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金融素养与金融决策*——基于2013—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2017年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我国家庭金融素养和金融决策的影响。本文借助2013年“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带来的政策冲击构建工具变量，采用面板工具变量模型识别互联网使用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家庭对正规金融产品的投资，金融素养在二者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互联网使用还有助于缩小我国城乡家庭在金融素养和金融决策方面的差距。本文为改善我国家庭金融素养和金融决策提供了启示。     

新发展格局下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研究——基于中国消费金融现状及投资者教育调查

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基点。基于中国消费金融现状及投资者教育调查数据，探析了新发展格局下居民消费潜力释放机制与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普遍较低且呈现典型结构性异质性特征；金融素养主要通过消费借贷、风险规避和资产配置机制影响居民消费行为；在较低消费水平上金融素养对消费的促进效应呈现增加趋势，而在中高水平上表现出逐步衰减态势；进一步地，低收入群体金融素养提升有助于释放更大消费潜力，且金融素养对消费结构中通讯与医疗保健支出呈现出更强效应。因此，应通过有效拓展普惠金融服务边界和构筑金融知识常态化普及机制等措施，切实提升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和优化结构，以期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形成国内强大市场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益启示。     

居民金融素养与家庭资产风险的关联研究

本文通过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相关数据研究发现,基于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的我国居民金融素养整体偏低,居民风险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例仅为3%。无论是通过因子分析构建的金融素养因子还是通过金融相关问题加总的金融素养都能显著促进家庭金融资产多样化,但金融素养的提高对股票、基金、理财等配置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金融素养的提升对理财产品配置的边际影响最大。此外,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促进金融资产多样化,促进理财产品等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自有住房抑制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和金融资产多样化；婚姻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和金融资产多样化无显著影响。提升投资组合有效性,优化金融资产配置,需提高金融素养,一方面投资者需要加强金融知识学习,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加大金融服务供给,解决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金融发展与储蓄增长的关联机制研究

依据生命周期假说,将金融发展变量引入储蓄模型中,定量分析金融发展、收入水平、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增长的影响作用。选取2001~2016年季度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造ARDL边限检验解释说明各变量间长期协整关系,并使用动态最小二乘法(DOLS)对人均居民储蓄方程的长期系数进行估计,通过构造误差修正模型说明金融发展的短期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从长期看金融发展对人均居民储蓄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波动在短期内给居民储蓄波动带来正向影响。     

中国城镇居民金融素养的性别差异——典型事实与影响因素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金融素养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并使用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将性别差异分解为禀赋效应、参数效应和交互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居民金融素养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性别差异主要源于男性和女性在家庭收入和资产水平、受教育程度、认知能力和风险感知上的要素禀赋差异。相关政策既可以通过区别对待这些因素源头上的性别差异,也可以通过阻断这些因素影响金融素养的路径,来缓解金融素养的性别差异。通过金融教育项目改善女性在这些要素禀赋上的弱势,是缓解金融素养性别差异和改善女性长期金融福利的重要选择。     

东道国金融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

本文使用多值选择模型，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中国企业越倾向于以合资或并购的方式进行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中国企业倾向于绿地新建投资。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对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低的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反之则选择绿地新建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非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构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收益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并购的投资模式；相反，则越倾向于绿地新建模式。第三，互联网发展和制度质量对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调节效应。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境投资时要密切关注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情况；中国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加强金融监管、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推进金融创新等方面，以加强与东道国的金融合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金融支持；应根据东道国信息通信技术建设情况和制度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投资政策。     

财经人语

辜胜阻：用好互联网金融倒逼改革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互联网金融是多种因素作用催生的新生事物。它具有两大特色：一是大众化、包容性，有利于小微企业和边缘人群融资，有普惠金融和草根金融特色；二是跨界经营，去边界化，有跨时空配冠金融资源的特色。     

数字金融、家庭收入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通过考察数字金融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不仅会促进更多居民进行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而且会提升已进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家庭的投资比重。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主要存在于城市家庭、高收入家庭以及东部地区家庭。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家庭收入刺激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提高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覆盖面、鼓励金融机构进行数字金融创新、提升居民金融素养增加数字金融产品的使用、引导农村地区和低收入家庭适度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提升家庭财富水平。     

互联网消费金融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促进作用研究

基于消费金融的本质功能从理论上分析了互联网消费金融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并使用了2000年至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设置虚拟变量将互联网消费金融纳入实证分析框架,进而构建了动态GMM回归模型研究了互联网消费金融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消费金融模式的产生与发展能够正向促进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而且互联网消费金融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即互联网消费金融对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促进作用最大,而中部次之,西部则最小。     

互联网使用的主观福利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居民使用互联网对其主观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显示,使用互联网显著提高了人们的整体幸福感,但对于幸福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互联网使用带来的影响并不一致:互联网的使用会显著提高人们的工作满意度,但同时会降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影响主观福利水平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灵活性,进而对其工作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使用互联网则可能导致家庭关系的弱化和主观相对收入的降低,进而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     

