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金融化、高管背景与企业创新投资

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高管研发背景和政治关联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中国上市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这种效应存在异质性;第二,高管研发背景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缓解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该作用在弱融资约束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第三,高管政治关联会加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这种负面影响在强融资约束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避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高管腐败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产权性质和高管政治背景视角

现有文献对腐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官员腐败,鲜有针对企业高管腐败的研究.本文以企业投资效率作为切入点,考察企业高管腐败对其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在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高管政治背景下,高管腐败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差异,以期拓展和深化对企业高管腐败问题的研究.研究发现,企业高管的腐败行为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正相关,即高管腐败降低了投资效率;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腐败行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当企业高管具有政治背景时,其腐败行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大.     

投资银行金融功能研究综述——基于IPO承销业务视角

近年关于IPO中的投行金融功能研究从多个方面对早期投行声誉功能文献进行了拓展。本文分别评述了发行公司和投资银行相互选择的内生影响效应、投资银行采取多种IPO价格确定机制的视角、投资银行非价格制订服务的金融功能视角以及投资银行自身代理问题的视角出发的投资银行金融功能研究新进展。本文还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投资银行金融功能研究以及从产业组织公司金融互动视角和行为金融视角出发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薪酬管制会影响国有企业投资偏好吗?——基于2015年“限薪令”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2015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2015年“限薪令”总体提升了国企实业投资水平，抑制了金融投资倾向，且这种趋势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从具体投资类型看，实业投资的扩大主要以创新投资带动，对金融投资的抑制主要来自短期金融投资减少；影响机制分析得出，2015年“限薪令”通过激发高管长期动机，增强高管努力程度来影响国企投资偏好，而股权激励会对薪酬管制下的国企“脱虚向实”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得出，2015年“限薪令”对竞争型国企的投资偏好影响显著，而对垄断型国企没有影响；三次薪酬管制对比分析得出，2009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没有影响，2012年“八项规定”和2015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存在同方向影响，但影响效果前者只有后者的一半。本文的研究为当前国企薪酬制度改革和国企“脱虚向实”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制造业金融化、政府控制与技术创新

制造业日益显现的金融投资倾向和行为,深刻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与技术创新能力。制造业过度金融化将加剧"去工业化"和资产泡沫化矛盾,削弱制造业发展基础。本文构建了制造业金融化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欧拉方程为基础建立企业的技术创新投资行为模型,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一步系统GMM等估计技术,实证制造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假设。研究发现,制造业过度金融化抑制了技术创新能力,而政府控制进一步放大了金融化对创新的消极影响。本研究提供了制造业金融化影响技术创新的微观基础,拓展了技术创新理论,并为政府引导制造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高管薪酬契约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基于证券市场非有效视角的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4-2010年动态面板数据GMM方法,在证券市场非有效的背景下考察了高管薪酬契约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货币薪酬还是高管持股激励,高管薪酬激励和股票错误定价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具有交互作用,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会诱使高管为增加从股权激励中得到的收入而更多地投资。同时,这一关系在实际控制人性质不同的企业存在差异。     

产业政策有效性研究——基于公司融资视角

考察产业政策对公司融资的影响,对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产业政策精准而有效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产业政策对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宏观经济以及股票市场景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司股权融资行为与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产业政策对公司融资规模和频率的影响因融资方式的不同而不同: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其增发和公司债融资的规模、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公司,但配股、可转债和银行借款等融资规模不显著高于其他公司;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银行借款频率显著低于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从整体来看,产业政策在公司融资行为中起主导作用.     

不同高管报酬方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检验

本文以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前的473家上市公司1999～2004年数据为样本,研究了高管年薪制和持股对公司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的影响,并比较了两种不同高管报酬方式对公司短长期绩效的影响程度,以期为不同高管报酬方式对公司绩效影响的诠释提供中国情境下的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年薪制对公司短长期绩效具有显著影响;高管持股和公司短长绩效具有不显著的二次曲线关系,对公司绩效影响较小;高管年薪制比持股更能影响公司的短长期绩效。     

产业政策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借助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产业政策支持力度指标,利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数据,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政策有助于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能够促进已投资企业向海外再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多元化程度,相比于其他类型的产业政策,金融财税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影响机制看,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作用受到企业特征的影响,生产率越高,产业政策的促进作用越强;相比于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的组织管理能力,进而促进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金融资产风险偏好的年龄效应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金融市场风险结构的重要因素。本文从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出发,通过引入不同年龄投资者收入和消费等因素的变化,建立风险规避系数的动态模型,发现决策者的年龄对风险偏好有显著影响。通过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微观层面投资者的年龄与市场参与及投资组合风险偏好负相关,且投资者性别与受教育程度起到一定调节作用。宏观层面15-64岁人口占比越高,风险偏好和投资偏好越高;0-1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则对风险偏好和投资偏好有负向影响。本文从人口学视角为研究长期金融稳定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为中国金融市场供需平衡、良性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     

居民健康与金融投资偏好

本文使用2012年度中国居民与机构公共卫生行为跟踪调查(CBPHS)数据,研究了健康对居民投资风险偏好的影响;论文特别关注健康指标的选取对于结果的可能影响,分别用主观、客观和主客观综合健康状况来度量。本文发现,首先,健康状况更好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风险性金融资产,并且客观健康状况相比于主观健康状况的影响更加显著;其次,较年轻的个体其投资风险偏好受到其健康状况的影响更大;再次,在不同收入人群中,健康状况对居民金融投资偏好的影响有所不同:低收入人群的投资风险偏好并不会显著地受到健康状况的影响,而居民的健康状况会显著地影响高收入人群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偏好。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

