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城市环境的影响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其设立能加速区域经济增长的事实已被广泛证明。然而，关于其对地区“软实力”-环境等是否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的评估却鲜有涉及。本文基于珠三角2010-2018年1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粤港澳大湾区地设立作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城市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能够降低城市的废气及废水排放，使得地区环境改善，且此结果在经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湾区建设中，中型规模的城市减污效应最大，而小型规模城市减污效应则较弱。机制分析表明，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创新效应以及结构效应使得地区环境改善，且创新能力及产业结构提升程度的不同是造成城市规模异质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创新效应以及结构效应在改善区域城市环境方面具有协同性。     

网络基础设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11—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视为衡量网络基础设施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DID模型评估网络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网络基础设施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2)网络基础设施通过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传导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3)网络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这一促进作用对设立批次早、东部地区表现的更为明显;(4)网络基础设施不仅能促进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贸易新业态与稳就业——来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工商企业注册数据，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涵盖的试点城市为依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地区就业效应。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对地区整体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策效应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强。机制分析表明，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可以显著促进城市出口增长和企业创业活力，进而提高劳动力需求。拓展分析发现，当地数字经济与电信业务的发展会促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稳就业效应的发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就业效应在当地不同部门之间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房价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采用1998--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房价波动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区分了房价可预测部分波动和不可预测部分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此来分析中国房价波动的抵押效应和财富效应。我们发现：一是中国房价波动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抵押效应显著,但财富效应不显著。二是东中西三个地区的抵押效用表现为由大到小,东部地区几乎是中部地区的2倍,是西部地区的6倍多。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已经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通过激励数字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且其使用深度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均是最大的，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的影响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作用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强，对数字创新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较强；而数字创新在中部地区的中介作用较大，在西部地区则较小。因此，应当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方推动数字创新战略实施，形成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格局，促进经济不断增长。     

工业机器人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分省份面板数据,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实证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和工业机器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发现：考察期内,工业机器人显著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并且在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有显著影响,在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进一步考虑比较优势,发现高资本密集度有利于工业机器人发挥经济增长效应。从地区异质性角度看,东部地区遵循比较优势,机器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但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都存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情况,抑制了工业机器人的经济效应；最后,进行影响机制检验时,发现工业机器人主要通过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但人力资本中介效应尚未形成。     

内陆自贸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宏观效应——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四川实证

本文运用合成控制法,基于2011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二季度省域平衡面板数据,构造处理组的"反事实"状态,评估了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四川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并进一步利用2011年1月-2019年6月共102个月的省域样本数据,考察了四川自贸区的设立对四川地区的对外贸易经济指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合成控制法能够很好地拟合在自贸区设立前的四川地区经济增长路径;四川 自贸区设立显著带动了地区的经济增长,使四川地区的实际GDP平均每季度增加129.42亿元,季均溢出效应达到1.36％;通过安慰剂检验和排序检验发现,四川自贸区设立对四川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进一步考察发现,四川自贸区设立对进出口总额月均提升效应达30.3％,且均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为此,内陆自贸区建设应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市场经济发展活力,提高对外开放广度与深度,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降低制度成本,优化营商环境,形成引领西部地区开放发展的经济集聚体.     

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行业和地区分异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6—2015年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但过度集聚会对周边地区经济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有效促进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在东、西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西部的本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在中部地区存在负面空间溢出效应。此外,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改善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也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政府创新补贴能促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吗——技术创新强度的中介效应北大核心

政府创新补贴是促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简称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和重要着力点。将政府创新补贴引入国家自创区生产模型,推导政府创新补贴通过技术创新强度影响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取2010-2020年21个国家自创区面板数据,构建兼顾时间与个体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政府创新补贴在技术创新强度的中介作用下对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政府创新补贴显著促进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分区域来说,政府创新补贴显著促进东中西部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及东部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中、西部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不显著;技术创新强度在政府创新补贴促进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高新区设立与区域绿色经济增长——基于PSM-DID模型

运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算了2003-2016年中国277个地级市绿色全要素增长率，在此基础上，采用倾向匹配的双重差分法实证评估国家高新区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分析其影响机制和传导途径。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显著推动了绿色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推动“技术领导者转移效应”实现;国家高新区对绿色经济增长存在明显异质性，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中部地区、低等级城市和“成长期”国家高新区对绿色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较大，高新区对协调区域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传导途径表明，国家高新区以创新驱动人力资本效应、财政配置效应和对外开放效应促进绿色经济增长。     

