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基于中国宏观和产业数据的测算及分解

宏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可分解为代表普遍技术进步的技术效应和要素流动配置的结构效应。本文利用中国宏观及产业数据,在增长核算基础上将TFP增长分解为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据以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进行细致剖析。实证结果表明:(1)得益于后发优势,1978—2014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整体质量较高,增长动力约1/3来自技术水平的普遍提升,而结构效应的作用仅为技术效应的1/5。(2)2005年以后,中外技术差距的缩小导致后发优势逐步衰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迅速下降;而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并维持了较高的TFP增长率;该趋势在二、三产业尤为突出,这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的结果。(3)金融危机后,产能过剩的钢铁、水泥所属领域和"金融与保险"、"房地产"等细分行业技术停滞或倒退却积累了更大比重的要素,存在要素资源配置"逆技术进步倾向";要素驱动特征不断强化,至2014年才出现扭转迹象。宏观和产业TFP增长是未来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支撑。短期内应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将要素资源引导到技术和效率水平更高的细分行业,借助结构效应实现TFP增长;中长期则要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切实推动各行业技术进步。     

全球化、自主研发与雾霾污染——机理分析及中国经验

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结合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构建“FDI－自主研发－雾霾污染”逻辑框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系统考察全球化影响雾霾污染的机理与效应。研究发现：①FDI通过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增加雾霾浓度，通过绿色技术与自主研发两个渠道有利于减霾；②FDI和自主研发协同在导致产业结构污染化的同时，产生了显著的绿色技术效应；③FDI对雾霾污染具有动态影响,当地区迈过一定经济发展门槛后，FDI对环境的影响由“污染天堂”效应转向“污染光环”效应。同时，FDI的“污染光环”效应随地区自主研发能力提升而增加；④雾霾污染在空间维度、时空双重维度上分别呈溢出效应和警示效应，且FDI通过环境“逐底竞争”和产业转移等途径加剧周边地区雾霾污染。因此，在顶层设计和全局规划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创新驱动、联防联控等协同努力，可规避全球化带来的环境风险，实现开放发展与绿色发展双赢。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创新的非线性溢出效应

技术领先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技术追随国的科技创新产生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方向依赖于两个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本国科技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一个非线性阈值全球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科技创新的非线性溢出效应的研究表明，整体而言，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中国科技创新产生抑制效应，并且在低增长机制中的抑制效应相对更大。分行业来看，对于美国更具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对中国行业创新产生负向溢出效应；其中，低增长机制中的负向效应较大。对于美国具有相对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中国创新产生溢出效应；其中，高增长机制中产生较小的正向效应，低增长机制产生较大的负向效应。对于中国具有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行业创新产生溢出效应；其中，高增长机制中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低增长机制中产生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环境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ACT贸易环境效应模型,运用2000-2012年31省级面板数据,尝试将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环境效应从农业环境总效应中分离出来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资本丰裕度、人均收入、贸易开放度对农业环境均有显著影响;我国存在贸易的要素禀赋、污染天堂双重动机,贸易结构效应有利于降低化肥和农膜浓度,而增加农药浓度;贸易引致的规模正效应不足以被其引致的技术负效应抵消;贸易通过规模、结构、技术作用于环境的净效应,对于化肥、农膜依据其引致的经济和技术增长率而定,而对于农药为正;假设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未转变,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下我国农业污染将进一步加剧。得出促进农业经济转型、农业环境成本内部化、避免盲目追求贸易经济效益的政策启示。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人工智能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赋能效果——产业结构优化视角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抓手,深刻影响着中国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偏向。结合非连续性技术创新理论与中国现实情景,从产业结构优化视角构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绿色增长的逻辑框架,并利用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人工智能的绿色增长效应。结果表明,人工智能通过技术红利效应直接推动绿色经济增长,引入地区高校平均科技产出和《中国制造2025》政策冲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修正后,人工智能的绿色增长效应仍显著存在。机制识别揭示,人工智能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驱动绿色经济增长,二者在人工智能绿色增长效应中的相对贡献分别为20.33%和8.35%。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人工智能的结构红利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更低、创新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制度环境更完善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而可以更充分释放其对绿色增长的赋能效果。拓展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对绿色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人工智能发展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绿色发展绩效存在辐射带动作用。聚焦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发展双重视角,可为塑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竞争优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能源消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效应——基于四川省1991-2010年样本数据

