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扶贫的效率损失——基于财政激励视角的县级面板数据分析

运用2001~2010年间的县级面板数据,将贫困县与其他县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财政激励效应进行了实证比较,证明贫困县的财政激励效应低于其他县。由于贫困县财政支出中扶贫定向支出所占比重较大,因此较低的财政激励效应反映了财政扶贫的效率损失。政府扶贫工作应更多考虑一般转移支付的方式,将财政支出决策权交给基层政府;同时,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问题也应该逐步在财政体制改革中解决。     

县级政府人力规模与省以下财政体制——基于灰色关联分析

利用湖南省1995-2008年的县级数据,以灰色关联度分析作为工具,采用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分权、财政自给率、人均净财政转移支付指标,从财政分权与转移支付视角对省内财政制度安排与县级政府人力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指标度量的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县级政府人力规模呈现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省内支出分权对湖南省县级政府人力规模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为省内收入分权、县财政自给率和县人均净转移支付。这说明湖南省省内财政划分体制可能具有某种助长县级政府人力规模扩张的基因。这一发现表明,实行合理的省内财政分权和适度的转移支付规模是湖南省控制县级政府人力规模急剧膨胀的重要途径。     

分税制后县财政的国家化探析

分税制的实施,改变了县级政权的财源结构.一方面,上级转移支付地位提升,在整个财政收入中,上级转移支付所占份额很大,取代税收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县财政本级收入地位下降,财政自给率降低,县级财政开始高度依赖于中央政府财政,县级财政开始国家化;另一方面,县预算外收入也因农村税费改革乡镇统筹自筹的取消而大幅度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预算内对预算外的替代,县级财政进一步国家化.     

河北省县级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差异的实证研究——以2007年数据为例

健康事关每个公民的基本福祉,每个政府都应当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或补助。对河北省2007年的县级数据分析表明,该省的县级医疗卫生支出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均衡"状态,且该转移支付在该省的分配过程并没有体现缩小上年县际间医疗卫生支出差异的均等化导向。对中国基层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的政府间财政策略应当具有阶段性,首先应激励基层政府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力度,其次应防控基层政府之间医疗卫生支出差异的扩大。     

河北省县级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差异的实证研究——以2007年数据为例

健康事关每个公民的基本福祉,每个政府都应当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或补助.对河北省2007年的县级数据分析表明,该省的县级医疗卫生支出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均衡”状态,且该转移支付在该省的分配过程并没有体现缩小上年县际间医疗卫生支出差异的均等化导向.对中国基层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的政府间财政策略应当具有阶段性,首先应激励基层政府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力度,其次应防控基层政府之间医疗卫生支出差异的扩大.     

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激励效应与 地方税收收入体系

如何维护地方税收体系的有效性，始终是财政分权化改革的核心。本文以我国县级财政实践为基础，系统考察了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税收激励作用及其在维护地方税收体系有效性方面的作用。研究表明，我国省级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在税收激励方面并不成功，未能在促进县级地方税收收入增加、维护县级地方税收体系有效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以来东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专项转移支付具有良好的激励作用，有利于县级地方税收收入特别是营业税和增值税共享收入的增加，税收返还和财力性转移支付均不利于县级地方税收收入增加。     

东北三省省内县际间财力差异的比较研究——基于1999—2004年县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作为一种财政再分配工具,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在中国的各省份不尽相同。通过1999—2004年的县级数据,测算了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的省内县际间初始财力差异、最终财力差异及其构成。比较研究显示,为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缩小省内县际间最终财力差异,黑龙江省应提高因素法转移支付的标准合理性;吉林省应在专项转移支付分配中尽量向欠发达县倾斜;而辽宁省则应进一步缩小保护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     

转移支付形式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收支行为吗?——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

财力与事权的不匹配导致了财政垂直不平衡,转移支付成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内容.文章以税收竞争框架为基础,讨论了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产生的收支效应.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发现,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支行为确实产生了显著影响:支出决策的敏感程度要大于收入决策.对转移支付细分后发现,专项转移支付以及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支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前者的支出效应要大于后者;税收返还对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行为都存在正向影响.文章为完善省级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了参考.     

中国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的激励效应评估*——基于动态空间工具变量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工具变量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从地方政府收入行为视角对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激励效应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具有双重作用。在直接效应方面，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且不会对地方政府造成直接税收扭曲影响。但在间接效应方面，均衡性转移支付会引致地区间扭曲的税收竞争。其产生的税基效应和税率效应相互抵消，对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的影响不显著，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行为呈现中性影响，并未产生正向激励效应。     

转移支付提高了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吗?

