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2007——2011年深沪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高管薪酬、公司治理情况和盈余管理等数据,除了研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之外,还研究了高管薪酬与公司治理情况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Huson、Tian、Wiedman和Wier(2012)的数据模型,在其模型建立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和改进,经过实证研究得出相关结论,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持股比例对高管薪酬有负向影响,独立董事人数对高管薪酬有正向影响。本文研究证明,公司治理结构调整的越好,高管薪酬受制约性越高。另外,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呈正相关关系。高管利用盈余管理来增加薪酬,是现存的主要问题。同时,公司治理对于盈余管理有一定的影响。这为公司制定高管薪酬的标准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高管变更、继任来源与盈余管理

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历来是盈余管理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经验文献却相对较少。以中国资本市场2001年到2006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董事长或总经理)变更和高管的继任来源两个因素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盈余管理的因素之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变更导致了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外部继任者的上市公司相对于内部继任者的上市公司而言更倾向于进行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附加检验也揭示,高管离职的原因会给继任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带来不同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变更和继任来源是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为理解中国资本市场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实证分析

采用操纵性应计作为盈余管理的代理变量,对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年薪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操纵性应计对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小于经营活动现金流与非操纵性应计;非经常性损益对高管年薪的影响并不显著;高管操纵盈余的动机随着年薪与报告利润相关性的增加而增加。     

关于上市公司管理层个人特征对盈余管理影响的探讨

通过分析上市公司管理层个人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一步探讨管理层男性高管比例、高管受教育水平、高管年龄、高管任期与盈余管理程度的相关性,并基于该视角提出规范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相关建议。     

高管离职、继任与企业的盈余操纵——基于应计项目操控和真实活动操控的研究

前期文献对企业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的问题,主要是基于应计项目盈余操纵的考察。本文基于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两种盈余操控模式,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我们的研究发现,(1)正常离职的高管在离职前会通过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来调增利润,而非正常离职的高管在离职前主要通过真实活动来调增利润;(2)内部继任高管在继任当年会通过应计项目来调低利润,而外部继任高管在继任当年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不显著,且内部继任的高管的前任是非正常离职的,其通过应计项目调低利润的行为更为显著。本文的发现拓展了高管变更与企业盈余管理的研究,也对企业高管监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高管薪酬攀比与企业避税

本文以2007~2015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攀比的心理特征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高管薪酬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高管薪酬的中位数越多,即高管进行薪酬攀比的动机越大,企业未来避税的程度就越高,且这种效应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更为显著。避税路径检验结果显示,薪酬攀比会促使高管通过向下应计盈余管理而非向上应计盈余管理的方式影响企业避税,同时也发现高管薪酬攀比通过真实盈余管理影响企业避税的微弱证据。基于避税结果的检验发现,高管薪酬攀比强度越大,高管通过避税获取的在职消费就越多。上述证据表明,薪酬攀比心理是高管实施避税寻租的重要诱因。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本文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影响。以200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6—2008年间的相关数据作为估计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变量的基础,研究发现:可疑公司运营年度会表现出较低的经营现金流量和较低的可操控性费用,并有调高利润的趋势;公司规模过大容易引发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国家股、法人股、高管持股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正相关;流通股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成U型关系。     

高级管理人员更换与经营业绩

本文以更换了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的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与高级管理人员更换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人员更换带来的盈余管理,以检验我国企业中内部控制机制的有效性。研究结果发现,低劣的经营业绩能够对高管人员的更换产生显著的影响力,但是高管人员的更换并没有在短期内对经营业绩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只是带来显著的盈余管理。     

高管薪酬对盈余管理影响实证研究

当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导致出现代理问题。为解决代理问题,股东与高管签订以会计盈余为基础的薪酬契约。然而,高管为最大化自身利益,有动机通过盈余管理提高薪酬报酬。本文主要研究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通过采用2008年-2010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以2006—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操纵性应计利润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代理变量,以高管年薪、持股水平分别作为衡量其短期、长期薪酬水平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高管的长、短期薪酬水平及两者的交叉变量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因果关系。结果显示:高管的短期薪酬是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基本诱因之一;高管年薪与持股水平的相互作用也会加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媒体报道、薪酬辩护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

