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综述

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研究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国外学者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对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一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则从生产者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方面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并认为这些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发展服务贸易的就业效应分析

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服务业对就业吸纳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服务贸易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是众多学者所思考的问题。通过对中国服务业、服务贸易的就业结构、服务贸易就业总量,以及服务贸易逆差对就业影响的深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应继续加强中国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出口,更重要的是应该加强知识密集型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将外资引入生产者服务业,这是让服务贸易吸纳更多就业。提高就业质量的最好途径。     

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国际比较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服务贸易量不断增加,服务进出口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研究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对于制定服务业发展战略和服务贸易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等三个指标,对中国和美国、印度以及新加坡的服务贸易进行了竞争力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服务贸易总体水平较低,整体竞争力差。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主要集中在运输、旅游、劳务出口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源禀赋优势部门上,而在金融、保险、咨询、电信等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很弱。     

基于服务贸易视角的会展活动分析

本文从服务业的定义、种类和特点出发,引伸到会展服务业的认知上,进一步阐明了会展服务业的特点和会展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包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等会展服务贸易方式。还分析了会展服务贸易壁垒,例如,会展市场进入壁垒,会展服务提供（经营）壁垒,对外国会展服务提供商（外商）的歧视等。说明了消除贸易壁垒,开展会展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所带来的利益和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实现会展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方式。     

国内服务贸易结构分析与提升

国外对于服务贸易的研究较早,结构比较完整,相比之下国内对于服务业的研究起步较晚,关注度也不高。为了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我国必须大力地发展服务贸易,而其结构的优化甚为重要的,只有结构得到提升,整个服务贸易的水平就会有质的飞跃。     

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策略——通过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

在世界各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国际贸易的今天,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关系如同服务经济与货物经济的关系.由于国家战略以及各国科技存在差距,本文就从差距中吸取经验,做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发展,提出了通过技术进步建设知识密集型现代服务业等发展服务贸易策略.     

国际服务贸易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及对策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的重点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在我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中能够发挥重要支持和源泉作用。通过对1985-2001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国际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对我国服务贸易开放度与国际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带动不足的原因。提出引进、消化国外先进的生产性服务;发挥服务业传统优势,提高服务业知识技术含量,不断创造出新的优势;用竞争优势理论,努力增强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政府在服务业竞争能力培育中的作用等增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支撑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中国服务业开放与服务贸易协同发展：成效、问题与对策

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是培育我国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扩大服务业开放则是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国服务业高水平开放取得重要进展，但仍存在服务业开放不足以及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不够、服务业扩大开放领域利用外资情况不佳、国家核心平台对服务贸易发展重视程度不够等问题。我国应通过完善服务业开放与服务贸易发展的顶层设计、提高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水平、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扩大服务业合作、支持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推动服务贸易和服务业规则制度改革等方式，推动服务业开放与服务贸易形成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新局面。     

我国服务出口的国际比较及对策选择

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心已转向服务业，服务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顺应服务贸易自由化趋势，全面开放我国服务市场，是我国入世的重要承诺，也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以服务市场开放和服务出口为切入点，研究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并进行国际比较，在此基础上按WTO服务贸易规则建立服务市场、扩大我国服务出口，对于加速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服务贸易自由化浅议

在当今新经济时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在一国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其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服务贸易也同货物贸易一样呈现出自由化趋势。这一趋势对我国经济会带来机遇,但也会造成严重的冲击。为此,我们应及时认真地加以研究并采取对策。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视角的服务外包理论及实践演进

随着服务外包的蓬勃发展,其理论研究已滞后于实践发展的需要。本文试图突破服务外包以第三产业(服务业)为研究对象的局限性,沿着生产性服务业这条主线,将服务外包的研究领域拓展到第一、二产业内部,通过大力发展业务流程和知识流程外包,促进服务外包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阐述服务外包的演进逻辑,提出服务外包演进的理论框架,并运用第二产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外包实践来佐证所提出的理论。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问题对策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为三次产业的生产过程提供中间投入的服务业,它的发展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优化、转变发展方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面临着发展不足、准入门槛较高、区域分工不合理、集聚效应不明显、产业关联度不高和政策性歧视等问题。因此,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长期发展对策应是:借鉴国际经验、奠定发展基础,深化体制改革、实现适度竞争,发挥比较优势、协调区域分工,加强产业关联、推进集聚发展,强化政府服务、完善政策体系。     

