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委托管理模式及激励约束机制比较分析

委托代理关系理论适用于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研究,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激励约束机制的有效性将直接影响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运行效果。对我国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与受托管理机构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比较分析,将不同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与受托管理机构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归纳为资本金型、直接管理型、委托管理型和代理投资型4种模式,并结合不同激励约束机制,对各种模式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最后,对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委托管理模式与激励约束机制的选择提出了建议。     

论企业年金基金的激励约束机制

企业年金基金运营过程中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客观现实决定了在企业年金运营过程中必然会存在委托代理冲突和委托代理成本。委托代理成本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委托代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目标差异和委托代理合同的不完备性等几个方面。为提高企业年金基金运营绩效,需要通过完善委托代理合同、加强外部监督、建立企业年金基金第三方公开评级体系等几个方面来弱化委托代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有效地激励约束投资管理人,降低委托代理成本。     

政府引导型产学研合作创新中政府对企业的激励——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

在政府引导型产学研合作创新中,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通过建立政府和企业间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政府对企业的激励措施,指出政府应综合考虑企业的风险厌恶程度、项目不确定性以及企业的机会成本等因素,提高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积极性,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良好运作。     

基于政府管理的技术创新扩散激励机制研究

政府与技术创新扩散企业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表现出若干激励冲突。政府通过政策组合和优化市场环境管理手段可以有效地抑制或弱化这些冲突的发生。在分析政府与技术创新扩散主体之间的激励冲突的基础上，对政府管理的政策激励机制和市场激励机制进行了研究，从政策激励和市场激励两方面构建了基于政府管理的技术创新扩散激励机制。     

政府引导型产学研合作创新中政府对企业的激励

在政府引导型产学研合作创新中,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通过建立政府和企业间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政府对企业的激励措施,指出政府应综合考虑企业的风险厌恶程度、项目不确定性以及企业的机会成本等因素,提高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积极性,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良好运作。     

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营运的市场化与安全

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营运过程由三级委托代理关系和两种辅助性的委托代理关系构成,这种委托代理结构精巧地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过程的参与主体有机地组织起来,在考虑社会保障基金安全的前提下,逐步增强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营运的市场化程度.投保人、管理人、经理人、实业公司所构成的三级委托代理关系导致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营依次从非市场化、半市场化,达到完全市场化.投资人I 1、I2分别与经理人、实业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有力地强化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营运的市场化,管理人、经理人分别与托管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增强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营运的安全性,尤其是社会保障基金本金的安全.     

退耕还林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最优激励合约

在对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运用Holmstrom和Milgrom(1991)提出的多项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精神,构建了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双重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并将土地资源禀赋因子引入该模型中,形成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据此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退耕还林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最优激励合约作出了研究。结果表明,在设计激励合约时,中央政府应根据地区的土地资源禀赋、地方政府的Arrow-Pratt绝对风险规避度量、退耕还林实施绩效的变异性等因素确定地方政府的可变收益分配率,并让地方政府的收益与退耕还林的实施绩效直接挂钩。在此基础上,文章就提高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的积极性提出了一组政策建议。     

私募基金为何偏好有限合伙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

公司制下普通合伙人只能获得保留效用,利润剩余归有限合伙人所有。但在有限合伙制下,有限合伙人只能获得保留效用,利润剩余全归普通合伙人所有。有限合伙制,将货币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内部化,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委托代理问题。有限合伙制相比公司制而言,激励程度更高,代理成本更低,更能充分发挥普通合伙人的人力资本优势,因此,成为私募基金的首选。     

政府补贴企业技术创新的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技术创新的外部性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负效应。文章选择委托代理理论作为基本建模工具,在分析企业技术创新与政府补贴关系的基础上,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中的多任务激励模型,设计了政府补贴资源的最优配置模型。通过分析得出,企业在创新不同环节上努力的相关程度决定了政府补贴资源的配置方式。这为增强企业创新动力,提高政府补贴效率以及政府制定科技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创业资本引导基金治理模式研究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风险投资国,其创业资本引导基金已进入规模扩张与制度创新并举的新阶段,当前需要建立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内生治理模式,解决引导基金三层委托代理关系,提高引导基金的引导效率与乘数效应。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费模型的优化选择

