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工业行业生产率演进——基于动态OP方法的分析

本文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工业行业存活企业平均生产率高于进入企业平均生产率,退出企业平均生产率最低;第二,使用动态OP方法对中国工业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发现存活企业生产率增长对总量生产率增幅贡献最大,低效率企业退出同样促进总量生产率增长;第三,总进口增加、中间品进口增加和最终品进口增加会促进中国工业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及各个分解部分增长;第四,国内企业竞争主要通过影响存活企业间资源再配置促进总量生产率增长,而贸易自由化则主要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实现经济资源再配置,并以此推动总量生产率增长。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入世”是否促进了出口参与?

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的理论框架,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全面深入地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贸易自由化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参与,本研究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并进行多角度的稳健性分析,结果均支持了这一结论;(2)贸易自由化通过竞争效应与成本效应两个不同渠道促进了企业出口参与,其中成本效应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显著地推动了企业的出口参与,其中对本土企业的推动作用更大,并且入世主要是通过集约边际的途径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     

扩大进口背景下中国进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制造业就业的视角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同时也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以往对中国贸易的研究多是从供给端出发，然而从需求端来看，中国进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又有几何？本文在扩大进口战略背景下从全球制造业就业的视角对中国进口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通过对中国出口，相关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实现正增长，但是两者关系会在不同贸易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时间样本之间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等方面展开了机制分析。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通过“世界市场”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球失业率，但同时也需警惕“进口竞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就业变动——来自中国加入WTO的微观证据

本文基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就业创造"与"降低就业破坏"两个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净增长;(2)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变动具有异质性影响,它促进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但会促进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破坏,同时提高了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3)良好的地区制度环境有利于强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就业集约边际变动与广延边际变动的影响;(4)就业再配置效率的改善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渠道。上述结论意味着,将外部贸易自由化改革与内部市场化改革双管齐下,对培育就业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企业演化的动态特征及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对中国制造业的经验分析

本文采用2000年和2005年全部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数据,考察该时期我国制造业的企业演化动态特征,分析微观层面上企业动态演化所引起的宏观就业变动。研究发现:(1)我国制造业企业更替较快,企业演化表现出高进入率、高退出率的动态特征;(2)进入企业的就业创造效应超过退出企业的就业丧失效应,保证了就业岗位的净增长;(3)新进入企业是近期我国就业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从长远来看,一个行业的企业数不可能无限增加,因此,不可忽视存活企业的稳定成长。     

贸易自由化与异质性企业生产效率变动: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使用1998-2007年高度细化的关税数据测算了最终品关税和中间品关税,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贸易自由化与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变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进步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其中中间品关税减让引致的成本节约以及优质要素获得效应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比最终品关税减让引致的竞争效应更大;(2)贸易自由化对非出口企业、非加工企业以及本土企业的生产率提高的影响效应分别显著地大于出口企业、加工企业和外资企业,并且这些差异又主要体现在中间品关税减让引致的成本节约以及优质要素获得效应对生产率的作用上;(3)制造业行业总体生产率的上升主要来自企业内部生产率的改善,而市场份额重置效应的贡献相对较小,进一步的估计发现,贸易自由化对资源重置效率的净影响也较为微弱.本文为理解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动态演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同时也为评价中国入世的经济效果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判别视角.     

何去何从:贸易保护还是开放竞争?——来自微观企业创新的证据

文章基于熊彼特效应和逃离竞争效应假说,结合中国转轨时期的经济制度背景,利用2001?2008年制造业关税数据和沪深A股上市公司专利数据,研究了中国加入WTO后,关税削减所导致的进口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关税削减后,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显著增加,而专利申请总数和非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却没有受到显著影响,表明进口竞争激励企业进行了高质量的发明创新.进口竞争的激励效应对于易受竞争影响和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加显著.文章认为,应以开放的心态迎接贸易自由化和进口竞争,引导企业将进口竞争转化为创新动力,推动企业创新向高质量迈进,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与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在理论阐释对华出口管制影响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机制的基础上,以美国高技术中间品为例,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检验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会抑制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该结果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主要通过降低中国企业成本加成率与提高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来影响全球价值链升级。扩展分析发现,相较于一般贸易企业,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加工贸易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抑制作用更大;相较于高技术创新企业,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低技术创新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抑制作用更大。另外,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会削弱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抑制作用。因此,中国应该不断扩展经贸合作范围,加深与其他进口来源替代国的经贸联系,从而削弱美国对华脱钩的不利影响。     

FDI溢出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要素重置吗——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方法检验了FDI的溢出对2000-2009年中国制造业要素重置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FDI的横向和前、后向溢出对制造业的要素综合重置效应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分解来看,对于在位企业要素重置效应,三种溢出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仅后向溢出对进入效应存在显著为正的作用,仅横向溢出对退出效应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前向溢出仅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进入效应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后向溢出仅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退出效应有显著为正的影响。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加成率：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构建了包含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在内的企业生产决策模型，使用2014—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加成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高企业生产率提升制造业企业加成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加成率具有非对称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主要提升了非国有、东部及中部地区、成长期及成熟期制造业企业的加成率；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强化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促进作用。本文的政策意蕴是中国应积极推动数字服务贸易体制改革和创新发展，以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在奋力实现制造业总量跨越的同时，力求“质效提升”。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技术选择

本文在异质性企业分析框架下,构建了贸易自由化下中间品进口与企业技术选择的理论模型,分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技术选择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入世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应用高技术。进一步考虑企业生产率差异性时,发现这种促进作用与企业的初始生产率水平有关,仅仅显著促进中等生产率的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另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技术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强,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技术选择的影响最弱。     