本文在四川省能源消费、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和因子分析的方法将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等六个指标折算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发现污染综合指数、能源消费与污染的交叉乘积项对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大于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但环境污染本身对经济增长负向效应显著,且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对经济的脉冲效应在第5年开始趋于平稳.建议通过配额管理、优化要素投入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措施提高能源消费效益.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碳排放效应研究——基于2003～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

选用2003~2011年我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基于联立方程组模型,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对本国CO2排放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将会给本国带来正的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以及负的技术效应。综合三大效应的结果显示,我国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国内的CO2排放量。数据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国内CO2排放量将会增加0.5009%,其主要原因在于具有减排作用的技术效应远低于其余两大效应,据此提出了增加技术寻求型直接投资和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建议。     

居民消费的规模效应及其演变机制

消费规模特别是居民消费规模是大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目前,需求结构的矛盾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深层矛盾,只有将扩大消费规模与供给侧改革结合起来,使规模庞大的居民消费主要通过国内市场来满足,才能使大国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本文采用阈值协整模型对1955—201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居民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随居民消费率的变化而变化,这证明中国居民消费存在规模效应,且该效应在不同的消费规模下形成不同的作用机制,导致不同的影响效应。具体地说,当居民消费规模低于0.539时,居民消费率上升0.1,第2年经济增长率仅上升0.077;居民消费率高于0.539时,居民消费规模上升0.1,第2年经济增长率则上升0.121。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入驱动。因此,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入驱动向需求拉动转变,关键是要扩大居民消费相对规模,并通过供给侧改革使国内市场能够有效地满足居民消费需求。     

预算约束下中国公共支出结构的增长效应

与以往研究忽略预算约束面影响的传统不同，本文运用中国省级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公共支出结构的增长效应。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发现，第二产业为主的省份，投资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正，社会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负，转移支出对增长有不显著负效应；第三产业为主的省份，投资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负，社会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正，转移支出对增长有不显著正效应。在中国公共财政建设的过程中，公共支出结构的调整应考虑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现实。     

中国工业行业经济增长与CO_2排放的脱钩效应

基于2000—2011年中国工业全部行业能源消费量,运用IPCC推荐的CO2计算方法,推算了中国工业全部行业2000—2011年间的CO2排放量,通过运用Tapio脱钩指标建立工业行业经济增长与CO2脱钩模型,测度了2000—2011年间中国工业全部行业以及分要素密集度行业的经济增长与CO2排放之间的脱钩关系及程度,分析了二者脱钩发展的时间演变趋势,结果表明,中国工业行业存在一定的脱钩效应,不同行业的脱钩指数差异较大,强脱钩行业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脱钩状态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相比较,资源密集型行业的脱钩指数总体上处于较高状态。政府要充分利用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加大对企业在能源技术、新能源产品开发方面的支持力度,促进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从根本上减少碳排放,促进工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     

近年来经济增长对于环境影响的因素分析

本文将经济增长对于环境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通过对2000年以来工业部门数据的分析发现,“十五”期间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带来的规模效应是污染排放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减排技术的改进等因素带来的技术效应对于抑制污染排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SO2而言,工业部门的结构在“十五”期间污染密集程度加重,而对于COD来说,工业部门的结构趋向清洁化。2006年在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继续延续以往的趋势,但是结构效应却由以前的负面影响转变为正面影响,抑制了污染物的排放。     

中国经济增长对CO_2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1970—2005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

文章以1970—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对CO2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人均GDP与CO2排放呈N型关系;为度量影响CO2排放的结构性因素和贸易因素,文章还进一步考察了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进口倾向和出口倾向与CO2排放的关系,结论显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与CO2排放负相关;进口倾向和出口倾向与CO2排放正相关。本文的预测显示未来十余年中国的CO2排放量仍将大幅上升。因此,我国应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继续改善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实施较为严格的环境政策,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系统关联——基于开放宏观的视角对中国的经验分析