互联网使用与工资收入差距*——基于CHNS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2004—2011年的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本文使用最小二乘法和控制自选择偏差的倾向性得分匹配法详细估计了互联网使用对工资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个体工资收入有积极的影响,尤其对于拥有高中学历的个体而言,这种影响更大。本文进一步使用基于RIF回归的FFL分解方法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本文发现,2004—2011年间互联网使用比例的增加降低了整体工资不平等,且使用过互联网的高中学历人员比例增加有助于降低高工资与中等工资收入人群的工资差距。同时,互联网使用收益率的下降也有助于降低工资不平等,尤其有助于降低高工资与中等工资收入人群之间的工资差距。因此,普及互联网使用,尤其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互联网使用比例和普及该群体的高中阶段教育对于抑制不平等的扩大有重要的意义。     

金融素养对我国家庭养老规划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金融素养对养老规划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庭金融素养水平较低,养老规划意识薄弱,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已明显超过家庭养老,但养老方式单一化问题严重。提高金融素养可以显著促进家庭进行养老规划,且该促进作用并无城乡差异,但对女性户主家庭作用更大。金融素养水平越高,家庭越倾向于选择社会养老、自我养老和多样化养老方式,家庭养老的可能性越小。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可以通过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进而提高养老规划的可能性,同时驱动家庭更多地选择自我养老和多样化养老方式。     

金融投资偏好与居民对健康关注程度的关联性

由于居民在选择金融投资时会考虑到自身经济条件和健康因素,因此居民对健康的关注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其投资偏好.文中重点针对居民对健康关注程度对金融投资偏好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考察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关注度以及对金融投资偏好的影响度.     

互联网金融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吗

互联网金融作为基于互联网的新金融模式，通过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影响企业研发创新。基于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互联网金融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探究产业发展、传统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对互联网金融创新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可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发现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发展、传统金融发展以及人力资本水平与互联网金融具有互补性，有利于增强互联网金融创新效应。此外，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在科教水平较低的城市和级别较低的城市具有显著创新效应，区位因素并不是影响互联网金融创新效应的显著性原因；互联网金融在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的创新效应大于其它城市。     

金融素养与家庭负债——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运用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2010年和2011年"中国消费金融现状及投资者教育调查"数据,考察了金融素养对家庭负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居民家庭对贷款产品不了解,金融素养普遍较低;教育程度与金融素养存在正相关关系;男性的金融素养高于女性的金融素养。实证研究还发现:金融素养高的居民家庭更可能持有负债和偏好通过正规渠道借贷,但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减少过度负债。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首先,应客观认识当前绝大多数中国居民家庭金融素养比较低的现实及其在微观层面对过度借贷的影响;其次,开展金融教育应因人而异,因为金融素养在不同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的人群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最后,任何涉及到居民家庭的金融政策(如养老保险的改革、普惠金融的推进等)都不应忽视金融素养的影响。     

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吗*——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经验分析

互联网技术推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对于降低融资约束和创业成本，推动我国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并使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促进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概率提高0062个单位～021个单位，并使其农业就业概率降低0071个单位～022个单位。数字金融能够降低融资和创业成本，吸引返乡农民工在农村地区开展机会型创业，由此创造就业岗位，促进收入提升；相比之下，数字金融对进城农民工创业及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的返乡农民工开展机会型创业，并对高儿童抚养比的返乡农民工有更强的普惠性。本文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人群“稳就业”、推动农村信息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认知能力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城市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本文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这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受教育年限和金融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增加都会推动城市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城市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比例。这一结论对于高收入家庭和金融知识水平较低的家庭仍然成立。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家庭的社会互动强度、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健康水平等因素的提高也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购买风险资产。     

居民健康与金融投资偏好

本文使用2012年度中国居民与机构公共卫生行为跟踪调查(CBPHS)数据,研究了健康对居民投资风险偏好的影响;论文特别关注健康指标的选取对于结果的可能影响,分别用主观、客观和主客观综合健康状况来度量。本文发现,首先,健康状况更好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风险性金融资产,并且客观健康状况相比于主观健康状况的影响更加显著;其次,较年轻的个体其投资风险偏好受到其健康状况的影响更大;再次,在不同收入人群中,健康状况对居民金融投资偏好的影响有所不同:低收入人群的投资风险偏好并不会显著地受到健康状况的影响,而居民的健康状况会显著地影响高收入人群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偏好。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参与互联网金融的影响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参与互联网金融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一是劳动力流动既可以提高农户获得互联网金融借贷的概率，又有助于提升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金额，从而缓解农户家庭流动性约束。二是劳动力流动可以扩大家庭交际范围和社会网络关系，从而对农户社会资本产生正向的影响。三是劳动力流动对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的影响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劳动力流动既可以直接促进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的可获得性和金额，又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社会资本—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这一中介机制对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可获得性和金额产生间接的影响。四是异质性分析发现，劳动力流动对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的直接影响和通过社会资本渠道对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的间接影响仅在中西部地区和低资产农户家庭中成立。本文为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提升农户互联网金融参与度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依据。     

"互联网+"、普惠金融与技术创新:影响机制及经验证据

“互联网+”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影响。通过系统阐述“互联网+”与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互联网+”通过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技术创新；普惠金融通过激发社会底层动力和内在活力推动技术创新。由于东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发展存在巨大差异，“互联网+”在东、中、西部地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出现明显的区域分岔。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与普惠金融确实具有较强的联动性特征，其形成的交叉作用加强了“互联网+”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