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贡献的时空差异研究

基于多部门经济模型及GOP海洋产业结构贡献度测算方法,分析1997—2011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时空特征,研究海洋产业结构的变动与海洋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997—2004年沿海各地区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呈增大趋势,2004—2011年呈减小趋势。Z值和M值的变化趋势大体相同,波动幅度均较大。贡献度较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环渤海地区和泛珠三角地区,各地区的空间差异明显,海洋产业结构的变动与海洋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匹配关系合理。     

环境规制差异、创新驱动与中国经济绿色增长

运用2008—2015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测算了考虑能源消耗和非期望产出的中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所构建的创新驱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我国各省区的创新驱动能力。将环境规制划分为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类,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创新驱动及两者的交互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创新驱动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促进中国经济绿色增长方面,环境规制与创新驱动不仅发挥了各自的积极作用,而且两者还显示出一定的协同效应。     

推动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现阶段从我国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投资贡献、资源环境状况和防范"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有深刻的现实根源。创新驱动包括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及技术创新。从政府政策的角度推动创新驱动型增长,应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保护知识产权及重视教育和人才制度等。     

分类要素贡献和中国经济增长根源的对比检验

本文利用我国1952-2005年和1978-2005年两个样本区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并评价不同样本区间内要素贡献以及要素贡献是否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广义矩估计检验和对比结果显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贡献的稳健性和显著性水平明显高于其他要素,其中我国约7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对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表明,贸易对经济增长效率影响最为显著。同时,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测度结果发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金融、贸易和制度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同影响。即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     

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取向与途径

浙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低,劳动力素质低,资本、资源与能源使用效率低.因而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取向,就是要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要素积累型增长为主转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进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应当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保障,推动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资本使用效率提高与土地等自然资源能源使用效率提高.     

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金融市场改革与创新高峰论坛征文启事

所谓"经济新常态",是指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隐含风险转向面临多种挑战的过程。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特征,中国的金融业和资本市场必将继续其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创新。有鉴于此,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决定于2015年9月12日在上海财经大学合作举办     

偏向性技术进步与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与 Malmquist-Luenberger （ML）指数,构建了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技术进步要素偏向判别模型。以 2006-2016年海洋经济投入产出相关数据为基础,系统地分析了不同时期我国海洋经济绿色增长的差异。研究显示：第一,从全国来看,我国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上升趋势。然而在资源环境约束下,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第二, 从地区视角分析,技术进步是11个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绿色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且技术规模的变化影响最为显著。第三,就技术进步的偏向性角度而言,海洋经济整体上呈现出海洋劳动与资源的依赖性特征,但是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呈现出节约资本,使用劳动和资源的特征,证明我国节能环保政策初显成效。     

海洋创新驱动、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运用我国11个沿海省份2006—2018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以海洋创新驱动为门槛变量时,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显著促进海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海洋创新驱动水平制约而存在门槛效应;外商资本投资水平、R&D经费投入情况均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南部、东部海洋经济圈中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有效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北部海洋经济圈则较不显著。最后,从重点培育海洋高新技术产业、提升海洋科技转化应用能力、优化海洋创新驱动制度环境、促进海洋经济区域协同发展四个方面提出相关措施建议。     

中部三省经济增长动力的比较研究

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重要的动力源。文章基于C-D生产函数,以湖北、湖南、山西三省为例,分析了要素投入与技术进步对中部三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依然是中部三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次是劳动投入,而技术进步的贡献度最低。在中部三省中,湖北因其科教资源的优势,技术进步的贡献大于其他两省。因此,加快科技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是加快中部三省经济增长的迫切要求。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变迁：2000—2019

厘清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培育和壮大发展新动能,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基于行业视角的增长核算框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分析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8.99%,三次产业的增长贡献占比分别为4.63%、46.32%和49.05%,其中又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从要素贡献视角看,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占比分别为60.52%、15.17%和24.31%,资本（尤其是传统资本）驱动型增长模式面临资本投入和资本贡献双重下降的挑战,劳动投入质量提升有望提高劳动要素的增长贡献。伴随着新旧动能转换和数字化转型的快速推进,资本要素中新型资本规模不断扩大,数字经济与新经济相关行业产出快速增长但TFP增长相对有限。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实现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变革,应进一步挖掘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增长潜力,大力提升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巩固深化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持续壮大新经济产业规模。     

R&D资本化改革、创新驱动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增长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核算方法改革为更加科学地核算R&D资本奠定了基础,进一步于全要素生产率中剥离出R&D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为更好地识别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提供了契机。鉴于此,论文基于《国民账户体系2008》,对中国两位数制造业R&D资本存量和工业增加值进行准确核算,进一步构建拓展的C-D生产函数模型,考察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制造业R&D资本存量总体呈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20.38%,但行业间差异显著,增长主要聚集于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创新驱动效应正逐步显现,2019年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60%,正逐渐成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力量,对我国制造业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产业升级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     