考虑到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系统关联性,本文构建包含技术-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环境质量方程,并将其中的收入变量内生化,从而通过相应的弹性系数反映出国际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直接和间接效应、长期和短期效应。利用中国跨省的面板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影响的短期作用要小于长期,虽然短期内会带来环境的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国际贸易间接引致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将超过规模效应。     

公共支出结构与环境质量:中国的经验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将公共支出结构对环境质量的综合效应分解为六个部分:技术效应、消费者偏好效应、经济规模效应、要素替代效应、预算效应和收入管制效应。理论分析发现,如果技术效应、消费者偏好效应收入和管制效应占主导地位,提高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将改善地区环境质量。进一步基于地市一级的经验数据,文章检验了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提高非经济性公共支出显著减少了污染排放、改善了环境质量,并且该影响效应具有持续性。一个具体传导机制是:在技术、消费偏好和收入管制效应压力下,企业、政府和社会增加污染治理资金投入,污染治理力度的增强提高了环境质量。为了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政府的支出重点应该转向教育、科技等社会性服务领域,实现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目标。     

中国区域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资效应的实证研究

采用新增长理论模型的投资效应分解方法,将信息网络基础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分解为直接投资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利用2003—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工具变量法测算了各地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投资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具有显著而积极的直接投资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但间接溢出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总体而言,中国地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TFP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差异。     

畜牧业技术进步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基于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检验

厘清技术进步推动我国畜牧业碳减排的机理,对畜牧业低碳转型和“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2007-2020年31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测算并揭示中国畜牧业碳排放现状与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对畜牧业碳排放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全国畜牧业碳排放呈缩减趋势,各省畜牧业碳排放差异显著,整体呈“西高东低”的梯次分布格局。技术进步通过畜牧业碳排放强度改进减少的碳排放可以遏制其通过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碳排放的增加,但这一结果具有区域异质性,技术进步对西部地区畜牧业碳排放的“规模效应”大于“强度效应”,因而未能同时实现经济发展与减排,进一步探究发现,技术进步对畜牧业碳排放的边际效应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而增强。此外,技术进步对畜牧业碳排放还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具体表现为,本地区技术进步增长一个单位,邻区畜牧业碳排放将会降低1.666个百分点。     

技术进步视角下回弹效应测算的改进模型

运用门槛回归和潜在产出法分别改进了基于能源增强型技术进步和广义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测算模型。基于改进前后的模型并利用1997—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中国的回弹效应。结果表明:改进后的模型考虑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非线性关系以及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测算得出的回弹效应更精确;由能源增强型技术进步诱发的回弹效应呈上升趋势,广义技术进步诱发的回弹效应表现出剧烈波动的特征。认为政府应逐步建立回弹效应监控体系以有效控制回弹效应。     

经济增长、FDI与环境——基于中国地区间面板数据的分析

中国199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令世人瞩目,特别是在2002年-2007年间GDP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0％,这是新的一轮经济增长,其增长的内涵有别干前期的经济增长。为了区别2002年以前的增长时期,本文引入了时间维度的虚拟变量,以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2年-2007年的数据来检验经济增长、FDI和环境的关系,特别是2002年～2007年FDI与环境指标的关系。通过对经济增长中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进行区分,分析FDI到底是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减少了污染,还是产生了所谓的“污染天堂”,本文最后得出结论,FDI对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固体烟尘和工业废水三个环境指标有负的影响,FDI越大,环境污染的程度越低,FDI对环境有利的作用占据主导地位。     

贸易开放对我国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的实证检验——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1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省际以及三大经济圈内贸易对工业废水、工业SO₂、工业烟（粉）尘等三类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并检验了现阶段中国是否存在库兹涅茨假说、污染避风港效应及要素禀赋效应等。结果显示:中国省际及三大经济圈内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中国环境质量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各省通过经济合作的加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各自污染物排放量。通过引入交叉项进一步发现贸易对环境分别存在负收入效应及正结构效应。同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污染避风港效应与要素禀赋效应则随污染物指标选取、分析区域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