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高管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来自“代理冲突观”的证据*

在企业纷纷实施高管年轻化战略的背景下，本文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分析和检验了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理。本文基于“个体认知观”和“代理冲突观”展开理论推演，采用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发现，年轻高管会显著加剧企业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且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并不显著。进一步针对具体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年轻高管在投资决策中选择了更多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但在不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上与年长高管没有显著差异。同时，年轻高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加剧效应仅仅存在于高管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的样本企业，且更高的独立董事比例能显著抑制年轻高管的股价崩盘风险加剧效应。这表明，年轻高管个体认知层面的风险偏好被其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的代理冲突所扭曲，进而为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代理冲突观”提供了实证证据。     

CEO股价崩盘经历与企业风险承担：“司空见惯”还是“杯弓蛇影”

股价崩盘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亟待研究股价崩盘对高管行为和企业经营产生的具体影响。基于感觉适应和恐惧泛化定律，提出“司空见惯”和“杯弓蛇影”两类竞争性假设，构建“股价崩盘经历—CEO行为—企业风险承担”的分析框架，利用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揭示后股价崩盘阶段的CEO行为特征。主要结论包括：CEO股价崩盘经历能显著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验证“杯弓蛇影”观；高学历CEO和男性CEO在经历股价崩盘后更可能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公司内部原因诱发的股价崩盘经历对CEO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更明显；CEO股价崩盘经历主要通过降低企业财务杠杆、信用销售、坏账损失、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以及提高企业营运资本比例来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因此，企业管理者不仅要关注股价崩盘的前因，还应重视股价崩盘的后果，从而服务股价崩盘后的企业管理实践。     

在职消费、制度环境与股价崩盘

文章以沪深两市2010-2017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高管在职消费提高了公司股价未来崩盘的风险;二是制度环境对高管在职消费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有抑制作用,即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其注册地所在公司在职消费水平与股价崩盘风险越不显著。为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防范化解重大金融危机,必须加强我国制度和政策对企业高管的约束,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规范高管在职消费支出,培养优质经理人。     

金字塔结构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治理机制的探索

文章以沪深两市2010-2018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终极控制人金字塔结构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当企业存在金字塔结构时,股价崩盘风险会降低,且随着金字塔结构复杂性的增加股价崩盘风险会进一步降低.此外,内部治理水平的完善也会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内部治理水平的传导机制显示,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与终极控制人金字塔结构具有互补效应,都能有效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中介效应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存在金字塔结构通过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和第二类代理成本进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且金字塔结构与股价崩盘风险的负向关系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强和国有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     

金字塔结构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治理机制的探索

文章以沪深两市2010-2018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终极控制人金字塔结构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当企业存在金字塔结构时,股价崩盘风险会降低,且随着金字塔结构复杂性的增加股价崩盘风险会进一步降低.此外,内部治理水平的完善也会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内部治理水平的传导机制显示,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与终极控制人金字塔结构具有互补效应,都能有效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中介效应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存在金字塔结构通过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和第二类代理成本进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且金字塔结构与股价崩盘风险的负向关系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强和国有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     

披露其他综合收益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吗?

本文以2009～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角度考察了披露其他综合收益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披露其他综合收益能够显著降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并且该效应在内部信息环境和外部制度环境较差的公司中更显著。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披露其他综合收益不仅能够直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还能够通过提高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其他综合收益各组成项目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经济周期与金融风险防范-基于股价崩盘视角的分析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防范金融风险已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厘清经济周期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对于防范金融风险至关重要.为此,文章以2011-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股价崩盘的角度实证检验了经济周期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在经济扩张期间具有更高的股价崩盘风险,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呈现明显的顺周期特征.这种顺周期特征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比较明显,而行业垄断则显著削弱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顺周期特征.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扩张周期显著加剧了企业过度投资、盈余管理和金融化,增加了银行贷款,改善了信息环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领域的文献,更有助于企业和政府正确把握宏观经济发展规律,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发展.     

“党政一肩挑”能降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吗

企业党委是经营管理活动的领导核心和重要监督力量，本文以2005—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党委参与公司治理的核心制度安排“党政一肩挑”——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党政一肩挑”治理模式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这一影响主要集中于董事长管理能力较强、党委书记政治晋升预期较强、内部代理问题严重、外部监督力量薄弱、股票价值稳定性较差的样本中。最后，“党政一肩挑”治理模式能够通过提高投资效率进一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同时也强化了上市公司党委对社会和公众利益的保护。     

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股票减持的影响 ——基于收益风险偏好视角

以2015-2017年发生高管股票减持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股票减持收益风险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倾向于在股价和内外部风险较高时减持股份；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股票减持强度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劣势不公平时二者呈倒“U”型关系,优势不公平时二者正相关；进一步分析得知,薪酬劣势不公平程度较大时,高管减持偏好由收益追逐转为损失规避；薪酬优势不公平状态下,风险规避高管减持的主要动因。     

公司高管减持同伴效应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

高管大批量集中减持现象一直倍受市场关注,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内部人信息优势和公司治理等内生因素对其减持行为的影响,较少考察外部因素的作用。本文基于同伴效应视角,研究同伴公司高管减持对公司高管减持行为的外生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公司高管减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同伴效应现象。同时,高管减持同伴效应受环境不确定性、行业或市场地位和高管职位层级的显著影响,特别是在高科技行业中表现尤为明显。而且,该同伴效应对公司、行业及地区三个层面的股价崩盘风险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清仓式减持会引发更严重的同伴效应现象,并加剧了崩盘风险的上升。本研究对内部人交易监管和资本市场风险防范等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保险资金持股与股价崩盘风险——市场“稳定器”还是崩盘“加速器”?

