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政策工具

环境政策对新技术开发和扩散的影响 ,在长期内是环境保护成功或失败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 ,环境规制能同时减轻污染和提高产出。当技术内生时 ,环境政策工具的相对地位取决于新技术模仿的程度、创新成本、边际环境收益函数的相对水平与斜率及污染厂商的数量。就中国而言 ,未来环境制度的政策取向是 :从引入市场机制的角度 ,强化环境政策工具对技术进步的激励作用 ,协调新旧制度的关系 ,转变政府环境政策理念 ,实现环境容量资源的合理配置。     

引入政策维度的技术路线图分析工具创新

现有政策与产业研究往往把创新政策作用机制视为一个黑箱,缺乏对政策与产业发展互动关系的深入阐释。在传统技术路线图分析框架中引入政策维度,构建了政策-技术路线图（P TRM）分析框架,剖析了供给面政策工具、环境面政策工具和需求面政策工具对技术演进及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并通过P TRM框架在中国风电产业发展分析中的应用,进一步探究了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在产业技术演进中的作用。     

环境创新税收政策解构与重构：由单一工具转向组合工具

税收政策工具内置的行为诱导、社会公平、经济发展等性能，使其成为激励环境创新的重要手段。税收政策工具可以解构出环境税与税收优惠两大核心政策工具。其中，环境税将污染行为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向企业传递价格压力信号，迫使其作出缴税、减产抑或投入环境创新的抉择，本质上是一种反向压力工具；税收优惠则是一种正向鼓励工具，以减轻税负的方式将应收税款让渡于创新研发，将污染企业向投入环境创新的方向引导。两个政策子工具虽然作用机制相反，但政策目标一致，通过科学、精细的税制设计，实现不同政策功能协同互补，以发挥组合工具“1+1＞2”的政策效应，最大化提升企业环境创新积极性。此外，还应统筹税收政策工具与其它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     

创新政策工具组合、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研究

基于2008-2018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创新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均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数量增长，需求型创新政策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②需求型、环境型和供给型创新政策两两交互项能够显著提高基础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并显著增加创新数量，但对创新质量均呈显著负向影响；③需求型与供给型以及需求型与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协同互补性特征，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竞争性特征；④基础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技术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数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创新政策工具组合、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研究

基于2008-2018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创新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均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数量增长，需求型创新政策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②需求型、环境型和供给型创新政策两两交互项能够显著提高基础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并显著增加创新数量，但对创新质量均呈显著负向影响；③需求型与供给型以及需求型与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协同互补性特征，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竞争性特征；④基础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技术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数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政策“目标—工具”视角下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军民融合企业发展对制度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政府支持和引导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政策目标是政策工具实施效果的评判基准，并且导致政策工具发挥不同作用。利用国泰安数据库213家军民融合板块上市公司2008—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产业扶持和技术创新型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扶持型补贴对于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创新型补贴政策对国有及非国有军工企业研发活动均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且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活动的激励作用更明显。     

双重视角下颠覆性创新的政策文本分析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孕育,颠覆性创新带来的社会影响效应逐步增强,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文章以中国国家层面的颠覆性创新支撑政策为样本,构建政策工具和创新价值链的二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基于扎根理论,对中国面向颠覆性创新的支撑政策文本信息深入挖掘.研究结果指出:三类政策工具中,供给面政策工具使用最为频繁,而需求面的创新支撑政策相对较少;创新价值链演进过程中,政府更倾向于技术研发阶段的政策支撑建设;在政策工具-创新价值链的关系维度下,技术研发阶段主要应用的是供给面政策工具,环境面和需求面的政策影响效应有限;不同政策工具下,其内部的政策类型结构差异性显著.研究结论为中国面向颠覆性创新的政策体系优化提供政策启示.     

