECD成员的宏观投资风险进行了衡量和排序,提供了判断与衡量东道国宏观风险的思路与方法。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及潜力测度——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分析

文章通过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基从全样本和东道国收入双重视角,定量估计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与中国GDP,东道国GDP、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程度、沿海,以及东道国与中国有共同边界及签订自贸协定或合作组织呈正相关关系,与东道国工资水平及中国与东道国之间距离呈负相关关系。而从东道国收入分类视角测度的距离、东道国工资水平以及基础设施水平等因素影响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方向及程度大相径庭。基于扩展投资引力模型将沿线东道国分为"投资过少"、"投资适中"和"投资过剩"三类。     

对外直接投资与农产品贸易——基于中国与亚欧中部国家的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与亚欧中部国家2003-2017年农产品贸易的面板数据,就中国对亚欧中部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双方农产品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报告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农产品贸易的现状,通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中的莫兰检验、总体模型回归分析、空间效应分解等实证方法,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利于中国与东道国的农产品贸易,二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但对中国与东道国周边国家农产品贸易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基于此,文章建议在中国与亚欧中部国家农业合作的过程中,在重点国家投资一批重点项目,发挥其示范效应,提高东道国的农业生产能力,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域互联互通,降低贸易成本,以通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来提升进出口农产品的质量.     

东道国金融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

本文使用多值选择模型，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中国企业越倾向于以合资或并购的方式进行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中国企业倾向于绿地新建投资。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对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低的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反之则选择绿地新建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非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构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收益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并购的投资模式；相反，则越倾向于绿地新建模式。第三，互联网发展和制度质量对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调节效应。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境投资时要密切关注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情况；中国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加强金融监管、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推进金融创新等方面，以加强与东道国的金融合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金融支持；应根据东道国信息通信技术建设情况和制度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投资政策。     

基于引力模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一直受到各国的普遍关注。通过利用2004—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借鉴"引力模型"原理,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得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双边贸易额,经济距离以及工资水平等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中国企业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时,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做出最佳决策。     

东道国因素与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特征

国际直接投资时空分布的差异性对忽视东道国因素的西方国际投资理论提出了挑战。东道国因素对国际生产资本地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是东道国因素与投资主体综合作用的结果,东道国环境、体制、政策系统的状态特征决定了东道国外资特征。     

浅析对华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和母国的经济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近年来,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从东道国——中国的角度出发,从经济因素、自然禀赋、法规政策三个方面来分析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