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参与工会的收入溢价效应 ——基于组织层面的考察

与国外工会不同,中国工会具有维护国家稳定发展和保障劳动者权益双重职能定位,因此,进城农民工参与工会是否存在收入溢价效应还有较大争议.本文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析农民工参与工会对工资性收入及福利性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参与工会的农民工月工资收入高出未参与者28.7％,可见,中国农民工参与工会存在收入溢价效应.(2)中国农民工参与工会的收入溢价效应存在地区差异,其中,北方地区收入溢价效应比南方地区高14.9％;西部地区收入溢价效应比中部地区高29.2％,比东部地区高31.9％.(3)参与工会农民工的福利性收入显著高出未参与工会者的35.8％,且地区差异也较为显著,北方地区比南方地区高6.6％.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工参与工会收入溢价效应主要是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合同保护、提高维权意识及提高职业技能等运行机制实现的.     

劳动力市场歧视与高校扩招的影响--基于信号博弈模型的结构估计

本文建立了一个信号博弈模型,在该模型框架下实证研究了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对大学生收入溢价的贡献以及高校扩招对大学生非大学生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模型的结构估计(structural estimation)证明该模型能很好地拟合大学生和非大学生的工资分布.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1)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约能解释大学生工资溢价的72%;(2)与基于劳动力供给角度的分析不同,高校扩招可能通过劳动力市场歧视加剧大学生非大学生的收入差距.     

劳动力市场歧视与高校扩招的影响——基于信号博弈模型的结构估计

本文建立了一个信号博弈模型,在该模型框架下实证研究了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对大学生收入溢价的贡献以及高校扩招对大学生-非大学生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模型的结构估计（structural estimation）证明该模型能很好地拟合大学生和非大学生的工资分布。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1）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约能解释大学生工资溢价的72％;（2）与基于劳动力供给角度的分析不同,高校扩招可能通过劳动力市场歧视加剧大学生一非大学生的收入差距。     

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的工资效应

本文基于2014年海口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马氏距离匹配以及偏差校正方法,估计在职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职培训比未参加在职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月工资高496.91元,使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提高21.5％;在职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的贡献高于教育回报率,但在职培训与教育水平的交互项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呈现负向效应;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参与率不高,教育程度、跨区就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参与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经验的影响呈现"U"型,性别影响不显著.     

非正规就业、教育错配与产业工人的工资效应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8年数据,运用ESR模型分析了产业工人教育错配对就业选择和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工人存在教育错配现象,教育错配对产业工人工资收入的影响存在惩罚和溢出两种效应。更高的教育程度能显著降低产业工人非正规就业倾向,提高其工资收入水平,但同时具有工资惩罚效应;而教育不足会增加产业工人非正规就业倾向,降低其工资收入水平,并同时具有工资溢价效应。相对于岗位需求,产业工人也存在较为普遍的教育过度现象,因此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开设职业认知课程,培养更多技能型人才,使人才培养结构更符合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反事实情景分析结果表明,一刀切的正规化就业政策能提高非正规就业产业工人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提高工资收入的作用却不明显,亟须提升产业工人技能水平、优化调整产业工人技能结构,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从而开创实现职企共赢的局面。     

中国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变迁研究

大城市的企业是否支付更高的工资,历来是极具争议的问题,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城市规模对劳动者工资产生的外部性发生着动态变化.本文通过匹配《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同时借助中国人口普查分区县数据,系统估计了2000-2009年间城市规模带来的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工资溢价情况.研究发现:(1)中国的大城市存在显著的工资溢价效应,但工资溢价从2000年到2009年呈下降趋势,这一结论在控制了企业劳动者的个体特征、企业的选择效应以及城市规模与劳动力工资之间反向因果关系后仍然成立;(2)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呈现从西到东逐渐递减的特征,再次说明中国城市化进程存在发展滞后和户籍制度掣肘等问题;(3)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不断下降的两个渠道可能是:城市规模对本市、周边企业的溢出效应不断下降和大城市企业的工资增长速度逐渐变慢.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及推动中国城市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省会城市工资溢价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利用2000-2006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对中国省会与非省会城市之间的工资溢价效应进行研究.借助OLS基准模型发现,具有相似特征的工人,在省会城市工作获得的工资比在非省会城市平均高出14%.运用MundlakChamberlain随机效应模型,控制城市的生活成本,上述省会城市的工资溢价至少减少至7%,因此省会城市的工资溢价部分体现为对较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回报.余下的工资溢价随着模型加入通勤时间而消失,这一结果和城市经济学空间均衡理论的预测相一致,并确定了省会城市聚集经济效应的存在.考虑到我国近年来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文章将研究扩展到工资分位数的研究,处于较高工资区间的工人明显享受到更多省会城市带来的优势.这些结果突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微观层面研究的重要性.     