贸易政策与环境政策的作用机理分析

随着贸易全球化与环境全球化的发展,西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呈现出两大缺陷:一是忽视了需求的作用,二是忽略了环境要素的存在。该文从环境要素方面对传统贸易模型进行了拓展,探讨了贸易政策与环境政策工具的经济效应、福利效应以及贸易政策工具与环境政策工具的有效配置。     

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量化与演进研究

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是助推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发展的制度动力。构建“政策工具—价值创造”二维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国2000-2019年中央与地方颁布的182份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借助NVivo12实现政策文本编码和统计分析，揭示政策横向协同情况与纵向演进态势。研究发现:孵化器政策工具应用表现出横向分化态势,政府介入程度较高的策略引导型政策工具和政府主导型政策工具应用较多，参与推动型和自由发展型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并呈现出以政府主导型政策工具为主转向策略引导型政策工具与政府主导型政策工具并重的纵向演进态势；同时，孵化器政策工具应用集中在价值孕育阶段，价值初创和价值加速阶段政策工具应用较少。最后，提出完善政策工具组合、强化政策工具与价值创造阶段有效整合等政策建议。     

中美创新战略规划政策工具比较研究

基于Rothwell和Zegveld的政策工具理论,以中国《“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和美国《2015年美国创新战略》的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对中美创新战略规划的政策工具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美两国使用的环境型政策工具最为频繁,同时中国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比率高于美国;两国使用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比例相当,但中国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内部机构不尽合理;两国使用最少的为需求型政策工具,中国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比例尤其低。与美国相比,中国在个别政策工具运用方面存在过溢、错位、缺位等不良现象,就此借鉴美国政策工具的运用经验,提出了完善中国创新战略规划政策工具布局的建议。     

公共服务的政策工具应用与创新——以湖北省为例

结合公共服务的特点,公共服务提供中的政策工具可分为规制类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市场化工具、信息提供工具、志愿性工具等。湖北省目前在各种工具的利用上都有许多实践,但在应用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自主创新少、政策工具变革涉及公共服务的范围上有限、变革动机上更多的是为了摆脱困境而不是更好的服务、部分政策工具的应用上存在经验不足、出现环境适应性问题等。为了更好的提供服务,创新政策工具的利用,湖北可从争取政策权力空间、摆正政策工具使用的动机、加大把握政策工具的能力、培育政策工具利用的环境、畅通信息交流的渠道等方面着手。     

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区域性影响——以氢燃料电池技术为例

为了明确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从而为环境规制政策制定提供有力依据，以氢燃料电池技术为例，基于中国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ys GMM法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利用SPSS软件进一步将全国样本分为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高水平地区、中等水平地区以及低水平地区，检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区域性差异。结果显示，3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呈现出显著正向影响，且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高水平地区，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效应显著，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并未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形成有效激励；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中等水平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显著，其余两种规制工具的激励效应不显著；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低水平地区，仅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显著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且表现为负向作用。     

地方政府创新政策工具偏好测量——基于四川省政策文本的分析

创新是提高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方式,我国各级政府均高度重视并出台系列政策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四川省承担着西部地区转型探索的重任,为全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贡献了宝贵经验。从政策文本分析视角,构建政策工具—企业生命周期二维分析框架,借助NVIVO11和UCINET等软件对2012-2020年四川省颁布的82份创新政策文件进行政策内容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四川省对创新给予了全方位激励和规制,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策发布数量呈现平稳到快速增长再到缓慢回落的趋势,政策效力偏低且可操作性不强;政策颁布主体虽呈现多元化态势但联系不够紧密,形成两个小群体,即以科技厅、财政厅、发改委为代表的执行主体,以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委办公厅为代表的规划主体;政策工具应用存在过溢或缺失,呈现重供给、轻需求的工具偏好,政策工具作用目标取向模糊;工具应用与创新主体生命周期不匹配,工具内部结构分布不均衡。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     

国际循环经济政策经验的比较与借鉴

本文是在全球共同倡导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在简要分析了目前中国资源环境政策发展形势的基础上,从世界循环经济相关政策的发展历程入手,归纳了循环经济政策工具的各种分类方法和政策类型,并针对创建市场、利用市场、环境管制、公众参与四种类型的政策工具的功能、特性及适用范围进行分析,通过各种政策在世界各国的实践应用进行比较与总结,为中国的循环经济政策制定、修改和执行提供参考意见。     