房价、创新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

文章系统分析了创新投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与房价影响创新投入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房价上涨的趋势下，创新投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在不同房价水平下的作用机制差异，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以及我国2003—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创新经费投入与创新人力投入均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房价的提高会抑制创新经费投入及创新人力投入的增长，且房价对创新人力投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随着房价的上涨，创新人力投入受到的抑制效果逐步增强。（2）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房价单门槛效应，随着房价门槛的跨越，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变得不显著。（3）根据3个门槛值对各省份的房价进行四阶段划分发现，截至2019年，所有省份已经跨越第一门槛值，此时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再显著。此外，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已跨越第三门槛值，即房价最大程度抑制了创新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4）分区域线性回归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与全国样本的结果大体一致，但东部地区存在明显不同，表现为该地区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地区的房价上涨没有减少创新经费投入的增长，...     

国家自创区创新生态系统评价研究

为明确中国国家自创区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现状,以系统环境、创新群落、创新资源为一级指标建立国家自创区创新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文章将2011-2019年中国27个国家自创区相关数据作为样本,运用组合赋权TOPSIS模型及二次加权算法,对国家自创区创新生态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并分析地区差异.结果表明:自创区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整体趋好,东部地区自创区创新生态系统发展趋势放缓,中西部地区普遍抬升;国家自创区创新生态系统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地区间非均衡现象,但中西部地区国家自创区生态系统提升速度明显大于东部地区.     

区位导向性政策如何影响本地就业——基于中国大学城建设的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存在溢出效应的集聚经济模型，刻画与验证了以中国大学城建设为代表的区位导向性政策对本地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学城建设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就业规模与就业增长率；机制分析显示，大学城在促进与其紧密联系型行业的就业的同时，还会通过“集聚-溢出”效应影响本地其他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高行政级别城市、4年制普通大学占比高和规模较大的大学城对本地就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的发现对于如何通过实施针对性的区位导向性政策提升本地就业承载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为评估中国大学城建设绩效提供了经验证据。     

制度型开放与消费者福利增进——来自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证据

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是中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本文构建涵盖中国30个省市和34个国家的大型一般均衡模型，利用拓展的Head-Ries指数测算非对称贸易成本，运用结构估计方法首次量化评估了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的消费者福利增进效应。研究发现：综试区设立可以同时提高国内消费者和国外消费者的福利水平；综试区设立的福利增进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单个综试区建设带来的边际福利增长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由于低收入人群的农产品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综试区设立对高收入人群的福利提升效应更大。总体上地区贸易壁垒越大，综试区建设的福利效应越高。理论机制上，综试区设立通过贸易份额和投入产出关联两个渠道提高消费者福利。本文研究对优化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布局、更好地推动制度型开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税收竞争与经济增长门槛假说——基于中国经验数据的分析

税收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它主要通过影响企业决策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通过对经济增长门槛假说的检验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税收竞争的积极效应大于其消极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税收竞争的积极效应小于其消极效应,抑制经济增长。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中国并未出现恶性的税收竞争,但各地区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可见,地方政府只有合理利用税收竞争手段,才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国家级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的经济效应：制度红利与传导机制

作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制度探索，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承担着国家改革重任，对激发创新驱动活力和内生增长动力具有重要意义。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全面创新改革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显著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且随着时间推移促进效应不断增强，该结论在工具变量估计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验政策的经济效应主要通过创新驱动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等传导机制实现，其中，结构优化效应较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红利在政府效率和要素市场配置水平较高的试验区表现更显著。因此，应深化新一轮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结合地区产业结构和创新资源禀赋扩大试验范围，推动形成政府与市场协同互促的创新激励体制，持续释放全面创新改革的制度红利。     

绿色创新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湖北省1993—2018年相关数据,运用VAR模型对绿色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同时将绿色创新分为发明专利授权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两个要素。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发明专利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发明专利授权对经济增长存在“扩散效应”,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对经济增长先体现“扩散效应”,后体现“挤出效应”,而经济增长对两者均具有“扩散效应”;发明专利授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应积极构建绿色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长效互动机制;加大绿色创新开发投入,完善绿色创新相关制度;提升绿色创新的投入效率,加速绿色创新成果转化率。     

金融一体化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效应——基于全国12个重点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两地区DSGE模型,通过引入信贷市场不完备性,探究金融一体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利用2006-2019年全国12个重点城市群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城市群金融一体化的推进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促进作用;(2)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认为加快经济要素空间流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在金融一体化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过程中均起到中介效应;(3)进一步考察金融一体化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影响的时空差异,发现成渝城市群等发展型城市群金融一体化的推进更能改善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同时后金融危机时期,金融一体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