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西方式民主:转型国家民主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验证了28个转型国家民主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民主对于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而且统计上并不显著。此外,对于不同地区,民主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不同,亚洲转型国家民主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最明显。在考虑了诸如政府稳定性、法律和秩序的强度、腐败以及经济自由度等制度变量之后,这一结果仍然试用。     

媒体关注、制度环境与审计收费

本文运用2005²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媒体关注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以及市场化程度这一制度环境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媒体关注度越高,其年度审计费用越高,且该效应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更加显著。这说明审计客户在媒体上的高度曝光会使得审计师更加担心审计失败暴露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名誉损失和恢复成本,导致审计师在审计契约谈判过程中要求更高的预期风险补偿,最终表现为审计收费溢价的提高。因此,本文认为媒体通过对审计师鉴证行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对上市公司治理的作用,且媒体治理效应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     

互联网使用与个体生育意愿——基于信息成本和家庭代际视角的分析

探究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助力人口转变升级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方向.文章置身中国具体情境,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7),从信息成本视角和家庭代际视角两个维度考察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以及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的个体,其生育意愿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已育史对于互联网使用频率影响个体再育意愿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对于已育个体而言,上网频率越高对再育意愿的抑制作用越加显著;代际"数字鸿沟"对于互联网使用频率影响个体生育意愿也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当子代和父辈存在较大的代际"数字鸿沟"时,对于互联网使用频繁的个体,父辈沿袭下来的传统育儿经验和子代通过网络获取的育儿知识相冲突可能会引致更多的家庭矛盾,进而抑制个体生育意愿.反之,当代际"数字鸿沟"较小时,互联网使用频率对个体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亦有所减弱.文章的发现对于提升个体生育意愿以及生育率的研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行为环境、社会资本与腐败均衡的演化机制

文章研究的是腐败路径的选择及其变化的内生微观机制。在完全信息、制度环境不变、社会成员同质条件下,存在两个稳定的腐败均衡;当社会成员非集体理性行为不受约束时,腐败将成为行为人占优策略,全社会也会因之陷入高腐败均衡"陷阱"。在模型引入社会资本因素后,我们发现,在制度环境不变的条件下,信息不完全、社会成员的异质性、相互信任程度和腐败环境,是可能引起腐败路径转变的关键因素。上述理论分析得到了微观经验数据逻辑回归结果的支持。     

经济发展中的地方官员行为研究——基于政治晋升、财政分权与腐败的视角

本文同时考虑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和腐败三个因素对地方官员行为的影响,进而构建了理论模型。从中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在基本模型中,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的偏好程度越高,则其努力程度越高、腐败程度越低。而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官员的努力也越高,但对腐败水平影响却是不确定的。在进一步假设腐败会被惩罚的拓展模型中,基本模型的大部分结论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分权程度的对努力的影响也变得不确定了。除此之外,我们进一步研究了,对官员腐败惩罚的力度和对官员腐败的惩罚准确程度的影响,相关命题表明,如果对官员腐败惩罚的越严厉,并且对官员腐败的惩罚越准确,官员努力水平和官员腐败程度都会变低。通过对研究结论的分析,我们还对以往文献的结果进行了重新解释。     

员工个体特征与心理契约感知的关系研究

文章在界定心理契约感知概念和阐述员工个体特征变量对心理契约感知变量影响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七个相关假设,通过在全国10多个省份、100多家企业开展的大范围问卷调查,科学筛选出有效答卷并汇总数据,运用SPSS和AMOS等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探讨了知识员工个体特征对其心理契约感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性别、学历、司龄、行业属性和单位性质对心理契约感知没有显著性影响,年龄和职位对心理契约感知有显著性影响,特别是,员工职位层次越高其心理契约感知状况就越好。文章分析了假设检验的结论,提出了如何提升员工交易责任感知、成就责任感知和关系责任感知水平的管理建议,为企业通过改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活动,提升员工心理契约感知水平提供了参考。     

东道国腐败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研究

作为东道国投资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腐败不但会对FDI流入总量产生影响,还会对跨国公司的战略产生影响,而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战略。本研究以19个新兴市场国家的745家跨国公司子公司作为样本,运用MANOVA分析、判别分析、Logistic分析等研究方法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东道国国家层面感知腐败、产业层面感知腐败会使跨国公司采用持股比例较低的合资(控股或非控股)进入模式;第二,东道国腐败程度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战略的影响会受到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战略动机的调节。     

地区腐败、市场化程度与产能过剩

本文研究了地区腐败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基于1999-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首先采用协整法对我国30个地区的产能利用率进行了估计,发现产能利用率下降趋势明显;其次,运用系统矩估计方法,考察了全国层面以及东、中、西部地区腐败程度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地区腐败程度与产能利用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2)市场化程度对腐败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腐败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越弱,该调节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显著,而东部地区不显著.本文认为治理腐败,深化市场化改革,有利于解决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的问题.     