后危机时代京津冀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基于京津冀都市圈的实证研究

后危机时代是在全球性经济危机得到一定缓和之后,各国经济增长虽相对平稳但仍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时期.它不仅深刻影响着我国经济整体发展方向,而且将深刻影响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后危机时代的到来也使京津冀经济圈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面临新的环境,应从产业发展规划、区域产业政策、发展关联产业等方面探索新的发展路径.     

技术势力、市场势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发展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潜力大,引领作用强。为了抢占未来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我国正在大力培育新兴产业。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高端产业、低端制造的特征。如何避免我国刚起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像传统产业一样陷入低端化发展困境,这是理论界和实践界关心的热点,产业高端化是产业势力提升的过程,战略新兴产业高端化必须培育和提升产业势力。为此,对技术势力、市场势力的内涵及形成,以及技术势力、市场势力与产业高端化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培育技术势力和市场势力的相关建议。     

铜陵市铜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成因与对策分析--以铜陵七家工艺品加工企业为例

文化产业是新兴的战略性产业,对一个地区乃至一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人才队伍的建设至关重要。基于铜陵市铜工艺品加工业从业人员的调查研究,分析铜陵市铜文化产业人才队伍的发展现状和现实因素,提出进一步加快铜陵铜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发展的相关对策和思路,以促进铜陵市文化产业建设,推动铜陵市经济增长、构建幸福铜陵。     

三次产业间资源优化配置均衡分析

笔者从生产函数出发,建立了经济系统中三次产业资源优化配置模型,给出了能使该经济系统收益最大化的三次产业间资本和劳动力配置均衡的必要条件,借以说明在我国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流动的合理性和经济学机理。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 影响的实证研究*

汇率作为重要的价格信号,能影响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成本,改变我国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引导国内资源的重新配置,并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从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和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结构调整两个角度展开分析,分别研究人民币有效汇率对其影响。其中,从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对国家和地区层面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人民币有效汇率变动对第二产业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对第三产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且对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影响明显大于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从资源配置的角度,以劳动力、资本要素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流动为切入点,对汇率变动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机理及其路径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结论表明,人民币有效汇率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促进作用,且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大于名义有效汇率的影响。\     

中印信息技术产业的比较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迅速发展的今天，信息技术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关注和研究中印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中国发展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国民经济信息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将具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Who's in the Forbes Global 2000? The Role of Home Market,Multinational Fir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investigate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share of very large enterprises that a country has at the industry‐level at the industry‐level, using data from the Forbes Global 2000 across 48 countries and 16 industries in the period of 2004–2010. We find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evidence for three effects affecting such share: the home market effect (HME), multinational firm effect (MF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ffect (EDE). A further industry‐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HME suggests that the industry‐level degree of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may only partly explain the effects being positive without them being different across industries.     

Assessing structural change: the case of Austria

In recent years in many OECD countries the view became popular that a country has a healthy industrial structure if it has a high share of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a low share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like textiles and steel. Therefore, industrial policy in these countries introduces programmes for reallocating from traditional sectors to high-tech sectors in order to increase national welfare. This paper questions this view by taking into account recent insigh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shows, in the case of Austria, why conventional concepts of measuring and assessing structural change (used, e.g. by the OECD) are misleading and thus lead to wrong conclusions in the assessment whether structural adjustment has gon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More specifically, the ‘popular’ criteria ‘share and shift’, ‘high-tech versus traditional products’, and ‘R & D intensity’ are discussed and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suggested by economic theory is given. Additionally,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alternatie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popular criteria on the example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which, as a traditional consumer goods industry, managed to modernize largely without R & D of its own and was able to mee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successfu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