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及其启示

从政府、企业和市场机制三个层面分析韩国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总结如下:韩国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为进行计划引导和设立法律规范、制定和管理政策以及明确政府部门职能等;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不断加大研发领域的投资力度、建立企业研究机构和强化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机制是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助推器,加速了企业技术创新与应用的进程。最后提出韩国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对我国的启示:政府要营造适合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环境,制定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扶持政策等;企业要促进产学研合作,加强自身科研成果的转化等。     

筑好巢搭好桥：产学研合作知识耦合、信任与组织双元学习关系研究

组织双元学习是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企业与学研机构能力不匹配而产生的结构化困境是困扰企业组织学习的核心议题。基于产学研合作知识耦合视角，探讨产学研合作知识耦合对组织双元学习的作用机制以及信任对产学研合作知识耦合与组织双元学习关系的中介作用。基于226份产学研合作配对数据构建理论模型，利用层次回归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产学研合作知识耦合对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产学研合作知识耦合对认知信任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情感信任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同时，信任类型与组织双元学习方式匹配相对应，情感信任对探索式学习具有显著影响，认知信任对利用式学习具有显著影响；仅认知信任在产学研合作知识耦合与组织学习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激励效应异质性假说与检验

关于政府研发资助能否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以及在创新过程中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基于理论分析，提出了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以及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的假说，利用工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数据检验了中国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总体来看，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存在激励作用，同时也会提升企业研发创新的专利和新产品的产出水平。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存在企业异质性，在企业规模越大、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劳动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中，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越大，并且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创新产出的促进效用要高于国有企业。另外，本文还发现科技活动的产出更多地依赖于研发人员的贡献。政府对企业研发创新进行资助时，应该根据企业具体的微观特征，制定针对性的资助方式，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     

网络结构、企业特征与产学研合作创新能力演化趋势

基于199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产学研联合专利申请数据,构建动态专利合作网络,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揭示上市公司产学研合作整体结构特征,并从企业要素密集度、生命周期和区域3个视角探析产学研合作创新中的合作紧密性、知识吸收能力、知识控制能力与集群发展能力。结果发现：无论企业特征如何,随着时间推移,产学研合作更加广泛,紧密性逐渐降低,小世界现象愈发明显,无标度结构趋于稳定,创新集群越来越独立;3种视角下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知识控制能力差距逐渐缩小,集群发展能力差距扩大;与要素密集度相比,生命周期、区域特征对产学研合作网络结构的影响更显著。结论可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促进区域创新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实证支持。     

地方政绩诉求、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效率关系研究

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如何通过科技与制度创新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未来掌握国际市场主动权的关键。基于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研究地方政绩诉求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深层次制度原因，并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政府研发补贴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及创新氛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地方政绩诉求对企业创新效率起显著抑制作用；②政府研发补贴在地方政绩诉求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③创新氛围在地方政绩诉求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后半段中介路径起负中向调节作用，即在创新氛围较淡薄的情况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因此，地方政绩诉求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创新效率，还通过研发补贴间接影响企业创新效率；创新氛围调节地方政绩诉求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互联网+”赋能企业创新的异质动态效应研究——政府研发资助的调节作用

在国家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时期,以政府研发资助为切入点,剖析政府应如何更好地支持企业践行“互联网+”创新战略。在阐释政府研发资助影响“互联网+”企业创新内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6-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及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互联网+”显著推动企业创新效率改善,而政府研发资助有助于强化这种积极影响;企业层面的“互联网+”创新溢出存在明显的政府研发资助三重门槛效应,只有当政府研发资助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条件时,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互联网+”的创新溢出;政府研发资助调节下的“互联网+”创新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特征,在不同空间层面上显现出差异化和动态化调节影响;现阶段政府研发资助对“互联网+”企业创新的正向调节溢出还相对有限,且实际调节效果具有差异化特征,表现为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的阶梯状分布。研究结论可为新时代下构建时空分异的政府研发资助策略,进一步加快释放“互联网+”企业创新的溢出红利提供一定启示。     

