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政企合作博弈模型与中小微企业间接融资机制创新

在非合作博弈框架下探讨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个体理性”为上,银行和企业很难实现相互信任和长期合作。虽然政府采取相关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但政府行为的政策空间尚缺乏科学理论框架的指导。将博弈行为假设中的“个体理性”上升为“集体理性”,建立银政企合作博弈模型,讨论维系中小微企业间接融资长效机制的基本条件,就此提出中小微企业间接融资服务平台（IFSP）的运作模式。     

迁移行为、户籍获取与城市移民幸福感流失

本文基于中国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个人年收入与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获得户籍迁移者与城市原居民的"收入-幸福"饱和点为年收入5.47万元,未获得户籍者的这一数值高达37万元,从年收入层面来看多数居民的"幸福拐点"尚未到来。进一步运用平均处理效应估计方法,考察迁移行为和户籍身份对城市移民幸福感的影响。线性假定的模型发现,考察迁移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时需要考虑个体异质性,估计结果则表明获取户籍迁移并未降低迁移者的幸福感,未获取户籍迁移则降低了迁移者的幸福感。非线性假定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未获取户籍迁移者的幸福感显著低于获取户籍迁移者。可见,未获取户籍迁移者幸福感更低,并不能被迁移行为本身所解释,而是缺失所在城市户籍身份导致迁移者的幸福感"流失"。     

政府行为下湖南城市空间演化研究

受到历史因素和现实原因的影响,湖南省城市空间景象也在不断演化,作为城市空间演化项目的行动指导者,在理性选择的视角下,湖南省地方政府实施并开展了具体行动策略,从复杂多变的政策制度上着手,探索制度与空间发展之间的规律,重点强调在“强激励”与“弱约束”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应当如何解释“理性人”的冒险行为,并且结合政府的多重角色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解释,探索政府理性行为下的城市空间演化规律以及空间生产策略的选择,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进行解释.     

个人经济行为研究综述

无论社会成本还是交易成本都是引致成本,都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对于个人而言,除非存在某种激励或约束,否则"成本外溢"和"搭便车"自然就成了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文章通过对近年来有关个人理性选择行为研究的梳理,强调个人理性选择行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重要作用。     

幸福,赚钱还是花钱??

文章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了幸福函数,对比考察了货币因素中的消费与收入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因素的具体数值以及相对变化对个人主观幸福感均具有显著影响,无论是消费还是收入的增加都能显著提升个人幸福感,而花钱比赚钱更有利于提升个人幸福感。由于家庭的初始货币因素存在差异,以及受环境适应惯性和棘轮效应影响,相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变动,个人幸福感对消费不平等的变动更加敏感;相对于就业样本,非就业样本对货币因素的变动更加敏感。“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在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注重居民家庭相对地位的改善,引导理性消费,满足消费需求,考虑异质性,则有利于提升国民幸福。     

理性只是对自利最大化的追求吗?

基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不仅无法解释由“囚犯困境”所引发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悖论,也无法解释现实中行为主体在“囚犯困境”情境下对合作行为的选择。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总是将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等同于理性,进而再把实际行为等同于理性行为。其实,不仅人类寻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是理性的,而且对利他行为的追求也是理性的。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体现出理性“经济人”与理性“道德人”的双重性。对“囚犯困境”悖论的解决应该引入道德维度,引入理性“道德人”进行分析。     

快速发展期的西北地区中小城市空间扩展分析与评价——以陕西省榆林市为例

利用榆林市多年的卫星影像数据提取建成区信息,采用多个城市空间动态衡量指数对榆林市建成区的扩展过程、形态特征变化、扩展模式与结构变化、规模与结构的扩展合理性等进行了量化与分析。结果表明:20多年来榆林市建成区高速扩展,且具有阶段性特征;空间形态变化剧烈,各指数的变化特征在前后两个扩展期内具有明显的差异;前一扩展期内的空间规模基本是合理的,而后一时期内不理性的过度扩展现象较为严重,两者间出现的扩展停滞有利于缓冲高速扩展的负面惯性;"扩展—缓冲—扩展"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式有利于城市内部空间填充和调整,缓解快速扩展带来的负向效应;不协调因素加剧了空间扩展的低效。并据此提出改善榆林市空间扩展状况的建议。     

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时空演化特征——基于“五普”和“六普”人口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五普"和"六普"城镇常住人口统计数据,按照国际上常用的城市人口规模阈值标准筛选城市样本,采用统计分布检验、空间基尼系数、马尔科夫转移矩阵等方法,从全国、区域和省域三个层面考察中国城市规模的统计分布模式、空间分布特征和结构演化态势。结果表明:(1)2000—2010年,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均符合位序—规模法则,但并不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帕累托分布和齐普夫分布;城市规模结构呈"金字塔"格局,城市规模差距过小;受行政区划变动的影响,城市规模分布呈现集中化趋势;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增长趋势差异明显。(2)2010年,仅东北地区城市规模服从帕累托分布,其他区域城市规模既不服从帕累托分布也不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四大板块内部城市规模差距均过小,且并不存在梯度或反梯度分异规律;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首位城市规模相对优势不突出;2000—2010年,中部地区的城市规模差距在缩小,而其他区域城市规模差距则在扩大。(3)绝大部分省份内部城市规模发展过于均衡,但也有部分省份城市体系"一城独大"特征明显;省域城市规模差距的地域差异显著,但未表现出梯度或反梯度分异特征。     

