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的贫困与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是社会系统良性运行的表现,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包括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而贫困不仅作为内生变量对社会稳定有负面影响,在金融危机等外生变量的影响下,对社会稳定的干扰性进一步加剧。因此,应建立贫困监测的指标体系,监控贫困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同时健全社会救助体系,为贫困群体编织安全网,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贫困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     

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变迁与儿童成年后家庭收入流动性

基于2010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检验家庭结构变迁对农村儿童成年后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有“分离家庭”经历的农村儿童成年后家庭收入流动性显著低于无“分离家庭”经历的农村儿童。相较“父亲缺位”,“母亲缺位”对家庭收入流动性的负面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家庭结构会通过成年后家庭文化资本和个体人力资本影响家庭收入流动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家庭结构对农村儿童成年后家庭收入流动性存在地区差异、群体差异，西部负面影响大于中东部，中低收入群体负面影响大于高收入群体。家庭结构不仅影响儿童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关系着成年后经济地位和社会表现。因此，在关注家庭结构给农村儿童短期影响的同时，其长期影响也应引起政策研究者和学界的高度重视。     

儿童时期健康与营养状况的跨期收入效应

儿童时期的健康与营养状况可能对成年后的社会经济状况存在长期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数据,研究了儿童时期的健康与营养状况对成年后收入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儿童时期的总体健康状况和16-18岁的营养摄入对成年后收入存在显著影响。本文还发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成年后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父亲吸烟则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为理解中国收入不平等的起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对降低收入不平等及减少贫困的公共政策提供了新的启示。     

国际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系统关联——基于开放宏观的视角对中国的经验分析

考虑到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系统关联性,本文构建包含技术-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环境质量方程,并将其中的收入变量内生化,从而通过相应的弹性系数反映出国际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直接和间接效应、长期和短期效应。利用中国跨省的面板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影响的短期作用要小于长期,虽然短期内会带来环境的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国际贸易间接引致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将超过规模效应。     

营养、健康与效率——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证据

运用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数据 ,本文系统地研究了营养、健康对劳动生产率或者说收入的影响。在控制着营养和健康变量“内生性”的前提下 ,本文估计了不同的营养和健康指标在中国贫困农村的回报和弹性。结果表明 ,几乎所有的营养和健康方面都影响到农村的劳动生产率 ,其中 ,营养摄入和疾病的影响最为显著。平均来看 ,卡路里拥有量每增加 1 % ,种植业收入会相应增加 0 57% ;而家庭劳动力因病无法工作时间每增加一个月 ,种植业收入将减少 2 3 0 0元。这些结果说明 ,要想使农民摆脱贫困的束缚 ,投资于营养和健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CEO早年经历与企业创新 ——从上市公司研究得到的启示

研究了CEO在人生早年经历1959—1961年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对于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CEO如果在婴儿—幼儿期、童年—青少年期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会导致所在企业创新水平降低,且童年—青少年期经历此事件带来的影响更为明显。利用各省份受灾程度差异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将被解释变量前置一期来控制内生性问题,发现CEO早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经历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负向因果关系保持稳健。研究还发现,CEO早年困难时期经历会带来企业研发投入的下降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     

微型金融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评述

本文从经济和社会指标两方面对现有的微型金融效应的研究及其争议进行了梳理。研究结论为:微型金融在收入、就业、消费、支出、资产等经济指标上具有正效应,但对不同贫困人群减缓贫困的效率存在着较大差异;对教育、医疗和健康等社会指标的正效应占绝对地位,但对妇女赋权的正效应仍不明朗。相对于短期效应而言,微型金融的长期效应更明显。     

财政分权、政府转移支付与农村贫困——基于预算内外和收支双重维度的门槛效应分析

财政分权是否有利于减缓贫困是国内外理论界近来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文章首先基于中国财政分权实践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了预算内外收支分权影响贫困的作用机制,然后以政府转移支付作为门限变量,通过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1995-2010年间我国财政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一是预算内收入与支出分权能够显著减少农村贫困,且预算内支出分权的减贫效果更加明显。二是预算外财政收支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预算外支出分权有利于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而预算外收入分权程度的增加会恶化农村贫困,但并不显著。三是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贫困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当政府转移支付比例低于门限值0.6965时,中央政府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有利于缓解农村贫困;反之,则不利于减少农村贫困。     

