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大气污染减排关系的进一步检验——基于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分析

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初探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减排的影响,再进一步通过门槛回归模型检验环境规制与大气污染减排的非线性关系,得到以下结论:首先,中国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气污染减排;其次,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减排并不是简单的单调递减或者递增的作用,其影响程度与方向在不同的经济增长水平区间是有所区别的。最后,只有在特定的经济增长区间内环境规制才能发挥减排作用。为此,政府应清楚认识到加大环境规制强度无法自动促进大气污染减排。政府需要根据不同经济增长水平的现实情况而定,避免走入盲目加强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     

环境规制视角下中国SO_2排放的空间效应研究

鉴于空气污染和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及环境政策的多领域性和复杂性,运用双向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在总体视角下探讨环境规制的实施对SO_2排放强度降低的有效性,并在具体约束途径视角下对比分析其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总体上,一省环境规制的加强有助于自身SO_2排放强度的下降,但可能因"污染避难所"效应对周边省份产生不利影响;市场化和行政化环境规制的提升均对SO_2总量减排有利,而行政化规制因素仅对当地SO_2排放强度表现出较弱的负向影响,市场化指标对单位产出环境成本的降低存在较为明显的阻碍作用。     

中国能源利用的经济效率、环境绩效与节能减排潜力

本文采用全要素方法,将环境污染(二氧化碳排放和二氧化硫排放)作为能源利用经济产出的环境成本纳入研究框架,运用2000～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选取基于投入导向的CCR-DEA模型,测算了中国29个省份能源利用的经济效率并度量了其环境绩效,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到中国各省份的节能减排潜力;分析了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之间的效率差异并采用Tobit模型检验了中国节能减排能力的影响因素。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1)当前中国能源利用的经济效率及其环境绩效整体水平都偏低,尚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中国各省份、三大地区的能效及其环境绩效发展都显著不平衡,节能减排潜力巨大;(3)经济发展水平对一个地区的节能减排能力有显著影响,而促进技术进步、优化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是当前提升中国节能减排能力的主要途径。     

中国农业能源消耗与CO_2排放:趋势及减排路径——基于Holt-Winter无季节性模型和“十三五”的预测

利用能源CO2排放系数和1985~2012年农业能源消费数据,分析了我国农业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状况,然后使用Holt-Winter无季节性模型对我国"十三五"农业能源消耗、CO2排放趋势进行预测,并探讨农业减排路径,得到以下结论:1985~2012年,我国农业能源消费量波动中持续增长,CO2排放系数高的能源在农业耗能中所占的比例有所提高。CO2排放量总体保持上升趋势,单位农业产值CO2排放强度逐年下降,但未能实现碳绝对减排。"十三五"期间,我国农业能源利用效率逐步提升,单位农业产值CO2排放强度继续下降。但能源消费量、CO2排放量仍会持续上升,农业仍不能实现但趋向于碳绝对减排。为实现我国农业节能减排,应发挥农业碳汇功能,优化能源结构,提高农业能源利用效率。     

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区域异质性研究

采用2004-2015年省际数据,从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两个维度,利用门限回归方法对30个省份进行科学分组,研究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区域异质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区域层面,环境规制经济效应曲线形状和拐点值存在较大差别,且中部地区环境规制经济效应明显滞后;在门限分组下,不同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省份组别的环境规制经济效应曲线形状和拐点值及其滞后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环境规制的拐点值,即技术水平越高,产业结构越优化,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值通常越小。     

我国省级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排放协同性及空间差异性研究——基于ESDA-GWR方法

温室气体减排与大气污染治理是中国现阶段环境保护面临的两大重要任务,并且,温室气体与污染物排放存在区域差异,研究二者协同性及空间差异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ESDA-GWR模型及聚类分析,研究了2009—2013年中国30个省份CO_2排放和SO_2排放协同性及其空间差异性。结果显示:SO_2排放量与CO_2排放量、人均CO_2排放量、CO_2排放强度存在正向协同性;SO_2排放强度与人均CO_2排放量和CO_2排放强度存在正向协同性,与CO_2排放量存在负向协同性;且这种协同性在空间上存在差异。基于上述结果,文章提出要因地制宜分地区、有针对性地、有区别地开展协同减排工作,以确保协同减排政策措施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并积极探索跨区域的协同减排合作机制。     