团队生产的纳什均衡及合作博弈空间

本文在霍姆斯特姆所做贡献的基础上认为团队生产问题在本质上等同于囚徒困境问题,并指出霍姆斯特姆的实施强制契约的解决方法存在逻辑漏洞,在现实社会中一般是无效的.本文依据社会经济人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条件定义了团队生产的合作战略博弈空间,合作战略博弈空间的均衡极点(即个人效用最大化点)就是团队生产收益分配博弈的纳什均衡解.如果个人收益的总和等于集体收益的最优值,那么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就达到统一,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即不存在道德风险;反之,则说明存在道德风险.并给出了在团队生产中通过改变合作战略博弈空间达到帕累托最优的一个特例,指出了科学合理地改变合作战略博弈空间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小企业集群信用危机的根源分析及对策

1、集体行动的搭便车行为。奥尔森(Mancur Olson)认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然而，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大，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     

城市融入的区域比较与城市化道路选择——基于广州、长沙、柳州900户乡城移民家庭的模型分析

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融入水平存在区域差异,省内迁移家庭城市融入水平高于跨省迁移家庭,中小城市移民家庭的城市融入水平高于发达城市移民家庭。中小城市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构成较为单一,发达城市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构成较为复杂。研究认为,一方面应继续加强有效的土地制度、住房制度变革;另一方面也应促成合理的迁移模式——就近进城,扶助乡城移民家庭稳定居留城市,才能使其有效融入城市,并提升城市化质量与水平。     

构建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能力的研究

首先在新地理经济学的理论架构下,通过空间区位分析,对我国各城市构建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的能力进行合理评价,研究认为应优先发展金融服务业集聚区域的中心城市;随后结合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可判别各地区金融服务业集聚类型及规模,进而对构建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的各城市进行战略选择;最后提出要提升各地区构建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能力,推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建议.     

产业集聚提高了城市生产率吗?——城市规模视角下的门限回归分析

产业集聚是提高城市生产率的重要途径,而专业化和多样化则是集聚模式的两种选择。文章以城市规模作为门限变量,利用门限回归方法构建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城市规模区间内专业化和多样化对城市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结果发现:专业化集聚对中小规模城市的生产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较大规模的城市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城市生产率的提高;多样化集聚与小规模城市的生产率显著负相关,与中等规模城市的生产率不相关,但对较大规模城市的生产率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效应。其政策含义为,中小规模城市应集中优势资源发展重点产业,依靠专业化实现城市之间更为合理的分工协作;较大规模城市则需鼓励多种产业共同推进,通过多样化集聚改善城市生产率。     

消极从众和内控失灵:会计人员行为分析

商业银行的业务主要围绕资金管理及其衍生的各种服务，这一特点决定了从业人员行为选择的高风险性。但是在群体压力和存在制度逆向选择的情况下，员工的消极从众行为却经常成为第一选择，个人理性表现为集体非理性，这种选择是造成制度失灵和案件频发的一个主要因素。     

扶贫移民安置模式分析与实证——以浙江省瑞安市为例

扶贫移民安置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实际操作难度大,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权衡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文章结合浙江省瑞安市扶贫移民的实际情况,对近年来的扶贫移民实践进行系统分析与评价,从扶贫移民的实践中总结移民安置模式及其特点,通过对现状不同移民安置模式基本形式和特点的比较,为浙江省进一步开展扶贫移民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和值得借鉴的安置模式。     

人才流入与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内部移民的证据

本文将中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相结合,利用早期移民网络构建工具变量,考察城市高技能移民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对中间机制、异质性效应与加总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人才流入会显著提升企业效率,城市高技能移民份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平均将提升0.8％～0.9％.高技能移民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技能密集度和创新水平促进生产率增长,但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没有显著影响.人才流入在企业所有制、规模、技能密集度维度上具有异质性效应,表现为国有或外资企业、大型企业以及技能密集型企业获益更大.加总而言,高技能人口流入将促进城市生产效率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本文为城市实施人才引进政策提供了支持性经验证据.     

农民工医疗保障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利用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障及其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障的总体水平偏低,个人特征、就业的行业特征和单位所有制类型等对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障和模式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改革二元分割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是增加农民工医疗保障需求和提高医疗保障参保率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农民工没有彻底转移到城市、就业不稳定、收入偏低的情况下,应根据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就业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采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医疗保险或商业保险等多种模式解决其医疗保障问题。     

土地发展权视域下中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率空间格局及溢出效应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2000—2016年我国31个省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率,剖析区域特征,借助GIS分析法,概括其效率空间集聚特征和分布格局,构建SLM和SEM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进一步探讨了土地集约利用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1)三大区域效率的变化形态相似,以2010年为界,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模式上逐步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2)2000—2016年,效率有效省份经历了由少增多的变化形态,空间上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呈"高—中—高"分布;(3)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年际差异,土地资源丰度、城市化水平、城市规模表现为抑制作用。另外,土地发展权确定及分配对于提升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率,扩大空间溢出效应有重大意义。     

城市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理研究

选用国外常用的规范量表,以东北地区四个副省级城市不同行业的413名员工为被试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环境满意度和个人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别于以往的研究,文章加入了工作满意度和大五人格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个人幸福感指数、工作满意度、大五人格和环境满意度等变量均采用多维度量表测度。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满意度和个人幸福感水平正相关,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取的。     

脆弱性视角的中国大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模式的规划思考

从脆弱性与城市规模—密度—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对我国大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模式进行了理性思考,认为:追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最佳模式其实质就是探寻理想的城市规模—密度—形态,并最终归结于城市规模—密度—形态的规划调控;大城市脆弱性可以看成是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模式的反向效用函数关系式,分析城市规模—密度—形态与大城市脆弱性之间的互动关联,为探寻最佳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规划调控方向。结果表明适中规模和密度的组团式布局模式是大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模式的最佳选择;而规划的科学性、权威性和法制性、政府职能的转型以及有关制度安排如征地制度和政府绩效考核体制等的完善是实现这种模式的有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