中国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收入决定机制差异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从均值收入和分布收入角度考察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收入决定机制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垄断行业并不具有特征优势,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主要由特征回报差异所决定;市场机制在非垄断行业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垄断行业的收入决定机制则更具"共享式"的特征;性别和地区差异对垄断行业的收入起到抑制作用,垄断行业过度的"论资排辈"拉高了工资分布高端的工资溢价;对垄断行业的收入规制,对象应是工资分布高端人群,措施应是减少论资排辈而实施更具激励性的工资决定机制。     

谁从中国工会会员身份中获益?

在收入分配失衡及劳资争议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加快了工会建设的步伐。但学界对中国工会是否有助于改善劳动权益,还有争议。鉴于已有基于企业截面数据研究可能存在的"加总谬误"及"选择偏误",本文首次基于2009年北京等六个省份的约24万雇员—雇主匹配数据,研究了工会对不同类型职工的异质性影响。在采用干预效应模型控制工会会员身份可能存在的选择效应后,本文发现:(1)中国工会不仅提高了会员职工的工资率,还降低了他们的工作时间。(2)不同技能职工从工会中的获益不同:中等技能职工加入工会后的工资率溢价高于均值,低技能职工低于均值,最高技能职工最小;就工作时间而言,低技能职工加入工会后的降幅大于均值。(3)进一步来看,中国工会影响存在所有制差异:国有企业职工的受益主要在工资率上,私营、港澳台和外资企业职工主要在工作时间上。     

社会关系网、朋友圈效应与农民工收入

基于中国珠三角地区实地调查数据,文章分析了农民工社会关系网以及朋友圈对其工资的影响。在研究农民工社会关系网对其工资影响的基础上,文章探讨朋友圈中的教育网差效应和职业网差效应对其工资的影响机理和程度。研究发现:整体上看,农民工个人社会网络对其工资有正向影响;农民工最好朋友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对农民工工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更进一步,朋友圈内教育网差效应的表现跟农民工与该朋友的社会距离有关,社会距离越近,此种效应相对越大;而职业网差效应的表现跟农民工与朋友的社会距离关系不大。在排除自选择因素以及考虑教育的内生性问题、工资与教育网差及职业网差的联立关系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并购溢价决策中的锚定效应研究

Kahneman(2003)在总结决策者的非理性特征时,发现除了过度自信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非理性特征——锚定效应。已有研究只考察了并购溢价决策中高管过度自信的非理性因素,尚未考察锚定效应的非理性因素。本文旨在考察并购溢价决策中的锚定效应。文章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11年的并购事件样本,结果发现:并购溢价决策虽然受到理性因素的支配,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锚定效应。具体来说,如果决策情景中仅存在内在锚,不存在外在锚,那么并购溢价决策会呈现内在锚效应;如果决策情景中仅存在外在锚,不存在内在锚,那么并购溢价决策会呈现外在锚效应;如果决策情景中同时存在内在锚和外在锚,那么并购溢价决策中仍然会呈现出内在锚效应,但外在锚效应会减弱或消失。如果并购聘请了咨询顾问,那么并购溢价决策中的锚定效应会有所缓解。     

农民工职业风险、工伤保险与教育补贴的政策效应

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农民工教育补贴新政策引人瞩目。文章考虑两部门(农民工和政府)、两时期(教育投资期和工作期)经济,构造基于职业风险、并纳入新政策变量的效用函数,通过局部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揭示新政策效应。结论表明:“理性选择”是农民工微观行为决策的特征雏型;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实现了高、低风险职业福利的再分配;教育投资提升了社会效率,但均衡是帕累托次优状态;而农民工教育补贴政策的介入,则实现着帕累托改进的动态过程。农民工工伤保险和教育补贴政策的有机搭配,诠释着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和谐政策艺术,动态支撑着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教育错配对工资的惩罚效应——来自中国微观面板数据的证据

教育错配如何影响工资?文章基于2010?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估计,测度了教育错配产生的工资惩罚效应及其产生的理论机制.研究表明:过度教育员工每过度一年将承受1.4%的工资惩罚,教育不足员工将获得2.4%的工资红利.工作所需教育水平是40岁以上员工工资的主要决定因素;随着任职生涯的推进,教育错配会得到改善;教育错配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补偿机制.文章的政策涵义是:教育主管部门应从市场需求端改革教育体系,提供市场需要的相应技能毕业生.高校应主动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及时有效地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企业应建立人才识别和多层奖惩机制,充分释放过度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政府应加强就业指导工作,帮助求职者精准定位与其教育水平相匹配的工作,以减少搜寻成本.     