企业发展预期的创新效应：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

基于2010—2018年沪深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运用计算机文本挖掘技术并结合情感分析，测算企业发展预期指数，进而揭示企业发展预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企业发展机遇预期、前景预期、计划预期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正向驱动作用，而风险预期提高会抑制创新产出，但没有证据支持资金预期对创新存在影响；②基于财政刺激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并未显著放大企业发展机遇预期、前景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也未缓解风险预期对创新的抑制作用，但会强化计划预期和资金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政府补助有利于强化企业机遇预期、前景预期、计划预期和资金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但未缓解风险预期对创新的抑制作用；③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发展机遇预期、计划预期和资金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但未强化风险预期对创新的抑制作用；④不同行业性质和股权性质下企业发展预期对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     

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研究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及影响变化因素,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本文论证了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不同模式,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促进技术创新发展的框架,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提高区域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在区域经济视角下研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通过政府和企业联动改善这些因素作用的效率,非常必要。论文首先根据技术创新理论,分析了不同层面的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了区域经济视角下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对策,强调了政府、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不同作用。     

校企知识流动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空间面板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将校企知识流动过程分为知识研发阶段和知识转化阶段，采用两阶段DEA模型分别测度了校企知识研发效率和校企知识转化效率，并基于空间面板Tobit模型研究两种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我国高校的校企知识研发效率整体高于知识转化效率，并且两种效率均具有地区分布不均衡性，莫兰指数验证了两者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高校层面，高校创新能力对知识研发效率存在促进效应，但是，对知识转化效率存在抑制效应，科研人员结构只对知识转化效率存在正向影响，政府科研支持对知识研发效率和知识转化效率均具有积极作用；在省域层面，省域创新集聚水平与地区经济水平对知识研发效率和知识转化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创新投入只对知识研发效率存在促进效应；校企知识流动效率的影响机制对不同地区和不同高校类型具有异质性。     

Do funding sources matter?: The impact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funding source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universities

ABSTRACT

The nature of funding sources for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UIC) has gradually changed, which may motivate universities to pursue different goals. Therefore, a question arises concerning whether and how funding sources influence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explicates this relationship by using organisational control theory.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using partial least squares based on a sample of 146 Taiwanese universities revealed that both governmental and industrial funding facilitated UIC management mechanisms and regulation implementation, which subsequently influenced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universities. Moreover, governmental funding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implementing UIC regulations and industrial funding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building UIC management mechanisms. The results also revealed that only industrial funding exert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innovation climate of a university.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基于R&D经费筹集来源的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

从效率的角度出发,采用基于串联的两阶段DEA模型测算2011-2015年30个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整体效率及其子阶段（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效率,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R&D经费筹集来源对工业企业创新不同阶段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整体效率2011-2014年呈上升趋势,并在2014年达到峰值,其中,转化效率起到很大推动作用;按区域划分,东部地区平均研发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工业企业成果转化效率明显高于其它地区;从R&D经费筹集来源看,政府以税收补助的方式更能促进企业技术研发效率提高,而在技术成果转化阶段则企业自有资金能显著促进转化效率提高,政府直接补助对企业总体效率和各阶段子效率都起到负向作用。     

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下如何提升企业创新效应? 协同自发抑或协同响应

数字技术能够对组织协同创新活动以及数字经营环境产生差异化影响,重塑企业创新效应形成机制与实践路径。因此,深入探究数字技术与组织、环境间的联动交互及组态匹配关系对特质各异的企业协同创新路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协同视角构建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下的TOE分析框架,通过对64家数字密集型企业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组织与数字技术在多主体协同过程中的交互方式主要分为协同自发与协同响应,具体包含4种组态类型。协同自发方式主要包括以高层次人才为主导的人才驱动型与以组织开放度为主导的文化引领型;协同响应方式主要包括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主导的需求推动型与以政府注意力分配为主导的政策拉动型。结论能够为解释企业创新应用数字技术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为不同技术条件与资源禀赋的企业提供针对性协同策略,为我国协同创新实践提供新的优化路径,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指导方向。     

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动态创新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两阶段DSBM模型与Tobit模型