在分析现有模型基础上研究并设计适合企业年金的管理费优化模型,该模型更加注重基金资产的安全性,解决了目前企业年金基金管理中的风险不对等问题,基金管理人将更加注重企业年金追求本金安全及长期稳健增值的目标,使企业年金资产的安全性得到较大保障,该模型亦可推广到所有追求长期安全增值以绝对收益为目标的基金使用。     

What's the damag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ith policy‐motivated bureaucrats

In choos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governments rely on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bureaucrats, who may have a political motivation of their own. We analyze the ensuing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and derive the government's optimal contract. We find that a regulatory agent who is more environmentalist than the government is rewarded for truthfully stating tha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he regulated economic activity is low (and vice versa). The bureaucrat has a stronger influence on policy if there is greater uncertainty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r if the policy choice has a strong weight in his utility function. For some impact values, the bureaucrat is permitted to set his own preferred policy, which is a form of optimal delegation.     

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制度缺陷与改革取向

现行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存在着终极委托人的缺位,国资委定位不明确,政资不分,政企不分,对监管者缺乏监督机制等制度缺陷。因此,必须对现有的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建立一个委托代理链条完整的、两职分离的制衡监管模式。     

中国政府效率改进的影响因素与中国政府改革——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研究

我国政府综合效率的改进速度很快,本文从实证角度分析哪些因素对政府综合效率改进构成显著性影响。首先,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政府投入、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主成分;其次通过回归分析确认对政府效率改进构成显著性影响的因素;最后,分析回归结果并给出政策建议。主要结论包括,要提高政府效率应该降低政府投入增长速度、强化社会政策、积极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同时降低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并缩小对经济的干预范围。     

Centralization vs. Decentralization: A Principal-Agent Analysis

The decision to allocate policy jurisdictions to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is related to a number of trade‐offs betwee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entralized versus decentralized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A trade‐off central to many discussions is that between the 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ities under centralization versus an “accountability” advantage of decentralization. In this paper we formalize this trade‐off in the context of a class of principal–agent models known as common agency.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服务取费机制研究——一个风险分担的视角

本文通过在代建服务取费基本模型中引入政府投资人与代建人之间的风险分担因素,对模型中激励费用部分的激励费率和相应的取费基数进行了分析,并就不同风险分担组合条件下的代建服务取费模型进行了描述。研究结果表明,代建服务取费模型中的激励费率和相应的取费基数都与风险分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风险分担取决于双方的风险态度,从客观上要求政府委托人对代建人的风险态度做出准确的判断。该结论将为构建合理的代建服务取费机制提供参考依据。     

派驻督察、绩效考核转变与高质量发展*——基于土地派驻督察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派驻督察政策与绩效考核指标转变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内,利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质量”任务和“数量”任务冲突情形下的最优策略选择,并以国家土地督察为例,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派驻督察政策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但其实施要充分考虑任务的相对冲突性;在双代理人模式下,土地派驻督察政策能够显著发挥其监督激励的作用,可以通过影响地方政府来推动高质量发展;转变绩效考核指标这类引导型激励方式发挥的效果开始初步显现。机制检验表明,督察政策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通过促进法制规范性、发展集约性、环境可持续性和民生共享性等方面实现的。     

央企高管的职业生涯关注与投资效率*——来自反腐风暴背景下的经验证据

投资效率低下是央企代理问题的一个突出表现。本文以2003-2014年间央企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1）央企高管职业生涯关注激励对央企投资效率的影响；（2）国家层面的外部监督能否对激励形成替代，缓解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研究发现：央企高管的职业生涯关注激励减弱时，投资效率降低；反腐风暴削弱了激励减弱时的投资过度，但加剧了投资不足。本文对央企高管激励减弱时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为完善央企公司治理、平衡央企激励机制提供参考。     

我国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模式研究

通过分析政府投资项目现状,总结代建制深圳、上海模式改革情况和管理经验,从经济学基本理论出发,提出了加快推进代建制管理模式的若干建议。     

THE SHORT-RUN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WITH USEFU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hort-run effects of changing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output, consumption and employment. It attempts to combine the Public-Finance and macroeconomic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fiscal policy by introducing government expenditure which is 'useful' in consumption into an ISLM-type macro model which is derived from the singleperiod maximizing decisions of households and firms and which includes a government budget constraint.
The principal conclusion is that the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on output and employment depend on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The more efficiently government expenditure meets consumption needs, the less effective is fiscal policy to the point where the fiscal-policy multiplier may be neg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