城市的力量:农民工层级迁移与工资溢价

中国特有的城市行政层级体系,以"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为特征,强化了农民工向高行政层级城市迁移的惯性趋势.文章利用2013年和2019年的千村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层级迁移行为及工资溢价效应.结果显示:首先,行政级别高的城市更容易吸引文化程度高、工作经验丰富和有配偶随迁的农民工,而携带子女随迁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普通地级市.其次,行政级别高的城市促进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水平.最后,研究发现城市的行政级别会通过房价、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中介作用产生工资溢价.总之,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增长的过程:初始阶段,行政层级通过城市集聚效应、生活成本补偿的市场价格力量产生工资溢价.随着要素集聚导致城市扩张,基础设施的承载力跟不上人口的增速,就通过行政力量再次分配公共服务资源来调节人口流动.因此,需要平衡城市的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构建合理的"等级-规模"分布层级结构,并且均等分配公共服务资源,引导异质性农民工分类分层迁移和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     

企业异质性、出口对工资溢价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基础，揭示了企业异质性、出口对工资溢价的影响机理。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企业异质性、出口对工资溢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异质性对工资溢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与技术密集度、企业绩效对工资溢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能力越强、生产率水平越高、绩效越好，其工资溢价越明显。(2)出口、出口补贴能够带来显著的工资溢价，工资溢价与出口密集度、出口补贴强度呈倒U型关系。(3)人力资本(员工受教育水平、职称、技能)对工资溢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工资溢价越明显。此外，大型企业、中央直属企业、外资企业、沿海企业均存在明显的工资溢价。这一研究结果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国工会存在工资溢价吗* ——基于控制样本选择性偏差的Blinder Oaxaca回归分解

本文采用2008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工会的工资溢价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工会会员与非工会会员之间的小时工资差异主要是由禀赋效应造成的,系数效应和交叉效应并不明显。换句话说,工会工人的资源禀赋和工作特征禀赋等是造成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工会对工资没有明显的直接影响。工会会员在入会倾向方面具有明显的群体特征。最后本文提出了加强工会有效性的两点建议。     

城镇本地与迁移劳动力工资差异变化:“天花板”还是“黏地板”?

文章使用中国城市劳动力抽样调查(CULS)2001年、2005年和2010年数据,采用重设权重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对城镇本地与迁移劳动力在不同分位数上的工资差距进行了分解。研究发现:第一,从纵向变化来看,在工资分布的不同分位数上,工资差距的构成效应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而由市场歧视造成的结构效应则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第二,城镇本地与迁移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存在不对称现象,工资收入分布末端的工资差距较大,符合"黏地板效应",并且工资差距来源中的结构效应显著大于构成效应;第三,"黏地板效应"与低收入迁移劳动力群体的一些特征相联系;第四,在收入分布的顶端,城镇本地与迁移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较小,原因是可观测特征(如受教育水平)的差别较小,并且结构效应也较小。     

基础教育、职业培训与农民工外出收入-基于生命周期的视角

提高农民工收入是转型期我国经济社会工作的重要内容.文章使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11-2014年数据,采取PSM-DID等识别方法,在生命周期的视角下研究了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对于提升农民工外出收入的异质性影响.随后从就业方式、从事行业和从业地点等维度进行了差异性甄别和机制性解释,并就两者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发现:(1)由于现阶段农民工被锁定在低技能行业,相较于基础教育,职业培训对农民工外出收入产生了更大的正向影响,这不仅体现在短期的"即时效应",也表现为基于生命周期的"长期效应".(2)这些影响在不同外出就业类型、从事行业以及从业地点均具有异质性.(3)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不仅能够提高农民工的收入,还能降低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并且职业培训的效用更大.文章对于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增加农民工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上升了吗?—基于2006、2008、2010年珠三角农民工问卷调查的分析

教育收益率是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市场转型的重要指标。现有研究对农民工群体的教育收益率关注不足。利用2006年、2008年和2010年珠三角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使用明瑟基准模型进行估计。研究发现:珠三角农民工三年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7.45%、6.75%和5.21%,并未出现递增的趋势;经济增长并未给农民工带来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珠三角的产业结构没有升级或提升缓慢,劳动力市场与教育市场不匹配。     

农民工工资的实际路径及其决定机制

刘易斯模型的工资路径是先平直后上折，但根据统计数据制成的农民工工资路径图则是上下波动的。形成这种路径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收入的差异性。本文首先采用收入排序法生成中国农民工的供给曲线，然后在对比费景汉和拉尼斯的两集合与刘易斯三集合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农业内部产业升级与农村劳动力第四集合的概念，并由此形成四集合分析法。四集合分析法说明了农民工供给曲线的移动特征，进而解释了中国农民工工资路径的特别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