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东中西部的区域比较

交通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网络性特征,使得它在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影响着临近区域的经济发展.本文利用我国2001-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并在模型中加入代表不同经济含义的空间权重矩阵,考察了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这种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通过经济联系发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大于简单相邻关系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对于东部和西部,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最显著;从不同的交通方式看,铁路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大于公路的空间溢出效应.     

高铁开通与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引擎”还是“过道”?

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旅游生活需求之重要前提。我国高铁快速发展,高铁开通是成为推动区域旅游发展的“引擎”,还是仅起到交通“过道”的作用,这需要通过有效的方法予以甄别。本文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渐进型双重差分法评估了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年份、城市和剔除其他因素影响后,整体上,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国内游客人数和游客总人数的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但并不显著,甚至有较弱的证据显示高铁开通平均降低站点城市大约5%的国内旅游收入和总收入,这一结果提示,对大多数站点城市而言,高铁仅作为城市的“过道”,没能成为拉动旅游业发展的“引擎”。对不同城市的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铁的旅游效应仅在五线城市表现显著,高铁开通可平均增加五线城市14 82%的国内游客人数。机制分析显示,高铁开通对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城市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都并非是简单的正向传导路径,而是表现为正、负向影响并存的传导模式,从而导致了高铁开通的旅游效应不显著。     

高铁对中原经济区产业发展的溢出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已形成各种运输方式衔接紧密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尤其近年来国家实施“四纵四横”高速铁路通道为加速中原经济区腾飞和一体化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高铁是现代化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其物理特性使其具有明显的网络属性.同时,它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本文结合具体的发展规划分析了随着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强化,在集聚与扩散作用下,高铁将会对中原经济区产业发展产生巨大的正溢出效应.     

高速铁路经济效应研究进展与前瞻

高铁经济效应是指高速铁路开通后,在高铁沿线站点以及相关面域内,各种要素实现优化配置和集聚发展的一种新型经济效应.通过对国外相关文献的梳理,从空间尺度、内外部经济、相关模型和影响因子四个方面对高铁经济效应进行阐述.同时,结合当前中国高铁的经济研究,从高铁经济效应的概念界定、多元视角、动力机制以及动态调整几方面进行了前瞻.     

京沪高速铁路对沿线城市效率和空间公平的影响

选择京沪高速铁路沿线72个城市为样本,从效率与公平两个角度探讨了京沪高铁的开通给不同规模、不同区位条件的站点城市和非站点城市带来的可达性变化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京沪高铁的开通提高了沿线城市,尤其是站点城市的可达性效率,增强了高铁沿线的"廊道效应";同时,高铁的开通增大了站点城市和非站点城市之间以及非站点城市内部的差异,加剧了样本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但减小了站点城市内部的差异,促进了其均衡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

利用2008年中国交通部省际货物运输周转量的普查数据,本文在引力方程的基础之上引入交通变量,以此来验证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2008年中国省际贸易的边界效应处于6—21之间,这一数值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边界效应值比较接近;(2)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中国的区域贸易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3)交通基础设施越发达,则边界效应越低,说明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中国区域贸易量的增加主要是促进了省际之间的贸易增加。所有这些均表明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促进作用。     

交通基础设施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溢出效应——基于省际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生产性服务企业因其服务的专业化和即时化特点,倾向于在交通发达的城市集聚,本文基于2005~2015年省际的空间计量分析证实了上述结论,即交通基础设施对所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还发现:相邻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这一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地区之间,地理上邻近性的作用相对较弱。这一结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部分地理位置相邻但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趋势出现分化的现象。通过对空间溢出效应的分解可以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邻近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全国层面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小,这与不同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阶段和溢出效应的差异有关,因此政府需要根据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所处的阶段及发展潜力进行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     

京沪高速铁路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凸显交通的区位重要性,加速产业布局的大空间范围调整,加速区域空间结构的重塑。京沪高铁是我国建设的一条具有重大影响的高速铁路,京沪高速铁路的建设和开通将会促进沿线区域经济增长、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和相关行业发展以及区域空间结构的重塑。     

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一个文献综述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交通基础设施是个助推性因素。本文试图从理论溯源中寻找交通基础设施研究的经济学基础,从现代文献的进一步拓展中梳理交通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功能作用主要体现在外部溢出效应、效率改进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区域发展效应和现代化效应等5个方面。最后,本文认为,现代化交通体系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效率量化等方面的影响是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的领域。     

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变迁的影响

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口密集区与我国高速铁路网络高度耦合,呈现全国性集聚与省域集聚并存的特点。高速铁路的"廊道效应"促使高速铁路沿线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密集程度差异呈扩大趋势,而并未对非高速铁路沿线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密集程度产生明显影响。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的基础上,引入城市每日高速铁路运营的频次,以此改进可达性的测度方法。结果显示,高级网络节点城市的向心集聚力在高速铁路"虹吸效应"的作用下呈规模递增趋势,并通过扩大与周边腹地差距,形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核心城市。在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的基础上,运用动态VPM模型,分析了高速铁路影响下的各个核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和扩散的动态过程。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口密集区域的范围有向高速铁路沿线收缩与向高级网络节点城市收缩的态势,呈现局域的集聚和全域的分散状态。长期而言,生产性服务业有向多核心网络式结构演变的趋势。     

