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制、法律软约束与农村基层民主

自 1 998年《村委会组织法》正式颁布 ,实现村一级的民主 (自治 )已经成为法律约束。但是 ,对中央政府来说 ,它需要地方基层政府来执行自己所下达的各项管制任务 ,却又不提供资金 ,这样地方基层政府有理由自行收费以弥补成本。并且由于信息不对称 ,地方基层政府收取的费用 ,可能会大大超过实施中央政府管制政策所要求的水平。如果完全实现村级民主自治 ,地方基层政府搭车收费的行为会导致很高的成本 ,这样 ,地方基层政府很有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支持甚至抵制村级民主自治。中央政府为使地方基层政府完成管制任务 ,也可能默许地方基层政府的“反”民主行为 ,从而出现所谓的“法律软约束”问题。我们的假说也得到了实证检验的支持。     

基于两个联盟转换的房地产市场管制与反管制博弈分析

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过高,中央政府的管制政策效果甚微.这一问题的关键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结成"反管制联盟"对抗中央政府的政策执行.文章通过建立重复博弈和联盟博弈模型,得出结论,中央政府应通过策略调整,瓦解"反管制联盟",并与地方政府结成"管制联盟",共同治理房地产市场.最后,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农户、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决策中的三重博弈——以农村土地流转为例

本文围绕着土地流转行为,将农户的经济决策放置在农户、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三重博弈框架中展开论述。我们构建一个包含农户、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三重博弈的农户经济决策一般模型;研究发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户的决策行为趋于理性。现实中,农户的决策行为决定于其家庭自身的经济禀赋以及外部政策环境。在一定经济禀赋条件下,农户群体面对各种政策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认识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导向以及与自身利益的一致性。当地方政府的政策比中央政府的政策更有利于农户时,农户容易与地方政府达成默契,形成利益同盟,并努力促使中央政府修正政策。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相互配合,而中央政府的政策相对地方政府更有利于农户时,农户则可以利用中央政府政策对地方政府形成压力,迫使地方政府修正政策或者自己提前采取＂行动＂,充分获取利益。     

中国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取向及调控策略研究

本文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的视角分析了中国转型时期的地方政府行为取向及其调控策略。地方政府既可以付出与中央政府利益一致的合作性努力,也可以付出与中央政府利益不一致的自私性努力,合作性努力水平和自私性努力水平取决于既定体制下的激励机制。在制度安排既定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既可以通过采取适当的补偿措施来提高地方政府的合作性努力水平,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惩罚措施来降低地方政府的自私性努力水平,这其中有规律可循。     

地方政府激励制度的比较分析

我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主要采取两种模式:官员晋升锦标赛制和财政分成制。本文基于一个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序贯博弈的模型来研究两种激励模式的激励效果并对社会福利进行比较。当中国区域之间禀赋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以及各种外来冲击对产出的影响较大时,晋升锦标赛制不仅会遏制中国地区间的合作,而且与财政分成制相比,其引致的努力水平更低,无论从最大化中央政府效用的角度,还是从最大化社会福利的角度,晋升锦标赛制都次于财政分成制。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膨胀——实证检验“利维坦”模型在中国的有效性

运用利维坦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并解释了这种影响方式与利维坦模型不同的根源。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追求财政规模最大化的倾向及争夺税源的财政竞争,使得当中央政府将更多的支出权力和职责转移给地方政府时,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张。而收入分权的约束作用,却因为地方政府在收入自主权上的缺失,使其无法产生影响。将收入和支出结合起来,我们发现,当地方自己组织的收入越不能满足支出需要只能仰赖中央政府的补助时,就会越增加这种扩张的趋势。     

中央和地方间共享税比例的财政体制博弈模型

我国财政体制具有多层规划特征,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存在利益博弈关系。本文运用多层规划和博弈论方法,以共享税比例和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为变量,建立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体制博弈模型。模型分析得出,当地方政府获得的共享税比例增加时,地方的税收努力水平也将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减慢;为适应政府职能或支出责任向中央政府集中的趋势,中央政府可以适当提高其共享税所占比例,同时增加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力转移支付,以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由此,中央政府通过选择最优的共享税比例和转移支付水平,以形成对地方政府更合理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并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财力保证和体制保障。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动态博弈分析

本文建立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动态博弈模型,以分析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顺从优先和税收最大化两种目标下的博弈策略和均衡.结果表明:在地区有较强的税收独立意愿时,以地方政府顺从优先和税收最大化为目标的中央政府均会采取增加转移支付的策略;而当地区有过强的税收独立意愿时,中央采取惩罚策略.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中央政府对地区居民统一提供公共物品时原来均衡解的改变过程及其影响.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我国目前没有法律意义上承认的地方政府债务,因此,在研究政府债务对货币政策影响时,只是涉及中央政府债务。但现实中地方政府间接举债、变相举债种类繁多,规模庞大。地方政府过多举债和支出会削弱中央政府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能力。文章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金融资源之争,以研究地方政府债务对我国宏观货币政策产生的实质性影响。     

新形势下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税收竞争模型对我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效应进行了研究。文中考察了两种治理手段,一种是中央政府降低晋升激励强度,另一种是中央政府提高反在职消费强度,并对其治理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发现,当中央政府降低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强度时,地方官员会减少发展型公共物品供给、增加在职消费,而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则保持不变;当中央政府提高对地方官员的反在职消费强度时,地方官员会减少在职消费,增加发展型公共物品供给和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当中央政府同时采取这两种治理手段时,两者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相互抵消,具体对地方官员的治理效应如何,则取决于哪种政策措施的治理效应更强,但无论如何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一定会增加。本文还把环境污染引入了居民福利函数,结果发现,就不同治理手段对居民福利产生的影响而言,边际污染的临界水平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边界研究——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

本文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并且基于此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边界.我们的分析表明,集权会损害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分权会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政府究竟是采用集权还是采用分权,除了要考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的外部性外,还要考虑基准到底是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还是社会总效用函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边界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迁,这个变迁过程是一个效率改进的过程.     

