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省际边界区域的研究进展及展望

省际边界区域既是省级经济政策的交汇区,又是区域摩擦的集中地,空间协调难度较大,统筹发展难点较多,是和谐社会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国省际边界区域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边界区域的理论内涵、影响因素、产业发展、空间组织结构模型、空间管治以及发展战略和对策等。这些研究多以现状的描述为主,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以及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省际边界区域已成为我国区域统筹发展的重点,在今后的研究中要重视探讨以“边界效应”理论为基础的边界区域经济学,深入分析省际边界区域的产业分工与合作,深化研究省际边界区域空间结构演化及优化路径,加快构建省际边界区域协调发展的定量系统模型,科学完善省际边界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体系。     

湘粤赣省际区域城市中心性比较研究—兼论郴州市建设湘粤赣省际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战略

以湘粤赣边界省际区域为研究对象,在构建城市中心性模型基础上,对郴州、韶关和赣州三市的城市中心性进行了测度和比较。通过进一步对三市的各行业区位商计算,发现要将郴州市建设成为湘粤赣省际区域中心城市,目前还存在城市中心性较弱、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教育、科技还较落后等问题,并就该战略设想提出了相关的发展对策及建议。     

湘粤赣省际边界禁止开发区域生态旅游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生态旅游环境质量评价是主体功能区中禁止开发区域发展生态旅游的前提。选取湘粤赣省际边界的丹霞山、莽山、苏仙岭和三百山等具有代表意义的禁止开发区域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生态旅游环境质量评价的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定量分析了该边界区4个禁止开发区域生态旅游活动对其自然、经济、社会环境质量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态环境压力及其响应状况。研究认为,湘粤赣边界禁止开发区域生态环境总体质量良好,但各指标质量发展不均:①生态旅游活动对湘粤赣边界禁止开发区域生态环境造成的整体压力处于中低压状态;②生态环境承载力能应对目前生态旅游发展对其产生的压力,这为湘粤赣边界各禁止开发区域发展生态旅游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重要保障;③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指标质量的提高和环保意识培养是禁止开发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评价结果是湘粤赣边界禁止开发区域研究生态旅游发展机制和模式前提和基础。     

我国省际边界区域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省际边界区域作为特殊的区域发展类型,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相近,在区位上存在天然的合作基础,但总体发展水平较落后。当前,解决省际边界区域产业结构趋同、资源破坏严重、协调与合作机制不完善、政策支持有限等问题,应制定区域总体发展规划实现统筹发展、加快立法明确省际边界区域的职权与行为边界、设立协调机构或打造平台引领区域合作共赢、建立复合行政机制推进边界区域经济发展、完善地方沟通机制推进区域一体化、发挥自身优势并加强边界区域间分工协作、培育边界中心城市强化辐射带动作用、加大财政投入促进后发区域经济发展提速。     

多引力作用下的省际边界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及发展思路——以赣粤闽客家聚居区为例

在ArcGIS10.0及GeoDA软件的支持下,以赣粤闽客家聚居区为研究区,在县域尺度下选取2004、2009、2014年共3个年份的统计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在考虑县城同时受多个中心城市引力作用的情况下,提出了引力首位度概念,分析了赣粤闽客家聚居区县域经济空间演化特征,划分了县域空间类型,并提出了县域发展的规划思路。研究结果表明:(1)赣粤闽省际边界地区的县域经济空间集聚效果不明显,经济发展不均衡;(2)县城受多个中心城市的引力时,可以根据引力模型及引力首位度将县域划分为空间聚集区和空间离散区两种空间类型;(3)离中心城市距离较近且经济基础较好的县城可以撤县改区,空间集聚区可以打造小时经济圈,空间离散区可以建立新的区域发展联盟,同时受两个较大且大小相当的中心城市引力作用的县城可以考虑建成卫星城。     

湖南省省际边界中心城市的选择与培育

根据区域性中心城市和省际边界城市的特点,构建湖南省际边界中心城市的选择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和聚类分析法,结合湖南实际,选择岳阳、郴州和怀化作为湖南省际边界中心城市的培育对象.在此基础上,从综合经济实力、中心性与辐射带动力、产业发展及区位交通条件等方面对其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分析,由此认为湖南省际边界中心城市的培育提升可从做大做强中心城区、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区域经济协作、发展现代物流和商贸流通业、加快交通设施建设等方面着手.     