丝绸之路沿线交通基础设施空间经济溢出效应测度

基于SDM空间计量模型,分别构建邻接、地理距离、经济空间3种权重矩阵,从宏观—分区—国家3个层级测度2000—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空间经济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3种权重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人均GDP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但经济空间权重下的全局Moran’s I指数要高于其他权重。(2)宏观层面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约为直接效应的10倍。经济空间权重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要明显优于其他权重。(3)从分区层面来看,交通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各个区域存在显著差异:西北五省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约为直接效应的2倍;中亚区域、西亚区域均不显著;东欧区域存在正向的直接效应,但溢出效应并不显著。(4)从国家层面来看,交通基础设施的直接效应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分布的特征,东欧区域的直接效应要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符合距离衰减原理,随着距离增加溢出效应呈现下降趋势。     

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集聚——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5～2016年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整体来看交通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经济集聚,不同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梯度性,从而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随着中国经济从工业化阶段逐渐迈进城市化阶段,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效应的影响由集聚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受到城市规模的约束,多样化对大城市作用显著,而专业化对中小城市作用显著。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差异化发展对经济集聚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城市发展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政策参考。     

高校创新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

借助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各省市创新效率，引入创新要素集聚水平构建包含权重矩阵的面板数据模型，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等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校创新要素集聚对本区域创新效率的直接溢出效应及对周边地区的间接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各区域中，高校创新人力和财力要素集聚对本区域创新效率的直接溢出效应都是非线性的，集聚水平只有在适度的门槛范围内才能有效发挥集聚效应；三大区域内高校两大创新要素集聚的间接溢出效应多为负值，说明区域内部高校间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技术、新发明在不同城市间转移共享，进而抑制了创新效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各区域的影响呈现出较大差异性，但产业结构普遍表现出负向影响，说明当前各区域产业结构与其创新效率提升所需结构并不匹配。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高校创新要素配置、提高要素使用率、促进创新效率提升等相关建议。     

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发展影响的分析与研究

区域人力资本的变化对于区域的经济增长会产生重大的作用.本文先详细分析了人力资本的扩散效应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其在发达区域和不发达区域之间带来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后具体阐述了人力资本的回浪效应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拉大发达区域和不发达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区域的贫富差距更加明显.最后针对这两种效应简单地阐明了笔者的建议.以期为研究本课题的学者提供理论参考.     

经济发展还是要素流失:交通基础设施经济作用的区域差异研究

我国不同地区间在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存在较大的双重差异,这使得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于本地经济活动的实际作用变得复杂.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作用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交通基础设施在东部地区作用已不明显,但对于西部地区仍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中部地区只有货物运输的作用明显,表明单纯向外部地区提供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向提高本地区的经济活动质量和整体发展水平转变.     

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行业和地区分异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6—2015年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但过度集聚会对周边地区经济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有效促进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在东、西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西部的本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在中部地区存在负面空间溢出效应。此外,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改善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也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引领城市新发展路径研究

城市的发展中道路交通、城市空间、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通过服务居民出行活动、满足货物运输需求进而推动城市发展空间的形成,并带动经济发展要素因子向交通便利的区域集聚,进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拓展和优化提供需求空间。文章以南宁市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策划为例,阐述了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如何结合区域开放开发、城市群建设、卫星城镇建设与县(区)互联互动、中心城区土地利用优化、都市产业集聚带发展、大都市圈旅游产业组织、现代物流业发展、关键交通节点土地综合开发8大领域引领城市的发展。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资源再配置效应

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完善的交通运输体系有助于生产要素区间自由流动、经济空间格局优化重塑和共同富裕扎实推进。本文通过匹配交通基础设施、地理空间矢量、工业企业数据，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视角全面考察了中国交通运输体系主干力量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普通铁路、民用机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存在资源再配置效应。高速铁路对城市资源配置的提升效应约为3.10%,高速公路对城市资源配置的扭曲作用高达2.14%,普通铁路和民用航空作用不显著或不稳健；(2)中国交通基础设施通过要素流动、市场准入、生产转移三种机制影响城市资源再配置效率。中国正从“交通大国”迈向“交通强国”,本研究从学理上揭示了交通基础设施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效果和机制，有助于通过优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交通强国建设，还有助于挖掘其资源再配置效应，同时发挥“有形之路”和“无形之手”的作用，助力建设现代化强国和共同富裕美好社会。     

产业集聚能提高地区经济效率吗?——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采用SFA模型对中国城市经济效率进行了测度,并运用空间计量技术引入地理距离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制造业集聚、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共同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尚未产生拥塞效应;制造业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N"型过程,从而修正了威廉姆森假说,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支持开放性假说。从区域层面看,制造业集聚对中、西部城市的经济效率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和拥塞效应,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同集聚对中、西部城市的经济效率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从外部性效应看,MAR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对中国城市的经济效率都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Jacobs外部性仅对东部城市的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中国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

本文使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在超效率DEA框架下构建能够评价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指标,并进一步实证研究了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了解决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由于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各城市地形起伏度以及1933年是否通铁路作为经济集聚度的工具变量,主要发现有:经济集聚度大小合理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是正向的(主要表现出集聚效应),当经济集聚程度大于临界值时影响是负向的(主要表现出拥堵效应)。分行业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与整体集聚度的影响类似。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高级程度以及环境规制起作用的。在加入东部地区虚拟变量、中部地区虚拟变量或东部地区虚拟变量和经济集聚度的交叉项,采用ivTobit或Fractional Response模型,以及剔除四个直辖市的数据对模型系数重新进行估计后,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因此,现阶段中国经济要继续增加集聚程度,但在发展过程中也要考虑到当地经济和基础设施的承载力,防止集聚度过大带来的负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