我国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分解方法

文章基于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框架，利用中国1997--2040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和CO2排量数据，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未来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对CO2污染排量会有怎样的影响？第二，如何制定合理的政策实现中国政府承诺的CO2减排量？研究结论表明，如果实行正确的控污措施，在未来的30年里中国经济增长将不会造成CO2排量大量增加。通过对CO2排放量进行Divisia分解所得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显示，污染排放量的有效控制可以通过重点减排活动、发展清洁燃料产品以及改进其使用技术得以实现。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各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基础设施状况和外资的集聚效应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且,环境规制和FDI的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FDI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成立的证据不足。     

“十二五”各省区CO2排放控制及减排压力评价

对中国各省区十二五期间的CO2排放控制量进行测算,分析了各区域减排的压力和国家整体目标的实现程度。在各省区完全执行国家减排分配方案的情况下,国家整体减排目标实现92%以上,十二五减排目标还不能完全实现。2015年全国30个省区CO2排放总量达到152亿t,十二五期间增加排放量40亿t。虽然排放强度目标设置为下降,但是2015年各省区CO2排放量在2010年基础上仍然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增加量在数量上差异较大,分布上东部和北部地区的增加量高于其他地区。对比了各省区十一五期间的实际增量和十二五控制增量,发现沿海地区和华北地区减排压力较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减排压力较小。在基期年和目标年,文章都具体分析了排放量、排放强度和排放增量的空间分布情况。最后针对计算过程和结果分析,提出了政策建议。     

政府规制和公众参与对中国环境不公平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及中国省际工业废水排放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8—2008年工业废水排放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了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省际间环境公平的驱动因素。结论表明,政府规制在全国样本以及三大区域样本下都和环境公平显著正相关,公众参与在全国样本下和环境公平显著正相关,但在分区域的静态面板中则不显著,这洗明中国目前公众参与还很薄弱,政府的正式规制起主要作用。同时,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环境公平的拉动作用最大,应加强对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     

金融深化对中国碳排放有影响吗?

估算了中国1998~2012年30个省份的CO_2排放量,利用全国30个省份多个指标数据,考察了金融深化和CO_2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建立静态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首先以人均GDP和金融深化指标为解释变量考察金融深化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然后在模型中加入城市化水平等控制变量,采用滞后期工具变量来控制有关变量的内生性,最后运用GMM方法研究了金融深化、经济增长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金融深化与中国CO_2排放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进而证实了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成显著正相关,研发强度与对外开放度对我国碳排放成负相关关系。最后从长远来看,金融深化有利于我国节能减排以及我国低碳进程的发展。     

工业经济发展 、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减排效果 ——基于"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构建了"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的理论模型 ,并以2001 -2013年中国30个省区工业产出数据为样本 ,研究了工业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强度和污染物减排效果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工业污染物排放对于产出增长具有刺激作用 ,同时产出增长又会引起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 ,从而证明了中国工业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但由于环境规制投资依然不足,规制效率相对偏低 ,治理的整体效果仍不尽如人意.分阶段看 ,"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在过去十余年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但2008年后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分地区看 ,中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处于"先污染 ,后治理"的过程中 ,而环境规制的效果仅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     

制造业集聚、大气污染与节能减排

制造业集聚作为最具活力的空间组织形式,在有关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中一直被忽视。本文通过中国30个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与大气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与大气污染之间呈N型曲线关系;目前中国制造业处于中级集聚阶段,大气污染总量随集聚度提高而增加,但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制造业大气污染的缓解主要来自环境规制、FDI等外部因素,内在节能减排动力不足。因此,政府应在大力推进制造业向高集聚阶段发展的同时,引导产业通过自身的环保节能需求来实现节能减排。     