中原经济区省际边界区域经济格局时空演化

以中原经济区省际边界区域为研究视角,选取衡量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15个指标,以2006—2015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因子分析方法,结合ESDA以及GIS可视化等手段对边界区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原经济区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呈现出先发散后收敛的动态变化特征;空间上集聚特征明显,趋同效应显著,但随着时间推移,聚集态势有所减弱;局部特征上看,研究期内随时间变化,区域内部热点区范围有所增加,次热点范围有所减小,而次冷点区和冷点区基本没有变化。边界区各地市在区位交通、经济发展、边界阻隔以及政府导向等方面的基础和条件不同,边界效应中产生的"切变效应"大于"桥梁效应",基于此提出了促进边界区域双赢状态下快速发展的建议。     

省际边界城镇化发展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以岛石镇为例

省际边界城镇由于地域上的特殊性,在城镇化的发展中既存在发展机遇,又面临挑战,成为城镇化发展研究的热点区域之一.本文选取浙皖边界的岛石镇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其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到影响岛石镇城镇化发展的3个因子,基于3个因子的基础上进行了因子内部和因子之间的相关分析.针对这些制约因素,提出要确保山核桃生产主体的利益保障,提高农民收入;以特色产业为依托,做大做强产业链,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及发展;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加强地区间的合作,增强岛石镇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将其打造成为浙皖边界区域集边贸、旅游和休闲于一体的中心城镇.     

区域创新省际策略性互动机制与效应研究

随着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区域创新对省际地区间合作与分工的需求愈发提高。研究发现，在创新资源有限性和地理异质性的约束下，地方竞争容易诱发地方政府对省级政策的“选择性执行”,并导致创新资源的地方性保护及省内非模仿性竞争，进而抑制省内的技术联系和创新分工，强化区域创新省际策略性互动动机。从“技术邻近”视角构造空间权重矩阵，建立空间自回归互动模型，实证揭示了省内和省际创新互动“此消彼长”的时间动态特征，验证了省内“标尺竞争”与空间技术分异双向强化作用下区域创新省际互动效应的增强机制。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省际互动效应在研发密集型行业和创新优势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为增强跨省区域创新互动，应顺应区域资源和技术比较优势，促进研发密集型行业的区际分工和技术互补；突破省际区域一体化的体制障碍，基于市场化导向探索跨越省级行政区的创新合作模式；打造创新高地，发挥创新优势地区在资源“省内集聚”与“省际扩散”中的引领作用，优化以省际城市群为空间载体的创新资源配置机制。     

壮大海峡西岸城市群,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城市群作为迄今为止城市化发展的最高形态,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共同的空间依托。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群,是以福州、厦门、泉州为三大中心城市,建立闽江口、厦门湾、泉州湾三大城市圈,从而形成海峡西岸城市群。构筑海峡西岸城市群,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是海峡西岸经济区腾飞的关键。我们必须致力于壮大海峡西岸城市群,通过促进产业一体化,提升产业集聚能力;完善城镇体系,发挥提高城市功能竞争力;协调区域内外关系,焕发体制竞争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提升基础配套能力;加强与海峡东岸的经贸合作,提升整体合力;挖掘区域文化优势,提升文化竞争力。     

长三角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差异及决定因素

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能充分反映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集聚、资金流动和居民的消费偏好等有关信息.长三角城市群房地产市场显现较明显的体系分层结构,为研究房屋价格差异的决定因素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文章用长三角16个城市2000-2004年房地产市场的数据,揭示了需求差异是决定长三角地区城市间房屋价格差异的主要因素.其中,城市之间在居民人均收入和非农人口比例的差异又是决定各个城市对住房存在不同需求的主导因素.然而,我们同时发现,人均房屋竣工面积等供给因素对房屋价格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当前长三角城市群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差异主要由需求因素决定,供给因素起到的作用较弱.     