关于总部经济加剧地区间税收竞争的对策

1.促使地方政府正确对待总部经济。中央政府和有关管理部门,应促使地方政府正确对待总部经济的发展,正确认识和评价税收优惠政策对招商引资的作用,努力实现以政策招商为主向以综合优势招商为主的转变。政府在发展总部经济时不应只注重提供财税优惠政策,而更应该注重“软件”方面的建设,即注重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健全经济法律法规,建立安定的社会秩序,形成良好的信用制度环境,提高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加强廉政建设,构建高素质人才梯队,强化各种支持和服务等。以良好的公共服务吸引更多的投资,再以更多的税收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这样…     

政府治理、环境管制与绿色工艺创新

环境管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主题.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政府,能否有效执行国家环境政策和激励辖区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直接关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环境治理效果.文章基于环境管制理论与技术创新理论,使用我国30个省级地区2000-2013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治理在环境管制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影响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与环境管制显著影响着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地方政府的综合治理质量与知识产权保护和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水平,在环境管制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影响中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面对我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客观现实,并举地方政府治理质量提升与环境管制政策制定,对促进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治理乡镇企业环境污染中的作用整合

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在给农村带来明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治理乡镇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时都存在着一定的障碍,政府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作用整合。     

房价调控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分析

研究目的：研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房价调控过程中的关系。研究方法：采取博弈论的方法,通过建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来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房价调控中的利益关系。研究结论：通过分析,文章发现,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有其必然性及制度性缺陷,中央与地方在房地产市场上的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难以有效整合。     

试析委托—代理关系下房地产市场政策选择

委托—代理关系下,由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目标和利益上有时不一致,地方政府会采取能够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从而使政策目标发生扭曲。＂中央—地方双向纠错机制＂意在唤醒基于公共精神的行政治理,注重公共利益。     

中国环境管制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形势日益严峻,而环境管制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取得了一定成就,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基于此现状,本文主要从环境法律法规体系、环境管制机构设置以及相关的管制政策三个方面来研究我国的环境管制现状,并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分析我国环境管制存在的问题。我国需进一步完善环境管制的法律体系,相应调整管制机构体系,以限制地方政府对环境管制的不正当干预,从而保证环境管制政策的有效实施。     

转移支付均等化条件分析——基于转移支付与地方经济增长的关系

文章运用近16年的转移支付数据验证了龚六堂2000年的观点,即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率与地方经济增长率之间是"倒U型"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出地方经济增长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之间也存在着这样"倒U"关系。用这种关系解释两个问题:第一,转移支付对地方经济增长有部分正的刺激作用,无论是富裕地区还是贫穷地区,中央政府都应该对其地方政府给予转移支付,同时转移支付也不是越多越好,也应该有个量的限制,当地方政府的收益足够大时,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就不再那么明显,反而会抑制地方经济增长;第二,从新的角度分析转移支付均等化实现的条件,即富裕地区较贫穷地区较早的进入"倒U"曲线的边际收益递减阶段时,才可能实现均等化。     

出口管制对一国技术领先优势的影响

一国为保持科技领先地位和经济优势,保护国家安全,往往会对部分产品,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实行出口管制。然而,对这些高新技术产品实行出口管制是否真能达到上述目的?以Grossman和Helpman的水平创新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北国和南国的创新—模仿模型。通过分析出口管制政策对模仿率的影响来分析出口管制政策对北国技术优势领先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存在一个最佳管制强度,当管制的强度弱于最佳值时,加强管制有利于保持和扩大本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先优势;当管制的强度强于最佳值时,加强管制反而会削弱本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先优势。     

市场化进程、国企改革策略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生决定

本文以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以及中央政府基于公司规模和行业特征采取的"抓大放小"和"战略调整"的国企改革策略对公司最终控制人政府级别、政府持股比例以及政府持股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地区,上市公司更可能由低级别地方政府控制、政府持有股权比例更低;并且,大规模公司、管制性行业公司更可能由高级别地方政府控制、政府持有股权比例更高。但在政府持股方式上,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并不稳定,而大规模公司由政府直接持股的可能性更小,并且管制性行业与非管制性行业公司无显著区别。这些结果表明,地区市场化进程以及中央政府采取的国企改革策略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级别和持股比例上)——地区市场化进程减轻了地方政府控制公司的经济动机,而国企改革策略使得地方政府具有控制大规模公司和管制性行业公司的政治动机。上述结论在剔除深圳和上海地区公司以减轻样本特殊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减轻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