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化预期、政策调控与房价波动——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住房存量调整模型的基础上,基于住房供给方为理性预期、需求方为适应性预期的假设条件,建立了包含差异化预期和政策调控的住房市场均衡模型,然后以中国35个大中城市为样本,利用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预期和政策调控对房价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预期对房价波动具有显著影响,上一期房价增量的提升对本期房价增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研究还表明,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对房价波动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当房价增幅放缓时,土地供应的放宽会拉升房价,反之则土地政策效果减弱.随着房价增幅的提升,货币政策对房价的作用增大.保障房政策对房价的影响随房价增幅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的动态变化而表现出三种不同的结果.     

我国房地产价格调控中的两难困境及化解路径

在回顾以往房价调控实践的基础上,本文发现我国近年来房地产价格调控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在于房地产调控政策所面临的控房价与保增长的两难选择困境。而房地产调控中的两难选择困境源于住房制度改革以来的住房制度不完善和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异。化解这种两难困境,需要跳出房价本身,把调控的着力点放在完善房地产市场制度上,同时通过结构调整减少经济增长对于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辅之以对囤积土地和投机炒作行为的约束。     

“土地财政”与中国房地产市场波动——基于两部门NK-DSGE模型的研究

本文构建了反映我国"土地财政"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研究"土地财政"与房地产市场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高房价是造成高地价的重要原因;住房偏好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能够解释37%的房价波动;普通商品生产部门技术冲击以及家庭住房偏好冲击引起的投机性住房需求是我国财政收入过度波动的主要原因。较低的房地产投机交易成本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土地"的依赖,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对经济结构的不利影响,在增加投机性住房交易成本的同时,应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并通过对住房需求的严格监管实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我国房地产价格异常波动及其治理

住房是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近些年来房价的急速上涨已成为笼罩在大众心头的巨大阴影，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同时，房地产市场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经济和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愈加突出。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尤为重视，中央和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调控房价，但每次调控带来短暂下跌之后，都会迎来新一轮更加猛烈、报复性的上涨。本文从高房份产生的原因，房价波动的影响及对策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预期对房价的作用机制:对35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

预期是房价涨跌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本文通过引入住房所有权成本这一概念,分析了预期对房价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存量--流量理论建立了预期对房价影响的定量分析模型.同时,利用我国35个大中城市1999～2005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预期在房价的变化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房价较高的城市表现最为突出;认为"未来价格会继续高涨"的预期会使居民对住房的需求过度膨胀,从而导致房价的非理性增长.研究建议:政府在从供求角度调控房价的同时,要关注调控政策可能带来的对市场参与者预期的影响;要加强市场信息的透明度,以科学的舆论对市场参与者的预期进行合理引导.     

我国城市房价上涨的深层原因与对策

2004年以来,我国城市房价成倍上涨、房价租售比差距加大、房价收入比严重失衡。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房地产市场流动性过多、家庭联合购房倾向的普遍化、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要求、部分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政府政策不配套等。必须合理疏导流动性,强化住房市场需求管理,优化财政结构,完善房地产调控政策,以有效抑制投机性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价格的理性回归和市场的正常发展。     

房地产调控中政府行为博弈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自1998年我国房地产市场改革以来,房地产业迅速发展,现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与此同时,商品房价格一路飙升,各地房价不断创下新高。面对房价飞涨,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但房价依然居高不下,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调控政策的实施受到来自各方的阻力,以地方政府最为突出。本文基于博弈视角探讨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的行为特征,在分析双方博弈动机的基础上,构建了博弈模型,进而研究了双方博弈的内在机制,得出中央政府的最优策略为严格监督地方政府对调控政策的执行,杜绝地方政府的抵制行为,而地方政府获利的行为则是抵制中央政府的各种调控政策,并且为了取得成功常常采取变相抵制措施。最后,本文分别针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能够达成合作博弈,更好地促进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中国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房地产业在物质条件、城镇功能和城镇形象以及产业基础等方面推动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也为房地产业发展提供了庞大的刚性需求。但是,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还存在着市场垄断行为严重、供给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房价持续走高和房地产业“一枝独秀”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为此,要加大政府的调控力度,实行土地和住房的双轨制管理,实行出让金年租制,完善房地产税制度,加快房地产业转型创新,实现中国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土地财政与房地产价格波动——基于国际比较的实证分析

住房商品化以来中国经历了两轮房地产价格加速上涨,而最近这一轮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人认为地价是推高房价的主要原因。本文构建了土地供应限制下的房地产市场均衡模型。模型表明房地产市场的真实逻辑是房价决定地价,而非地价决定房价。推动房价飞速上涨,致使房价脱离真实供求因素的根本原因不是地价,而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导致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过分依赖,从而有动力利用各种政策支持高房价,这就降低了房地产投机的风险,刺激了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需求,推高了房价。通过国际比较分析,我们发现中国的房地产投机明显超过了不依赖土地财政的经济发达国家。这表明房价调控政策必须与财政体制改革相结合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房地产投机问题。     

公积金制度对上海住房市场发展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住房公积金制度在上海住房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笔者通过运用状态空间模型与卡尔曼滤波解法的实证分析认为,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上海市住房市场的量价都有很大的影响。在有力提高了居民住房消费能力的同时,也是助推房价泡沫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助推力主要源于政府拆迁。因此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应该进行微调,以充分发挥公积金制度的积极作用和抑制其不利影响,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     

政策调整、盈余管理与公司价值——来自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2004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呈现上升趋势,为了抑制房价,保障普通居民的住房需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控制房价的政策。研究了政府在2005年公布的《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以及其后两年间的政策调整对房地产企业公司价值和会计行为的影响。运用2001～2006年的混合数据研究发现:房地产企业的公司价值在政策出台期间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房地产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降低应计项目的手法,进行盈余管理,降低报告利润,从而达到降低政治成本的目的。     