作为财政分权体制的重要制度安排,转移支付不仅可以弥补地方财政缺口,而且也是中央激励地方政府履职尽责的重要机制。面对中国社会性公共品相对短缺的现实,转移支付制度能够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性公共品供给行为产生有效激励?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纵向的转移支付制度,无论是筹资机制还是分配机制,不仅未能激励地方政府提高社会性公共品供给,强化地区间竞争对地方政府支出的约束力,而且超过门槛值的支出补助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尽管较高的转移支付筹资水平和专项补助方式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但又背离分权改革要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中国应实现纵向转移支付向横向转移支付转变,减少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的不利影响,同时避免转移支付筹资和分配分离造成地方政府错误评估支出决策的成本与收益。     

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

发生在中国的县乡财政困难 ,是社会结构转型中制度转型有效支持不足所积累的矛盾在基层政府理财上的反映 ,与政府体制、省以下财政体制现存问题和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制度建设滞后有密切关系。本文在重点分析中国基层财政困难加剧的三个财政体制性因素的基础上 ,提出了配套改革、调整政府体制和省以下财政体制的三条建议 :( 1 )减少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 ;( 2 )按“一级政权 ,一级事权 ,一级财权 ,一级税基 ,一级预算 ,一级产权 ,一级举债权”思路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同时健全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 ,完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 ;( 3 )按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积极推进农村区域和基层政府辖区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创新。     

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扩张——基于异质性与空间外溢视角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在转移资金分配中的策略竞争行为,从新的视角对地方财政支出扩张进行解读。研究发现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受到地区间竞争的制约,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区间竞争存在显著制约,但专项转移支付的影响不明显;地方政府的竞争,不仅“患寡”,也“患不均”。要完善转移资金的使用效率,须考虑转移支付实施的结构差别,尤其应注意转移资金分配的非均衡效应对地方政府扩张的差异化激励。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江苏省2004-200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几年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在各省陆续实施,其主要目的在于克服既有的市管县体制存在的各种弊端。可以预期,这项改革措施有减少行政管理成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等多种潜在作用。但可能存在的问题是,该财政体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文章利用江苏省51个县(市)2004-2009年的空间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县(市)扩权而产生的"政府竞争效应"实现的。     

对县级公共财政运行体系的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县级公共财政运行体系的建立,对增强县级财政的管理和运行效能意义重大。县级政府如何使财政管理与现实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相适应,以发挥财政管理的最大效能,推动和谐、文明社会建设,是需要认真探讨的。     

对新疆财政收入状况的分析与判断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这一现象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并由此引发了对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是否协调、企业负担是否加重等问题的思考。从税收负担、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转移支付的公平效果进行分析，可得出结论：新疆财政收入增长过快的同时也加重了企业负担，且受新疆特定产业结构和分税制的影响，地方财力有所削弱。对此应当从产业政策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进行调整。     

数字普惠金融、政府干预与县域经济增长*——基于门限面板回归的实证分析#br#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县域经济体的信贷可得性,有助于县域经济增长,而其发展过程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本文运用2014-2018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门限面板回归模型研究政府干预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增长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政府干预起到调节作用。同时,子指标回归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数字化程度和使用深度对县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的作用与主回归一致。(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完善传统金融市场结构促进县域经济增长。(3)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政府的调节作用是单向的,西部地区则为倒U型,本文分析了地区差异的内在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省以下地方财政分权问题研究 ——基于K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在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下,省以下地方财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某地级市2007-2011年财政收支的实证调查,发现长期存在的事权划分不清晰和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与此同时财力向上集中趋势越来越严重,税收返还不能发挥均衡地区间财力的作用,专项转移支付占比过高,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较低,法定支出和上级要求配套资金的压力不断增加,地方税收体系不健全,地方债务超过了地区可支配财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突出。为解决我国省以下地方财政问题,新的改革措施势在必行,如建立完善地方税收体系,衔接政府级次和分税制级次,建立规范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融资制度等。     

Report of China Household Income Disparity

Based on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data, China’s Gini Coefficient stood at 0.61 in 2010, above the global average of 0.44,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The high Gini Coefficient represents a large income disparity of the country.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a high Gini is common in fast-growing economies and can be reduced through government’s transfer payments given the experience of OECD countries.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breakdown of China’s Gini, regional, rural and urban differences in household income. Specifically, it is found that poor health, insufficient social welfare and low education level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poverty of rural households.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solutions to reduce the Gini coefficient. In the short term, China government can invest more on social insurance and implement large-scale transfer payments. The figure shows that China government has sufficient financial sources to strengthen secondary distribution to subsidize the low-income group. In the long term, government can increase overall educational level and reduce the opportunity inequality to narrow the income g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