本文基于薪酬辩护的视角探究媒体报道对高管薪酬的监督影响作用,利用2007~2014报纸媒体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新闻报道研究发现:被媒体报道的企业高管会通过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为自身薪酬进行辩护;媒体报道后,企业高管会利用盈余管理达到薪酬辩护的目的,并且相较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被媒体报道的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应计制盈余管理方式进行薪酬辩护。本文的研究厘清了外部条件制约下(媒体监督)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互动机理,同时为我国企业设计合理有效的高管薪酬激励契约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公司高管人员薪酬与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比较分析

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差异一直是家族企业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现有的研究多是基于资源基础观理论,从家族性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则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从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视角对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之间的差异进行深入的研究。论文以2008年年报中的100家家族上市公司与100家非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高管年薪和高管持股比例这两个方面探讨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实证研究表明：非家族上市公司与家族上市公司除了在高管年薪上差异不是很大,其余变量皆有显著的差异,其中家族上市公司的高管持股、企业绩效皆高于非家族上市公司。家族上市公司与非家族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对公司绩效影响都显著,且都呈正相关,但家族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比非家族上市公司大。高管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影响则都不显著。     

终极控制人性质视角下的盈余管理差异研究

本文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年和2011年的经验数据,检验了不同终极控制人性质下盈余管理的差异以及盈余管理不同度量方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比非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低,其主要差异体现在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总额和操控性经营现金流量上；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比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有着更高强度的真实盈余管理,而在应计盈余管理上则无明显差异；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的两种盈余管理手段存在互补关系,而非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则存在替代关系.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健全和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的,因此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减少政府干预是解决上述现象的根本方法.     

高管任期、盈余质量与真实盈余管理

从高管个人特征的微观角度分析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通过选取2008年至2012年沪深两市A股企业,实证研究发现CEO和CFO任期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存在U型的曲线关系。同时研究也发现,高管任期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U型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两职分开的企业以及管理层持股的公司和业绩较差的公司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管任期是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重要影响因素。     

股权激励的盈余管理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大量收集2005-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持股与盈余管理程度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持股市值与操纵性应计利润正相关,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高管持股市值与线下项目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操纵性应计利润是其实现盈余管理的主要方式。     

上市公司主要高管变更后的团队稳定性

本文以2001～2005年间发生主要高管(董事长和总经理)变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主要高管变更与随后高管团队任职稳定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主要高管与一般高管之间存在较强的任职关联性;与主要高管变更后高管团队稳定性显著相关的变量有持股高管比例、离任高管的任期以及继任高管的年龄与来源等。本文在对这一结果进行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盈余管理的利益相关者分类研究

在考虑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公司治理的情况下,利用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与高管、董事、监事、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分销商、员工、政府和社区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高管、独立董事、供应商和股东与盈余管理正相关;董事和债权人与盈余管理负相关;监事和分销商与盈余管理相关但不显著;影响盈余管理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是供应商、股东、高管和债权人。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将影响盈余管理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激励型、约束型和综合型三类,并提出相关的治理意见。     

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以企业生命周期为调节变量

在划分企业生命周期基础上,选取沪、深两市2008～2010年年报披露实施高管人员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生命周期在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成长期,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成熟期,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程度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企业在股权激励方式的选择上,应根据其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采取差异化的策略;同时,政府部门应通过外部监管引导和约束高管行为等途径,避免高管人员尤其是实施股权激励企业的高管人员在经营过程中采取投机行为。     

盈余管理与企业债务期限

本文以2007-2013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双重视角检验盈余管理行为对企业债务期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都会对债务期限产生正向影响,即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企业的债务期限越长.进一步按产权性质分类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利用盈余管理调节利润的现象更明显,盈余管理对企业债务期限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盈余管理行为增加了债权人的借贷风险,因此,债权人在制定长期贷款决策时要加大对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识别力度.     

上市公司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激励研究

新会计准则实施背景下,公允价值信息成为高管薪酬考评中不容忽视的新因素。以利润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公允价值的替代变量,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公允价值计量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不相关);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高管薪酬存在差异影响;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企业整体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不显著,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