城镇化、区域发展不均衡与房地产价格*

现阶段,城镇化和由于区域发展不均衡所引起的人口流动对我国房价影响显著,但现有文献对该问题较少涉及,本文针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首先分别从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出发建立模型,推导出均衡房价的决定方程,从理论上推演了各省份农村居民和外省份人口需求对本省份城镇房价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我国各省份城镇化和区域间人口流动对房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居民收入的提高、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和由于收入、福利以及基础设施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均衡而引起的人口跨区域流动都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我国房价;后两者是我国房价收入比与发达国家相比偏高于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城镇化和跨区域人口流动是我国东部地区房价上涨和房价收入比扩大的主要动力,但跨区域人口流动在中部地区,以及城镇化在西部地区对二者的影响均不显著。     

市场情绪如何影响城市房价

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建立了房地产情绪指数影响房价的模型，借鉴Baker and Wurgler（2006）提出的构建资本市场投资者情绪指数的方法，从供需两方选取合适的情绪指标；同时，运用大数据方法，选取百度指数作为情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我国35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情绪指数，实证研究了市场情绪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另外，还测度不同区域房地产市场情绪指数，通过实证分析横向对比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市场情绪对房价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表明，市场情绪对房地产价格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情绪对房地产价格的正向影响呈现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市场情绪对房地产价格的正向影响强于中西部地区。     

土地财政制度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动态系统GMM模型,运用Stata软件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对2009—2015年中国15个大中城市房价水平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维持地方财政,土地财政是导致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2）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和房企共同经营土地,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做大土地财政拉动地方经济。（3）中央政府选择有利于中央政府效用水平增加的经济发展方式。所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房企会形成经济增长联盟共同推动房价上涨。（4）房企行为对土地财政导致的高房价具有放大效应,且作用效果在东部、中西部地区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本文的贡献是发现了房企行为与土地财政、房价上涨之间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为找到缓解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措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Clarification of misled statistic data: overestimated per-capita housing area

The per-capita urban housing area determines trends i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largely. These trends are important in formulating economic policies. The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provides two groups of data for ‘per-capita urban housing.’ The demand–supply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housing market must be analyzed and predicted by using different versions of data. This study uses data from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comprise projected timing comparative data of the Chinese per-capita urban housing area, and predicts the future demand–supply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housing market using the Gompertz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per-capita urban housing area has declined since 2001, but the tight trend of the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and the pressure of rising house prices will last for a relatively long time. The construction speed of commercial houses will only slow down if the urbanization proportion reaches 75%.     

抑制我国房地产市场过度投机的政策研究

房价的过快上涨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如何抑制房价的过度波动成为政府管理的重要目标。从中国房价的实际来看,很多研究者认为是投机推动了房价的较大波动。中国房价的上涨已经无法用价值规律和其他经济学原理来加以解释,很多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和房屋租售比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如此离谱的涨幅背后,房地产投机炒作行为功不可没,抑制投机成为关键的手段。利用有关模型,本文分析了投机动力的产生机理,并且研究了房地产市场中过度投机产生的原因,包括投机的进入门槛低,地方政府、住宅房产的特性和不完善的租赁市场等对投机的影响等。根据这些诱因,从防止出现金融危机和削弱投机动力降低投机预期收益的角度,可能的政策组合包括建立和完善保降性住房政策、改革政绩考核指标、完善税制结构、取消预售制度或建立预售款第三方托管制度和完善租赁市场等。     

房地产税、市场结构与房价

本文在住房流量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购房者和开发商的住房市场局部均衡模型,考察了完全垄断和完全竞争情形下房地产税与房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无论何种市场结构,提高房地产税均导致房价下降;住房市场垄断性越强,房价越高,房地产税对房价影响越大。笔者对1996-2008年中国33个大中城市数据的检验发现,市场结构对房价影响大于房地产税。房地产税增长率每增加1%,房价增长率将减少0.03%;勒纳指数每增加1%,房价增长率将增加0.16%。房地产税与市场结构相互作用将使房价上涨,但影响微不足道。因此,对住宅开征房地产税,将对房价上涨有一定限制作用,但不能有效抑制房价上涨,而增强住宅市场竞争性、降低开发商垄断具有显著效果。     

城镇化和制造业结构升级互动关系研究*——基于挤入挤出效应的考察

城镇化与制造业结构升级存在产业关联和资源配置竞争。协调推进城镇化和制造业结构升级,迫切需要识别两者的互动关系。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思路,本文在对房地产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进行挤入挤出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城镇化与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互动概念框架。基于此,本文采用联立方程实证策略,利用我国2002—2012年面板数据,运用3SLS方法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土地偏向的城镇化进程中,房地产投资对高技术产业投资产生明显挤出效应,对传统产业产生了微弱挤入效应,城镇化对制造业升级有抑制作用;东部地区与全国整体情况一致,而中西部地区的房地产投资对传统产业投资也产生了挤出效应;以高技术投资表征的制造业结构升级微弱地促进了城镇化进程。     

Is urbanization improving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 cross‐regional study of China

This paper applies bootstrap panel Granger causality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real estate investment from 1990 to 2014 for 29 provinces in China. We argue that the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investment in real estate vary across reg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urbanization does Granger‐cause investment in real estate, primarily in the central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of China, while urbanization does not Granger‐cause investment in real estate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except for four provinces. Most regions do not have a Granger‐causality relationship from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o urbanization; the exceptions are Henan and Hei Longjiang provinces. Our results only support one theor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the real estate market for one‐third of the provinces. Thus, urbanization can improv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by increasing the demand for housing as a result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but urbanization does not depend on real estate investment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