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对新贸易壁垒的策略初探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各国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国际贸易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贸易壁垒,给我国的对外贸易造成很大障碍,针对新贸易壁垒存在的各种问题,我国应积极采取应对之策,确保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由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某些发达国家把维护生产消费安全和消费者健康当作借口,采取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来限制从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口商品。技术性贸易壁垒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尤其在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着滥用的现象,对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严重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出口额度,阻碍了我国对外贸易经济的发展,成为21世纪初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巨大障碍。     

国际贸易中绿色壁垒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各国为了在贸易往来中保护自己国家的经济利益,采取了绿色贸易壁垒保护主义,本文主要论述了如何避开西方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希望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关于应对技术贸易壁垒新趋势的思考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发展以及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起,技术贸易壁垒正成为我国出口的巨大威胁,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本文主要从技术贸易壁垒的特点和对我国的贸易出口的影响入手,分析我国目前在应对技术贸易壁垒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并指出我国应采取的战略对策。     

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新趋势及应对策略

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面临恶化危险,世界经济中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后危机时代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具有示范作用,WTO规则保护有限,以碳关税为代表贸易壁垒凸显。我国应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世贸组织相关规则修改,充分发挥政府职能、贸易预警和调查制度的作用,发展低碳经济,促进企业开拓海外新市场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     

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新趋势及应对策略北大核心CSSCISSCI

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面临恶化危险,世界经济中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后危机时代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具有示范作用,WTO规则保护有限,以碳关税为代表贸易壁垒凸显。我国应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世贸组织相关规则修改,充分发挥政府职能、贸易预警和调查制度的作用,发展低碳经济,促进企业开拓海外新市场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     

温州企业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探讨

2008年由美国金融海啸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当下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对经济对出口有很大依赖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温州的外贸企业也遭受到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巨大冲击,成为我国遭受贸易壁垒的重灾区之一。本文根据新形势下温州企业遭遇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进一步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温州外贸企业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当前中国应对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探索

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伴随着贸易主义的兴起.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带来全球经济发展滞缓、需求萎缩、失业增加以及产业竞争力下降等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主动放弃了自由贸易主义政策,转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时至今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没有退出,反而出现了各种新贸易壁垒,我们称之为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重新认识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及对我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于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以期有所借鉴价值.     

世界经济形势、趋向和我们的对策研究(下)

<正> 三、90年代的展望前文所述,80年代的所有特征:保守主义思潮、多极的世界经济新格局、国家干预国际化等,在60年代将继续存在和发展。此外,还将出现一些新趋向。 (一)保护主义倾向。随着欧洲共同市场1992年建立以及其它一些地区经济区域化的发展,可以预计,在90年代里各区域内部贸易将趋于自由化并实行优惠条件,而各区域集团对外部世界将实行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的贸易壁垒(如歧视性的保护关税等)和隐形的贸易壁垒(如集团内部优惠政策),将日益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必加剧美日之间以及它们与欧洲共同体之间的贸易冲突。世界各国也都针对贸易保护主义纷纷采取相应的对策。     

江苏应对新型国际贸易壁垒的策略调整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贸易有了显著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贸易大国,然而,在我国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国家都采取了贸易壁垒来限制中国的贸易发展。贸易壁垒已经由关税壁垒和传统的非关税壁垒发展到现在的各种新型壁垒,包括技术壁垒、环境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文章介绍了各种新型贸易壁垒的发展和类型,阐明了其对江苏省对外贸易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措施,以实现江苏省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并引导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Can Trade Agreements Curtail Trade Creation and Prevent Trade Divers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pre‐existing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PTAs) dilute the trade creation effect and shield the trade diversion effect of new PTAs. Countries having pre‐existing PTAs enjoy smaller gains in intra‐bloc trade because of the dilution effect and experience smaller losses or even gains in extra‐bloc trade because of the shielding effect. The findings support the proposition that PTAs could be used to fend off future trade diversion.     

需求贸易理论与我国的绿色贸易战略

从需求角度考察国际贸易理论,需求模式的变动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影响贸易模式的发展和变化,因此,贸易格局的最终动因要到需求结构中去找。一国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市场规模,更取决于市场特征,内需在竞争优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的外贸结构存在非持续性的弊端,实施绿色贸易战略,应该在注重外需因素的同时,充分发挥内需在培育绿色竞争优势方面的作用。     

技术贸易壁垒与我国出口贸易

技术贸易壁垒是目前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的最主要手段之一。技术贸易壁垒对国际贸易发展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的影响。利用世贸规则以防不合理的技术贸易壁垒和提升我国出口商品科技含量显得尤为重要。     

中蒙贸易互补性与贸易潜力研究

文章利用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中蒙贸易的互补性,建立扩展的引力模型探究两国的贸易潜力。结果显示:中蒙主要是产业间贸易,有互补的贸易需求;两国贸易为"潜力开拓型",潜力值波动不明显,还有未被发现的贸易潜力。中蒙应加强互联互通,在保持原有贸易模式的同时,寻找新的贸易增长点。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自可持续发展思潮产业和发展起来以后，环保问题愈来愈引人注目，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也已成为影响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受到WTO的高度重视。1995年WTO设 贸易与环境专门委员会（CET），以强化WTO对贸易与环境的管理，并在WTO导言中阐述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需要的目标。但是由于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所形成的协议之中对关税壁垒及传统的非关税壁垒的有关规定越来越严格，贸易的透明度进一步提高，传统的贸易保护进一步受到有效的限制，贸易保护主义不得不寻求新的贸易保护手段来实施其贸易保护战略。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借环保之名，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设置了“绿色贸易壁垒”。这种壁垒已越来越成为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使用的主要技术壁垒，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我国加入WTO后，外贸出口面对的国外贸易保护和关税壁垒状况将会大为改观，但是与贸易有关的环境因素构筑的绿色贸易壁垒将会威胁我国的贸易利益。在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的过程中，如何适应WTO多边贸易体制有关贸易与环境问题达成的协议，如何突破西方发达国家日趋严格的绿色贸易壁垒，是我国加入WTO后，外贸环境能否真正得到改善的关键所在。     

中国当前的加工贸易与加工贸易政策(上篇)

本文概述了目前我国加工贸易的状况和政府给予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分析了加工贸易政策的利与弊，得出了加工贸易政策目前已经弊大于利的结论，提出了取消给予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的主张     

Trade Elasticities

Conventional aggregate trade elasticity estimates hardly vary across countries. We introduce an aggregate elasticity that is implied by theory: It is the value that equates the welfare gains from trade as implied by one‐ and multi‐sector versions of the model in Arkolak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 (2012):94–130). These estimates are predicated on sector‐level values for trade elasticites, which we provide at three‐digit levels for 28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values for this aggregate elasticity vary greatly across countries, and they do so because of countries' patterns of production and because a given sector‐level elasticity displays considerable cross‐country heterogene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