以2010-2015年沪深58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产权异质性角度考察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发现:①非货币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研发投资呈负相关,反映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且高管股权激励能弱化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资的负向关系。挤出效应和弱化效应在投资性金融资产上体现非常明显,而在交易类金融资产上体现不明显;②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弱化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太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或非国有企业均较为明显。不论产权异质性,交易类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均不显著。     

年轻高管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来自“代理冲突观”的证据*

在企业纷纷实施高管年轻化战略的背景下，本文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分析和检验了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理。本文基于“个体认知观”和“代理冲突观”展开理论推演，采用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发现，年轻高管会显著加剧企业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且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并不显著。进一步针对具体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年轻高管在投资决策中选择了更多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但在不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上与年长高管没有显著差异。同时，年轻高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加剧效应仅仅存在于高管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的样本企业，且更高的独立董事比例能显著抑制年轻高管的股价崩盘风险加剧效应。这表明，年轻高管个体认知层面的风险偏好被其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的代理冲突所扭曲，进而为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代理冲突观”提供了实证证据。     

技术背景首席执行官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趋势愈发明显，出现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在上述背景下，基于烙印理论，以沪深A股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效果。结果发现：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创新投入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挤出效应，且在技术背景CEO抑制企业金融化的作用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社会责任和数字化程度正向调节技术背景CEO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整体样本企业技术背景CEO依然坚持弃虚从实，但民营企业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从管理者行为视角，拓展烙印理论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应用，丰富高管特征与企业金融化关系研究，防范企业脱实向虚，从而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管理启示。     

年轻高管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来自“代理冲突观”的证据*

在企业纷纷实施高管年轻化战略的背景下，本文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分析和检验了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理。本文基于“个体认知观”和“代理冲突观”展开理论推演，采用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发现，年轻高管会显著加剧企业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且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并不显著。进一步针对具体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年轻高管在投资决策中选择了更多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但在不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上与年长高管没有显著差异。同时，年轻高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加剧效应仅仅存在于高管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的样本企业，且更高的独立董事比例能显著抑制年轻高管的股价崩盘风险加剧效应。这表明，年轻高管个体认知层面的风险偏好被其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的代理冲突所扭曲，进而为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代理冲突观”提供了实证证据。     

行为金融的本地偏好理论研究综述

本地偏好是一种重要的投资者行为现象。本文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的视角对本地偏好理论进行了梳理,从本地偏好现象的存在、本地偏好的研究角度以及本地偏好产生的动因三个角度进行综述。本地偏好未来的研究趋势之一是与影响投资者行为的有限关注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产业政策、营商环境与企业脱虚向实——基于国家五年规划的经验证据

防止经济脱实向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现有关于企业脱虚向实的研究普遍将"抑制金融化"视为脱虚向实,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降低金融资产投资水平并不一定意味着投资结构的转变。文章基于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同时考虑实业资产与金融资产两个方面的变动,设计了"二维"的企业脱虚向实变量,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整体上促进了相关行业内的企业脱虚向实。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能够通过政府补助和银行信贷两种机制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从时间维度上看,与"十二五"相比,"十三五"时期的产业政策在促进企业脱虚向实方面的积极效果有所减弱,在此过程中,营商环境的改善可能对产业政策存在替代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在高管创新意识较低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然而,区分金融资产的配置期限后发现,产业政策更能够显著促进长期金融资产脱虚向实,说明产业政策主要是靠降低企业的"投资替代"动机来发挥脱虚向实作用。文章的研究既能为优化产业政策设计以引导企业转变投资结构提供经验证据,也能为构建协同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供有益借鉴。     

高管证券背景对上市公司增发行为的影响

本文以2006-2010年我国A股市场增发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和事件研究法,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高管的证券背景对公司增发行为的影响及具体路径.实证结果表明:高管的证券背景显著降低了企业增发中的折价率,有效降低了企业再融资成本.进一步,我们从分析师信息效应和融资择时效应两方面研究发现:高管的证券背景提高了企业与分析师间的信息沟通效率,强化了证券分析师对折价率的影响;而高管在资本市场的知识和经验优势则使其能更好地选择增发时机.     

金融租赁风险特性及其管理研究——基于行为金融理论

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已经席卷全球的今天,对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的审视和管理迫在眉睫。金融租赁是一种将＂融资＂与＂融物＂结合为一体的新型融资手段、投资方式和贸易方式,成为连接金融、贸易和工业生产的桥梁。金融租赁风险相对于其他金融机构业务,如银行贷款业务的风险比较,具有一些特殊性。研究表明,承租企业的风险偏好、过度自信均对金融租赁公司的信用风险产生影响;期望理论和羊群行为均体现了金融租赁公司自身的有限理性,从而放大了自身的信用风险。     

女性高管、过度自信与上市公司融资偏好——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笔者以2007年~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女性高管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女性高管能显著降低上市公司过度自信的概率,降低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的敏感性,降低内部融资偏好;在控制女性高管影响后,管理者过度自信增强了内部融资偏好。本研究为提高管理层的异质性、发挥女性的治理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