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的农业与农村特点及发展问题——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为例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其经济区位、自然条件、科技、教育、文化均有优势,被誉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两大三角洲,先后对外开放,大量引进外资、先进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工业生产超常规发展,区域内部的城乡建设进展迅速。文章分析了农业经营方式与生产结构的变化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的特点,由此带来农业与农村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变革,阐述了农业、农村所面临的挑战。     

珠江三角洲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研究

行政区划调整既是城市化发展的结果,也是管窥和衡量城市化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以珠三角行政区划调整为主线,从历史视角回顾了珠三角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的过程,并总结归纳出若干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区域空间演化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单中心城市到城镇密集区,从城市密集区到城市群,从城市群到大都市区（或都市连绵区）。空间演化主要特征包括：“外引内联型”要素配置模式,自下而上的“内部膨胀型”空间演化模式,正式的行政区划调整和非正式的区域协调机制相结合的“双轨制”区域治理演化模式等。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珠三角城市区域应逐步从强调城市竞争的“行政区经济”向提倡合作的大都市区治理转变。     

多中心化与城市群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城市群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空间拓展、发展功能转换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形态。城市群空间结构因城市增长的空间异质性而发生动态演化,多中心化发展趋势日渐形成,直接推动系统空间结构演化,影响经济绩效。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典型区域,已呈现出多中心化发展特征,对城市群系统层级体系演化发挥着显著作用。通过构建多中心性指数,衡量城市在城市群系统中的中心度,并在此基础上考虑空间效应的交互影响,探讨多中心化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多中心化发展显著促进长三角城市经济绩效提升,而且首位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发挥着异质性、非线性影响,与其自身发展所处阶段密切相关,具有差异化政策启示。     

泛珠三角经济差异的时空演进和影响因素探析

泛珠三角是横跨东中西部,包含沿海发达地区和内地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合作区。探析泛珠区域内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格局,并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影响泛珠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泛珠三角地区以沿海城市群和内陆各省会城市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结构分布显著;区域内空间自相关趋势在加强,空间集聚现象显著;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表明内部经济差异在缩小,区域合作取得一定效果;人均GDP总体空间格局稳定,局域内发生演变,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冷热点区域变化较为明显。空间计量表明,工业化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显著,城镇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城镇劳动人口没能充分发挥作用,表现出城镇就业人口的规模不经济。     

京津冀地区产业协作存在的问题与发展方向

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区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区域的协调发展基于产业的合理分工和布局，就产业协作现状分析而言，京津冀在产业协作中存在产业趋同严重、深层次协作缺乏及中心城市带动不强等问题。从三次产业分工的角度。根据区位商的理论分析了三地的主导产业选择和产业协作的方向。     

长江三角洲经济空间结构最新发展及空间集聚合理度判断

目前长江三角洲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进入了由计划空间向外向型空间转化的转型阶段。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新特征主要体现在基本形成了具有城市等级体系的核心—外围空间格局,但网络结构和辐射轴还不健全。经过20余年的开放,初步形成了一些具有重要增长功能的空间单元。从多方面考察,长江三角洲区域仍然是我国未来重要的空间集聚区域,集聚仍然是主要的空间结构过程。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研究

本文选取35项指标定量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特征。我国发达型和较发达型省域少,欠发达型和落后型省域多,城市型政区发展水平高,民族型政区和少数民族集聚的省份发展水平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水平高居全国前列。三大地带经济发展水平虽呈梯次展布,但反梯度现象同时存在,且东、中、西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东部与中西部的差异。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第三产业与外向型经济、居民生活质量表现更为突出。     

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城市扩张与农田流失研究——以东莞市为例

珠江三角洲自改革开放的２０年来经历了巨大的发展,但也导致了城市的迅速扩张以及大量宝贵农田的流失。本文以珠江三角洲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的东莞为例探讨其经济发展、城市扩张以及农田流失的关系。研究发现了农田流失与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自进入９０年代以来,由于房地产的过热发展,造成了农田的加速流失,严重浪费土地资源。珠江三角洲的农田流失与乡镇企业的发展,地方自主权的扩大,香港的影响,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土地管理等一系列因素有关。     

我国三大经济区的区域化收益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城市经济效率的视角

经济区域化是目前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根本趋势,考察各类城市参与经济区域化的获益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借鉴Byrnes和Storbeck(2000)的方法,基于城市经济效率的视角,考察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区域化收益水平,并基于Tobit模型对影响区域化收益的各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三大经济区的区域化收益存在显著差异,京津冀地区的区域化收益最高,长三角地区次之,珠三角地区最低。进一步的计量分析发现,专业化分工和技术研发能力有利于区域化收益的实现,而外资的引进、政府的作用和城市空间影响则扩大了区域化收益,多样化分工和对外贸易对区域化收益的影响尚不明确,分地区的计量分析也基本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加强区域内与区域间分工,是实现区域化收益和提升城市经济效率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