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多元化经营与地方政府干预

本文以2007-2012年中国境内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区分国有上市公司及民营上市公司两种所有制不同的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研究了地方政府干预对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考虑了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多元化表现形式。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会干预国有上市公司,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越显著;多元化经营是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一种重要方式,与民营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与多元化经营的相关程度更大,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更容易导致多元化经营。在控制了过度投资与多元化经营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解释了经济转轨期间我国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及盲目多元化经营现象,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股权激励效应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制度背景出发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股权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FE模型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发现:对于全部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水平和公司价值正相关,但并不显著;而对于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水平和公司价值负相关,并在0.10的水平下显著。本文研究结论认为,由于政府对国有上市公司的控制,股权结构高度集中,董事会机制不完善,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股权激励机制可能并没有发挥设想的激励效应。     

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职工工资吗?

对职工个人层面的研究表明,股权性质显著影响职工平均工资,但已有文献对于企业层面上股权性质如何影响职工平均工资尚缺乏深入探讨。以1999—2009年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本文深入考察了国有股权性质对职工平均工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样本期间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职工工资,而且这一结论在控制了行政垄断、企业规模和职工教育背景等因素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区分国有企业控制级别和职工工资类别后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显著更高。其中,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显著高于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而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又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非国有企业并无显著差异,但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显著高于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转轨经济背景下国有股权性质对职工工资的影响,丰富了职工工资的相关研究,并对推进我国国有企业工资体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股权分置改革、大股东控制与公司绩效

本文以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77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第一大股东控制力变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股改前,第一大股东控制力对公司绩效不存在显著性影响。股改后,第一大股东控制力与公司绩效存在N型曲线关系,但是这种N型曲线关系在经营绩效和公司价值上表现不稳定;②股改前,国有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制力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不显著,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制力对经营绩效影响不显著,而与公司价值存在N型曲线关系。股改后,国有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制力与经营绩效存在显著N型曲线关系,与公司价值存在显著线性关系,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N型曲线关系。     

大股东股份增持的动机与效应研究

2012年,中国证监会鼓励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事件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文章通过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大股东增持行为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从动机看,非国有大股东的增持决策与公司前期股价的低估程度显著相关,而国有大股东的增持决策与公司前期股价表现之间的关系则较弱;从后果看,国有大股东增持后一年内股票超额报酬率的改善程度比非国有大股东增持后显著要低。这些结果表明,非国有大股东的增持是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化行为,而国有大股东的增持则可能是配合政府政策的短期行为。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国有大股东的这种非市场化增持行为在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中尤为明显。     

财政分权、利益输送与企业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以2000～2007年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我国的财政分权程度与大股东的利益输送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发放显著正相关。表明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输送的现象确实存在,但在财政分权程度越低的地区这种影响越大。此外,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输送的可能性越大;国有上市公司所属的政府层级越低,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越有可能存在。本文的研究表明,要缓解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除了要完善对大股东的监督与制约机制,还需要改革与完善我国目前的财政分权制度,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从而真正实现政府对企业干预的减少,使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成为缓解代理冲突与传递公司信号的工具。     

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产品市场竞争能有效地降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抑制管理层过度消费现象,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也能促使管理层更加努力工作,客观上提高了上市公司的代理效率。加入产权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对不同产权性质背景的上市公司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性。相对于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对非国有企业代理成本、代理效率影响更显著。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非国有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将会显著降低,同时代理效率将会显著提高。     

企业产权、财务重述与审计师变更——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重述公司的审计师发生变更的概率要低于非重述公司,但如果重述公司上期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师变更的概率会上升;在非国有企业中,未发现重述与审计师变更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对国有企业来说,财务重述与审计师变更类型之间无显著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有微弱的证据表明,财务重述公司更容易将事务所变更为小所,如果上期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这种倾向更明显。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和审计师之间存在"审计合谋",这一问题在国有企业中更为严重。     

我国上市公司经营性资产质量评价与成长性研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经营性资产质量直接关系上市公司的可持续成长,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经营性资产质量评价指数,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评价。在此基础上,对经营性资产质量和公司成长性进行了回归分析,并进一步按股权性质分别对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子样本进行回归。研究发现,二者在成长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非国有控股公司在成长中更注重经营性资产的质量,经营性资产的周转性指数、盈利性指数、固定资产指数及有效性指数是影响其成长性的关键因素。     

国有上市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相对效果评价研究

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大多套用的是行政机关的人事管理模式,对于这种特殊任命制下的公司管理人员,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能否达到预期激励效果,提升公司经营业绩日益受到公司股东与政策制定者的质疑与关注。文章以215家国有上市公司2010—2013年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15家国有上市公司在股票期权激励方案实施前后其平均业绩排名变化进行评价,实证结果表明实施股权激励的国有上市公司平均排名上升了23%,具有较好的正向激励效果。采用非参数检验法,对激励方案实施前后公司代理成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代理成本没有显著降低,激励效果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