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制度质量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制度约束条件下对外贸易对于环境污染影响。结果表明:在我国存在着"污染避难所"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进步的提升能有效降低环境污染程度;门槛模型回归的结果表明当制度质量低于一定水平时,对外贸易总额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而当制度质量高于一定水平时,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有改善作用。     

汇率制度选择:基于随机效应多元排序probit模型的分析

选用13个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典型变量,采用随机效应多元排序选择模型对147个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进行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美元化程度、货币错配程度越高,实际资本开放程度越大,政府越强,具有高经济增长和长期通货膨胀历史的国家有较高采用相对固定汇率制度的概率;而经济规模、贸易开放度越大以及外债债务比率越高将会促使一国选择灵活性较高的汇率制度。     

制度参数、国家规模与后发国"蛙跳"

文章首先构建了一个有关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技术扩散的正规模型,该模型将制度背景作为一个参数引入,借以从形式上分析制度背景对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过程的影响;模型的动态分析从形式上展现了后发国家在技术水平上超越先发国家("蛙跳")的全过程,并推论出后发国成功实现"蛙跳"的先决条件是:后发国由制度参数与经济规模参数所决定的综合参数能够由比先发国低的值跃升为比先发国高的值。此外,文章还基于经济制度由相关利益主体间制度博弈均衡所决定的这一分析框架,进一步尝试性地解释了制度参数变化的非均匀性,并对中国未来实现"蛙跳"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保险需求的非线性收入效应与收入差距——基于PSTR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非一致风险偏好现象对微观个体保险购买意愿的作用,本文从宏观理论层面阐述了收入差距影响保险需求收入效应的内在机理,并利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方法和OECD 29个国家(和地区)1990-2012年的数据,建立多个模型实证检验了收入差距与保险需求收入效应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收入差距轻微增加对保险需求收入效应影响不确定,但当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时,无论是寿险还是财险的需求,其收入效应都会削弱。这表明,过大的收入差距对保险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文章最后指出:保险业的发展水平体现了社会公平程度,发达的保险业是社会高度均富的重要标志。     

重商文化、腐败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目前,关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研究对正式制度关注较多,对非正式制度研究较少。检验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商文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以及重商文化与地区腐败在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相对于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弱地区的上市公司,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强地区的上市公司创新投入水平更高,且这一影响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同时,受腐败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影响,重商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地区更显著。     

重商文化、腐败与企业创新投资

目前,关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研究对正式制度关注较多,对非正式制度研究较少。检验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商文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以及重商文化与地区腐败在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相对于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弱地区的上市公司,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强地区的上市公司创新投入水平更高,且这一影响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同时,受腐败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影响,重商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地区更显著。     

腐败与国家权力的边界:理论探讨与中国的证据

什么因素影响着公众对政府支出、以至国家权力边界的态度与选择?文章认为,公众对腐败程度的认知是影响他们对国家权力态度的关键因素。使用2006年亚洲晴雨表的调查数据,文章分析了中国公众的腐败认知如何影响他们对政府经济型支出与再分配型支出的态度与偏好,进而探求腐败与国家权力边界的关系。文章发现,公众对腐败程度的认知,显著降低了他们对腐败空间相对较大的经济型支出的支持与偏好,但对受腐败影响较低的再分配型支出领域则没有显著影响。     

环境质量、公共服务与国民健康——基于跨国(地区)数据的分析

文章在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的基础上纳入环境污染因素,使用世界116个国家(地区)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验证了环境污染对国民健康的影响、差异及公共服务因素的作用。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对国民健康的影响是显著的,当加入若干公共服务因素后,该影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环境的健康效应在不同性别间和国家间存在差异;在不同健康水平上,环境污染的影响差异同样明显。门槛回归模型分析表明,各国(地区)环境健康风险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该国(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当教育、基础设施、卫生公共服务和环境公共服务跨过了各自的门槛时,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通过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来治理环境污染的健康风险,不仅能够有效减少环境污染所产生的健康威胁,而且还能够提升整体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福祉。     

以外贸为主的外部冲击,竞争与区域经济增长

全球化对于相对封闭的国家和区域而言可视为一种外部冲击，这种冲击会对消费结构、市场、政府及宏观经济产生影响。这种冲击的必要性和可能的效应源于个体效用函数。基于微观假设的多重效应可以在宏观上得以映证。选取外贸及人口密度等指标对中国各省市的实证分析表明，外部冲击的强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而这种冲击的内在机制在于竞争机制。     

腐败与反腐败理论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在对腐败行为进行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 ,可以归纳出几个重要的推论 :第一 ,由于人的理性有限 ,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不可避免 ,任何人都有滑向腐败的可能 ;第二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腐败惩罚机制不够完善时 ,一部分腐败行为得不到及时的惩罚或者有逃脱惩罚的可能 ,短期之内腐败收益远大于腐败成本 ,使得政府当局反腐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失效 ;第三 ,由于反腐机制的不完善 ,反腐败政策因此陷入两难困境 :如果惩治过于严厉 ,腐败者会孤注一掷 ,加剧腐败 ;但如果惩治不够严厉 ,就达不到敲山震虎的目的 ,会诱使未腐败者腐败。     

危机冲击、损失规避与家族大股东支持效应

文章基于前景理论的"损失规避"假说和"社会情感财富"假说,分析了危机冲击下的家族大股东行为选择动机及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危机冲击到来时,家族大股东将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维持作为家族企业最主要的决策参照点,此时"损失规避"的家族大股东并未采取"掏空"的行为决策动机,而是发挥比国有大股东更强的支持效应。随着家族大股东持股水平的提升,危机冲击下家族大股东对基于所有权控制积累的"社会情感财富"的损失感知程度越强,在危机期间的家族大股东支持效应越明显;同时,对于处于低成长环境行业背景下的企业,家族大股东对所控制企业的"禀赋效应"更强,更能发挥支持效应,从而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边界条件下文化近似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

基于多层次建模方法,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8-2017年双边六分位产品贸易数据,研究文化近似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和进口国文化分割的边界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文化近似减少了双边贸易的不确定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文化近似度越高,双边贸易量越大."一带一路"倡议所创造的积极的区域制度环境会加强文化近似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但是,进口国文化分割则会减弱文化近似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促进效应.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入认识文化近似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进而从文化的视角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深入实施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