中国的高房价是否阻碍了创业?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段房价持续高速增长的时期。在中国家庭自有住房率超过百分之八十的背景下,长期的房价上涨必然会影响家庭内部的投资、消费和创业等一系列决策行为。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职业选择模型,将房价上涨对人们的创业行为的影响分离成"财富效应"、"信贷效应"以及"替代效应"。基于该模型,本文发现房价上涨对无房人群和有房人群的创业决策存在不同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家庭财产、是否有房以及住房按揭贷款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本文进而利用微观数据对理论模型推导出的各个推论进行了检验。通过对创业的关注,本文指出了中国的高房价可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渠道。     

股票市场融资集中度对创新程度与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北大核心

既有研究主要采用发展规模类指标探讨金融发展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但规模不等于效率,金融发展水平与金融规模不一定相称。基于1988—2019年55个国家和地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股票市场融资集中度对创新程度和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较高的股市融资集中度会降低专利申请数和三方同族专利数,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对高收入国家更显著;②排除特殊年份、替换解释变量、采取工具变量法以及增加控制变量后,结论依然成立;③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和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缓解较高的股市融资集中度对创新程度的负面影响;④控制银行集中度后,股市融资集中度与创新程度和技术进步仍然负相关,银行集中度也会对两者产生负面影响,且较高的股市融资集中度可从根源上降低创业活跃度。     

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及对策思考

在对福建省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操作的“三层次四模块”诚信意识培育新模式,推进人本化管理理念的渗透,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诚信意识培育的目标。     

制度、创新与欠优势地区的经济复兴

创新和经济地理这两个迄今不同学科之间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具有潜在的理论影响。通过“知识区域”这一角度，本文考察了两门学科的融合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意义。并利用进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交互式创新模式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作者通过对新的欧洲区域发展政策的考察，并结合威尔士地区创新实施规划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这种交互式创新模式的政策意义。最后，文章对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批评性的评估。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harmonies and dissonances

Abstract

Proofs are given that only singularly can real 1750 – 2007 competitive price ratios be ‘natural', in the sense of being invariant under changes in demand tastes. Proofs are given that both 1750 – 1870 discrete technologies or 1890 – 2007 continuum technologies, with convexity properties sufficient for arbitrage-proof supply-demand equilibria, will be ‘intertemporally Pareto optimal', immune to leaving any deadweight (inefficient) losses on the table. Sraffa (1960), ignoring the vast post-1945 linear and non-linear programming mathematical literature of Danzig, Kuhn-Tucker-Bellman, von Neumann, Ramsey literature does not quite arrive at attainable distribution solutions. Where it tolerates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ere can be no competitive equilibria. When its matrix equations do obey first-degree-homogeneous functions, the book's stress on Basics or non-Basics is an irrelevancy leading to bizarre novel interpretations of Ricardo.

Old age overtakes us all. Alas, Sraffs's proposed critique of twentieth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know.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utilising the 1995 National Health Survey (1995 NHS) and the 1997 National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dults (1997 SMHWB) data sets. Three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adopted. The first is 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asure derived from responses to questions included in the 1995 NHS on time felt down, happy, peaceful, and nervous (the SF-36 mental health scale). The second indicator relates to diagnos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cluding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anxiety disorders. Our final indicator relates to suicidal thoughts and plans and (unsuccessful) suicide attemp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measures, unemployed persons exhibit poore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utcomes than the full-time employed.     

科学技术与人权

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当它一旦误用和滥用,会给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产生致命威胁,损害人们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也可能对人的社会权利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有效监控和防范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提高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人权意识;迅速建立对新技术的技术监测﹑早期识别以及警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