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我国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

根据国际环境政策实施的经验教训以及环境政策制定的取向,提出我国环境政策的建立应该综合应用战略环境影响评价（SEA）、环境影响评价（EIA）、生态补偿（PES）、协议保护机制（CCM）和企业社会责任（CSR）等政策工具,并把这些政策工具传递到国家政策与制度层面以及区域协议上,推动跨国企业与金融信贷履行环境责任与义务。促进项目建设中对环境保护的规划,加强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保护和更新资源,建立以政策工具包为基础的综合环境管理体系。同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加快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优化与创新。     

环境政策促进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机制、困境与对策——基于创新模式选择视角

本文从环境政策的创新模式选择效应视角剖析了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增速放缓现象的成因及对策。考虑投资型规制、费用型规制、研发补助三类环境政策和外源型、内源型两种创新模式，本文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了“环境政策工具-创新模式选择-GTFP”因果传导关系，发现不同环境政策工具以创新模式选择为中介对GTFP施加动态异质性影响；环境政策工具的内源创新激励效应越强，其对GTFP的短期促进作用越弱、长期促进作用越强。进而考察我国环境政策历史沿革，发现费用型规制强度持续、快速提高所引发的创新模式过度内源化是导致我国GTFP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上述结果揭示，发展单一的内源型创新模式难以实现GTFP平稳增长，即激进的创新驱动无法满足绿色发展的战略诉求。政策启示是设计环境政策空间布局，引导不同地区落实差异化环境政策方案，从而实现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的战略统筹，使GTFP回归平稳增长轨道。     

地区“人才新政”能否提升创新绩效?——基于出台新政城市的准自然实验北大核心CSSCI

人才是创新驱动的第一资源,人才政策是政府提升区域创新绩效的有力工具之一。本文以2010—2018年全国280个城市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人才新政"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并进行了多维度、稳健的实证检验。实证研究发现,"人才新政"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创新绩效,但不同政策工具的创新绩效存在差异,其中保障型政策的创新绩效最高,而奖励型政策的创新绩效最低;在政策贯彻落实方面,数字化平台应用、发文部门数量、人才新政传导层级对"人才新政"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人才新政"通过改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调整人才结构的路径影响地区创新绩效。通过城市异质性分析发现,"人才新政"存在马太效应,即政府支出及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的东部地区,"人才新政"对城市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越显著,及时校正现行的"人才新政"有利于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最后,通过政策工具的异质性分析给出优化方向,东、中、西部地区应分别着力于保障型、发展型及奖励型的人才政策导向;高政府支出的城市出台发展型政策的创新效果要优于奖励型和保障型;高人力资本存量的城市出台发展型政策的创新绩效要优于保障型政策、奖励型政策。     

中国石墨烯产业创新政策分析及建议

石墨烯作为公认的典型颠覆性技术正在逐步走向应用前景,迅速的产业化进程离不开创新政策的支持。本文在对石墨烯产业发展阶段分析基础上,构建“政策演进过程政策工具分析-创新过程政策工具分析-应用领域分析”三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石墨烯产业创新政策工具和应用领域推进进行深入分析。     

中印信息技术产业创新政策工具比较研究

基于中印1990-2013年与信息技术产业相关的技术创新政策,利用Rothwell和Zegveld（1981）技术创新政策工具分类,比较了中印信息技术产业创新政策工具在供给导向、环境导向和需求导向下的异同。结果发现,在供给导向下,两国使用政策工具比例相当,且信息工具是两国最常用的供给工具;在环境导向下,中国使用的工具比例高于印度,但印度更倾向于通过法律规制工具突出政策的延续性和权威性;需求导向下,印度使用的工具比例高于中国,表明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比中国更成熟。最后,提出了统筹设计供给导向型政策工具、合理布局环境导向型政策工具、大力推进需求导向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主动构建信息技术产业生态系统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