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成本加成——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在搜集全国各市所有区县1999-2007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将企业微观数据与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合并,实证检验了最低工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均值层面上,最低工资的提高显著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这说明现阶段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是适宜的,对企业成本加成具有正面影响。进一步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最低工资可能通过影响企业资本劳动比等途径促进企业成本加成提升。虽然本文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不会抑制企业成本加成提高,但仍然需要关注最低工资对企业产生的其他影响,统筹处理好维护劳动者权益与促进企业发展的关系,使最低工资标准更好地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进口自由化与企业利润率

本文研究了最终品进口自由化对本国纯内销企业利润率的影响。短期均衡时,最终品进口自由化使得更多外国企业向本国市场出口,加剧了本国产品市场的竞争,降低了本国纯内销企业的利润率。而在长期,由于企业能够充分进入和退出市场,一部分本国企业会退出市场,均衡时留下来的企业利润率升高。本文首先通过理论模型解释了上述现象,随后利用我国2000—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验证了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利润率影响的渠道。实证结果发现,中间品关税下降会对本国纯内销企业的利润率产生正向影响。最后,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还证明了,其他条件相同时,企业的生产率越高,其利润率越高。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效应

基于中国本土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出口引致进口"的特征事实,本文将企业的中间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纳入到统一的计量框架内,依靠所构建的符合中国企业进出口行为特征的多重工具变量体系,实证检验中间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重要发现包括:从进口角度看,进口促进了一般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但抑制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在区分不同所有制的情形下,进口对从事一般贸易的民营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更强的促进效应,而对从事加工贸易的民营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抑制效应。从出口角度看,出口未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活动产生显著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与发达国家开展的进出口贸易均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活动造成了显著的抑制效应,这种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进出口行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上述发现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中国本土企业所遭受的全球价值链俘获效应假说,为在持续推进对外开放背景下如何有效实施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依据。     

中国企业贸易类型与国际贸易集中度的关系——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2005—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层面数据,将参与贸易的企业划分为4类,采用Gini系数和Theil系数研究企业贸易类型与国际贸易集中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制造业内,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贸易活动相对集中于少数制造业细分子行业;在制造业细分子行业内,少数企业的进出口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大部分,只有少数企业有较多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并且企业的进口来源地更为集中。     

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来自第三产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的数据

大部分研究贸易对就业影响的中文文献关注的均是制造业行业,忽视了贸易对第三产业就业的影响,同时所采用的制造业行业数据中也没有包含私营和个体企业的就业人数,因此也忽略了贸易对私营和个体企业就业的影响。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的省际分行业数据,采用联立方程组模型,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第三产业就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虽然服务业贸易占贸易和服务业产值的比重很小,对就业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拉动经济增长有效促进第三产业就业,特别是对零售、仓储、建筑、居民服务、餐饮、住宿、电力煤气和水的供应这些行业的作用尤为明显。同时,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对制造业行业和第三产业的个体、私营性质企业的就业促进作用也很显著。     

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在研究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影响的理论机制基础上,从制造业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及产业内升级视角出发,构建多维制造业升级指数,利用2007—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验证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不仅有利于制造业整体升级,而且还有助于制造业朝着高级化方向发展和产业内升级;生产性服务进口可以借助生产性服务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消费需求效应、物质资本积累效应、制度创新效应和环境负担效应诸多方式间接对制造业升级产生影响;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力度最为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甚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造业升级。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应采取扩大高质量生产性服务进口比重,有序推进生产性服务对外开放,提升生产性服务进口便利化水平,深化生产性服务多双边合作的体制机制等措施,有效发挥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的积极作用。     

关税减让对就业的影响:理论分析及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首先理论研究了关税减让对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然后采用中国入世前后1999-2004年制造业2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美双边关税减让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中美双边关税减让都提高了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就业,并且这一正面影响在低技术行业更为明显。由于关税水平能够反映贸易保护的程度,因此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国内外贸易保护程度加大会减少中国就业,而贸易自由化则会增加中国就业。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了中国企业进口?

扩大进口对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减少贸易摩擦和提升企业绩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在一个准自然实验的框架下,采用倍差法系统研究了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政策实施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变化对中国企业进口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其经济后果。结果发现:(1)TPU下降不仅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的扩大,而且还有利于提高企业进口概率、延长进口持续期和提升进口产品质量;(2)从驱动因素来看,生产规模扩张和融资约束缓解是TPU下降扩大企业进口规模的重要渠道,从构成来看,TPU下降主要通过进口种类和进口集约边际扩张途径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扩大;(3)异质性分析表明,TPU下降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型企业、民营企业进口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更大,另外从产品类型看,TPU下降对企业中间品进口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资本品进口,而对消费品进口没有明显的影响;(4)TPU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促进了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和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以及促进了企业创新,进口贸易尤其是进口种类增加和进口质量提升是TPU下降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原因。     

出口的资源配置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经验检验

Melitz(2003)通过引入企业的生产率异质性,发现出口可以迫使行业内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继而通过行业内资源的重新配置实现行业总体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文章选取1999-2007年间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数据为样本,在分别运用索洛余值法、随机边界分析法(SFA)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行业生产率水平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对贸易自由度与行业总体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结果发现中国的出口对于行业加总的生产率水平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没有明显证据表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提出的这一新的获得贸易利益的途径在中国的存在。最后,文章建议应该进一步消除各种阻碍自由贸易的壁垒,努力盈造行业内公平、有序的竞争氛围,继而获得由出口引致的通过行业内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贸易利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