以873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产出导向的DSBM模型测算两阶段整体和不同细分产业的动态创新效率。基于微观企业层面，分别以营业收入增长额、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技术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产出指标，测算并比较对应的创新效率。结果表明，以营业收入增长额作为创新产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不同细分产业的创新效率存在异质性。进一步运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因素发现，在技术研发阶段，企业规模、资产收益率、研发强度、劳动者素质、企业性质对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研发人员、研发资金、企业年龄、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存在负向影响；在成果转化阶段，发明专利授权数、企业规模、资产收益率、研发强度、劳动者素质对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员工总数、研发支出、企业年龄、政府补贴、企业类型对创新效率存在负向影响。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下，结论可为测度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动态创新效率提供指导，为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创新效率提供决策参考。     

政府资助波动、技术市场发展程度与国有企业R&D投入

当前,我国政府对企业的研发资助金额快速增长,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动态的外部环境中,更应该关注研发资助波动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从政府资助波动视角对企业R&D投入进行考察,运用面板数据聚类分析法对2011-2018年我国各省市技术市场发展程度进行划分,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样本,对政府资助波动、技术市场发展程度与企业R&D投入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政府资助波动对企业R&D投入具有负向影响;②技术市场发展程度对企业R&D投入具有逐渐减弱的正向影响;③技术市场发展程度显著调节政府资助波动对企业R&D投入的负向效应,并最终达到正向效应。最后,提出各省市合理制定政府资助计划、加速技术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Do more subsidies promote greater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isting research provides contradictory insights about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explaining this mechanism with resource allocation, information efficiency and risk control channels, we systematically suggest three effects, leading to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mount of subsidies and four indicators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dataset of Chinese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onfirms that subsidies can promote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but it will inhibit innovation when there are too much or excessive amount of subsidies. Meanwhile, the impact of subsidies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an state-owned ones. Furthermore, the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rates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The government can take advantage of diverse subsidy policies to drive sustainable technology innovation.     

产学研合作创新补贴方式研究:以欠发达地区企业为例

针对企业创新行为给予补贴是政府鼓励企业创新的常见政策,由于受自身条件限制,欠发达地区政府在创新补贴发放形式上必须作出合理的选择。在考虑企业学习吸收能力的同时引入创新投入分配比例系数并建立三阶段博弈模型,分析欠发达地区产学研合作创新政府补贴策略的最优方式。分析结果表明:欠发达地区政府实施创新补贴策略可以有效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规模;在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下,随着学习吸收能力的提高,企业投入产出及社会福利均增加;相比之下,政府采取创新产品补贴策略时的各项产出均优于创新投入补贴。     

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吗 ——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选取我国2015-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在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的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并依据企业产权、所属行业和所在地区异质性进行分组检验。研究发现：①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②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双重门槛效应，且当政府补贴力度介于0~0.000 5之间时，补贴效果最优；③基于企业产权、所属行业和所在地区的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政府补贴仍对企业创新效率存在抑制作用，但门槛效应差异较大。     

强度与指向：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研究——基于中央科技政策文本的分析

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变化及其分配对我国企业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当前学界缺乏对此问题的深入探索。本文主要采用ROST CM 6.0软件对1983—2019年中央科技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总结提炼了此时期内中央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强度与指向变化。结果表明：(1)中央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强度经历了从“波动上升”到“相对稳定”的变化过程；(2)中央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施政重心经历了从“增强企业活力”到“创新驱动发展”的变化历程，不同时期中央政府对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认知以及需求存在差异，中央对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总体认知也在不断深化。(3)中央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指向发生了明显转移，技术发展实现了从“重引进学习”到“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转型，制度建设则朝着从“重管理”到“重服务”的方向转变，体现了政府在“瘦身”的同时，为企业创新发展“放水养鱼”。     

中国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升政府创新资助的有效性,基于2012—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882家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Theil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考察中国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时空演化特征,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剖析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投入强度最大;②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总体趋于均等化,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差异较大;③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中心-外围”特征显著,中心省份多位于东中部地区,外围省份多位于西部内陆地区,空间关联模式主要表现为H-H型和L-L型;④政府创新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⑤政府创新资助对东部地区、高创新资助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显著,高创新资助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来自民营科技型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的诠释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府补贴是提升企业创新强度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主要形式有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选取2013-2017年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特征对两种政府补贴工具效应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生命周期模型，考察政府补贴在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最佳投入阶段。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研发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税收优惠能显著提升创新强度；企业规模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强度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弱。通过采用纳入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成长期和成熟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对初创期和衰退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