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关系的动态分析——基于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双重困扰,低碳经济模式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以1994—2009年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数据为依据,利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法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在外部因素冲击下的动态响应态势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在10年的响应期下,环境规制强度与碳排放量之间在对方冲击下的响应曲线呈N型,技术创新能力与碳排放量之间的相互响应曲线为N型和倒U型;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相互响应曲线都为N型。     

环境规制对中国碳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碳排放视角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检验

在低碳经济背景下,节能减排影响了中国碳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吗?运用引力模型和2000~2010年面板数据,检验了CO2排放强度衡量的环境规制对中国碳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影响。结论如下:中国环境规制对中国碳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有着明显的负影响,中国存在显著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从单个行业看,除石油加工业外,金属冶炼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都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中国应实行适度严格的环境规制,不能轻易对外承诺较大幅度的碳减排责任;而各行业必须立足长远,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     

中国区域碳排放、经济增长与福利关系比较研究

对1995~2012年中国30省份的人均CO2排放、人均GDP与人文发展指数进行单位根检验,并对30省份的平稳面板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福利均为碳排放的单向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和福利之间为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资源型省份在取得与非资源型省份同样的经济增长时,将比非资源型省份产生较多的碳排放,同时资源型省份在取得福利水平提高时碳排放有同向变动趋势,而非资源型省份的福利水平与碳排放呈反向变动趋势。     

环境规制、经济增长与地区碳生产率——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考察

本文以2010-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测算了各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和碳生产率,研究了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碳生产率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亦得到了验证.当前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抑制了碳生产率的提升,全国及东、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有利于碳生产率的提升,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抑制了碳生产率的提升.     

中国人均CO_2排放水平地区差异的成因分析——基于GINI系数和回归的Shapley Value分解方法

根据2000~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GINI系数为衡量指标,测算了人均CO2排放水平的地区差异,分析了人均CO2排放水平随时间的演变趋势,在此基础上采用基于回归的Shapley Value分解方法,对中国人均CO2排放水平地区差异形成原因进行了考察,探究各影响因素对差异程度的影响水平,从而为有效缩小地区差异和制定CO2减排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结果表明:人均能源消费量因素的影响程度最大,平均贡献率为72.80%,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是人均CO2排放水平省际差异的第二大贡献因素,其平均贡献率依次为8.01%与10.20%,且在不同的时间段其结果有所不同。排在第四位和第五位的因素分别是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二者都是影响人均CO2排放水平省际差异的重要因素,平均贡献率分别达到5.17%与3.81%。     

中国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分析

基于1997—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分成命令型、市场型和自愿型三类,以核密度估计分析碳排放分布的动态变化,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不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997—2017年中国三种环境规制与碳排放量变化表现同步增长,碳排放区域差异明显,命令型环境规制占据主体,市场型环境规制波动性变化特征明显,自愿型环境规制稳步增长;碳排放和环境规制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并且环境规制对邻近地区碳排放减少或增长的影响能力增强;三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均存在空间溢出,相比较而言,市场型环境规制的正向溢出效应最为明显,不同环境规制影响的区域差异特征表现为:命令型环境规制"东部>中部>西部",市场型环境规制"东部>西部>中部",自愿型环境规制"西部>东部>中部"。     

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近1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绿色工艺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探究环境规制作用于绿色创新的传导路径,进而考察命令型与市场型环境规制组合的并行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协同效应.研究得出:绿色工艺创新在环境规制与绿色产品创新之间具有正向传导作用;两种环境规制政策组合的绿色创新协同效应的发挥主要是由市场型环境规制所决定,只有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越过特定门槛值时,两种环境规制的组合才能引致绿色创新的最大效应发挥.提出适度加大命令型环境规制执法力度,尤其要发挥环境规制政策协同效应;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实践时应优先考虑绿色工艺创新;逐步建立多层次的绿色金融体系,以期实现激发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