现阶段,有关保险资金持股与资本市场稳定相互关系的讨论多止于推测,少有学者以大样本数据进行实证考察。在理论上,保险资金持股上市公司,一方面可以抑制经理人负面信息隐藏,作为市场“稳定器”降低股价暴跌风险;另一方面,也能引发投资者跟风炒作,导致市场情绪高涨和股价高估,成为股价崩盘风险的“加速器”。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分析保险资金持股上市公司是否加剧市场暴跌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保险资金持股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是公司股价崩盘的“加速器”。这一结论在经过DID模型、工具变量回归、PSM+OLS等内生性分析,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相比于民营、小型和财产保险公司,在股市投资规模更大的国有、大型和人寿保险公司更能引发市场跟风炒作,加剧股价崩盘风险;不过,当保险资金作为前十大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时则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本文不仅为保险资金持股与资本市场稳定相互关系的讨论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规范保险资金股权投资,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提供有益借鉴。     

客户股价崩盘风险对供应商具有传染效应吗?

文章利用手工整理的2007?2013年800对客户与供应商均为上市公司的供应链公司数据,探讨了客户股价崩盘风险是否会通过密切的供应链关系传染给供应商.研究发现:(1)客户股价崩盘风险对供应商具有传染效应,且这一传染效应主要出现在供应商自身抗风险能力不足时.(2)客户与供应商的关系越重要、越专有、越稳定、越良性,客户股价崩盘风险对供应商的传染效应越强.这表明由于密切的经济联系,当客户股价崩盘风险较高时,供应商可能会受牵连而发生崩盘.文章的研究为传染文献提供了新的适用情形,也展示了客户影响供应商的独特路径,从而丰富了传染效应和客户供应商关系的相关文献.     

商业银行发行理财产品与股价崩盘风险

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近年来,理财业务的高速成长为商业银行累积了大量的风险,但无论是监管层、业界还是学界,对银行理财产品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理财产品驱动因素以及其对商业银行业绩的影响上,忽略了商业银行发行理财产品所引发的风险累积及其对资本市场稳定的潜在影响。因此,本文利用2006-2016年中国境内上市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数据,从股价崩盘的角度研究其对银行自身股价产生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会带来自身股价崩盘风险,理财产品发行数量越大,其股价崩盘风险越大;监管压力和理财产品刚性会加剧股价崩盘风险的发生。基于此,本文建议:相关监管机构重点关注监管考核压力较大的商业银行,商业银行要做好投资者的教育工作,淡化预期收益概念,并落实理财产品信息披露制度,更多地发行“开放式净值型”理财产品。     

高管职位特征、机构投资者治理与企业研发投入

以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职位特征（任期、薪酬）以及机构投资者治理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职位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任期越长、货币薪酬越高，企业研发动力越强、研发投入越大。然而，在机构投资者有效监督的环境下，当高管任期越长、短期货币薪酬越高时，出于研发失败风险导致未来职业声誉受损和被替换风险的考虑，高管会倾向于规避风险，反而不利于企业研发。政策意义在于：董事会和股东应当将长短任期和薪酬机制有效结合，当研发失败导致业绩下滑时审慎地对高管作出处罚，解除高管层的后顾之忧，增强高管加大研发投入的动力。     

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能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吗?

具有国资背景的机构投资者,对于资本市场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我国2015—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考察持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持股显著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并且该影响在代理冲突更严重和所处信息环境更不透明的公司中更加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降低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是持股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效果越好;细分国有机构投资者类型后发现,致力于长期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和上市公司长期健康发展的证金公司和汇金公司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显著,但没有发现“救市”基金和外管局旗下的投资平台对企业投资效率有提升作用。研究结论从企业投资效率视角为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在微观企业日常经营中发挥的治理作用提供了新颖的经验证据,对进一步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具有启示意义。     

How Did It Happe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actors that led up to the stock price bubble of the 1990s. Foremost among these, it is argued, was the conventional view that stocks are the investment of choice for the long-run investor regardless of their price. This conventional view was based on a misunderstanding of academic theories developed over the past half century. Additional factors were the changing nature of US pensions which placed much more responsibility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individual investor, and agency problems in investment management and the produc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firm profitability. Finally there is some evidence that required rates of return were declining during this period.
(J.E.L.: G10 and G23).     

高管持股变动、技术创新与公司价值——基于不同产权性质的比较

以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高管持股变动、技术创新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对公司价值均具有正向影响，并且高管持股变动对上述影响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对不同产权性质公司而言，国有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活动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和高管持股变动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显著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基于上述结论，从政府补贴、公司高管业绩考核和股权激励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高送转与股价崩盘风险:抑制还是加重

本文以我国2003—2015年A股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公司“高送转”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高送转”能够有效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相对于创业板,主板公司“高送转”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更为显著。而且,“高送转”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并不受公司财务状况和减持情况的影响,该抑制作用的期限超过了我国投资者平均持股时间。本文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于“高送转”经济后果的认识。     

分析师利益冲突、乐观偏差与股价崩盘风险

"股价崩盘风险"是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财务学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使用2003-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分析师乐观偏差是否影响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并考察分析师面临的"利益冲突"是否会加剧乐观偏差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分析师乐观偏差与上市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之间显著正相关,且此关系在"牛市"更为显著;(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机构投资者数量越多,公司存在再融资行为,以及来自前五大佣金收入券商的分析师比例越高,分析师乐观偏差与崩盘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就更为显著,说明"利益冲突"会加剧两者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以及如何降低我国股价崩盘风险、促进股市平稳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