基于熵值法的中国区域创新驱动发展评估及空间差异研究

创新驱动发展是在经济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战略.本文首先定义了创新驱动的含义,然后构建了以创新驱动条件、能力、贡献和绩效为框架的四维评价指标体系,再借助熵值法对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创新驱动水平展开了评估和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创新驱动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两极分化严重,创新驱动贡献和能力高低是评判某一行政区创新驱动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为了提高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各地区应该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从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中国经济增长力的韧性分析

科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力韧性,既可以坚定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信心,又可以为当前创新宏观调控思路提供理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力韧性为多重因素所作用,受多种经济学理论共同支撑。经济增长力韧性其内生因素包括资源禀赋、人口结构、基础设施、经济结构等经济体自身特点;其外生因素包括政策体制、社会、文化等。要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力韧性,克服其脆弱性,必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和政策的创新,促进经济增长从依靠要素投入向依靠创新驱动转变。     

数量驱动或创新驱动：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机制演进

基于1987-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SYS-GMM模型研究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区分高级与基本人力资本基础上，基于招生率和收入维度，从全局和阶段差异视角剖析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提速的机制演进。研究发现：全局而言，两种测度下基础和高级人力资本各自以数量及创新方式驱动经济增长，并呈现以数量驱动为主，数量、创新双驱动的增长模式；从演进视角看，两种测度均表明，高级人力资本创新驱动是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相比旧常态阶段，基础人力资本数量驱动日趋弱化并呈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城镇化及开放程度均对创新驱动有不同程度激励效应，而城镇化是挤出数量驱动的主要推手。     

中国经济增长(1978-2015):灵感还是汗水?

本文采用中国31个省区市1978—2015年面板数据,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和增长核算法,测算了市场潜能、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1978—2015年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34.86%),市场潜能次之(34.55%),再次是TFP(22.03%),最低是劳动力(8.56%)。根据"克鲁格曼质疑"的界定,对中国"增长奇迹"贡献率最大的是"灵感"因素,贡献率为61.93%,"汗水"因素的贡献率为38.07%。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1989年,中国经济增长确实主要依赖于"汗水",其贡献率达62.03%。但"汗水"的贡献率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下降,1990—2000年为52.41%,2001—2015年快速下降到21.93%,而"灵感"的贡献率开始占主导地位,达78.07%。就区域差异看,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更依赖于"灵感",欠发达地区更依赖于"汗水"。本文的核心结论是:1978年以来中国创造"增长奇迹"是高投入增长和高效率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依赖于"汗水"与"灵感"的双轮驱动,且越来越依赖于"灵感"。该结论并不支持"克鲁格曼质疑",且认为由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推进导致的资源和商品在区域间的优化配置等"灵感"因素的增强,中国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     

经济增长中制度创新贡献的测度

技术和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本文以索洛-纳尔逊同期模型为基础，试图建立包含资本、劳动体现型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模型，进而对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进行测度。     

区域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基于湖北省的实证研究

本文试图以湖北省1995—2006年的样板数据为对象探索区域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通过研究发现二者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区域智力资本每提高1%湖北经济增长水平则提高0.754%,区域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即区域人力资本、区域关系资本、区域结构资本和区域创新资本)对湖北经济增长水平的贡献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区域智力资本及其要素与湖北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存在不同类型的均衡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区域智力资本及其要素对湖北经济增长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不同所有制下装备制造企业创新驱动要素差异化比较研究

创新驱动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企业可持续成长的重要手段。以2011-2013年东北老工业典型地区装备制造企业调查数据为样本,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提炼出规模实力要素、创新资源要素、市场环境要素及创新利益要素4个创新驱动影响要素,通过相关矩阵赋权法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驱动关键影响要素及其主要影响指标进行评估和分析。结果发现：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创新驱动关键要素维度下的现实基础不同,对企业创新发挥主要作用的要素也存在差异。其中,创新资源要素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较大,市场环境要素对外资企业创新的刺激作用更大,创新利益要素对民营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强。     

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与特点研究——来自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对现有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理论.利用1999-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本文验证了城市化首先通过自身规模扩大推动经济增长,其次通过规模经济的正向外部性,加快了要素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间接驱动.以此为基础,本文根据链式法则进行贡献程度的测量,以分析当前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机制的特点.量化分析的结果表明: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依靠加快要素积累为主、固定资本渠道占据主导地位、物化资本要素优势明显的特点;当前的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机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十八大提出的城市化战略仍有一定距离.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证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产生重大影响,过分依靠物质资本积累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快技术进步发展速度无疑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成"三去一降一补"任务的关键。文章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2000—2015年间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数据进行处理,通过Eviews7.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并引入索洛"余值法",对21世纪初15年间技术进步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测度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2000—2015年间,甘肃省GDP固然稳步增长,但结构性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技术进步和劳动力投入并没有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明显贡献,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还是来源于物质资本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