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数据收购日立存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述评

2012年3月,商务部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了西部数据收购日立存储的经营者集中案件。与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外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实践相比,商务部对该案的审查过程更为曲折,并且在界定相关市场、选取救济方式等问题上采用了独特的处理方式。本案反映出企业自身经济效率的提升和促进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已成为我国经营者集中案件反垄断审查过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我国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与执法者的“行为性救济”偏好分析——兼论专利密集领域的执法困境

防止经营者集中活动对市场竞争效率的潜在危害,是各国反垄断立法、执法的主要目标,结构性和行为性救济就是对这类行为的主要干预方式。本文利用手动汇总的经营者集中案件数据库(2008—2016年),对我国商务部反垄断局的救济决定及其行为化偏好进行了初步的计量检验,主要发现有:救济与否的决定与兼并案件关联市场的集中度、参与者市场份额、是否纵向兼并和股权收购的比例显著正相关;一个兼并活动被施加行为性救济的力度则与所在行业的网络特性、参与者的市场占有率和股权收购比例有关联。这表明,商务部的经营者集中救济行为基本上符合我国反垄断法设定的"单边效应"和"协调效应"原则。本文对专利密集型产业执法实践的案例分析,也揭示出在反垄断法执行权力分割配置的背景下,行为性救济低效或无效的事实和成因。基于此,建议统一和集中三个反垄断执法部门的权责范围,并制定公开、透明和可实施的救济机制,强化竞争中性原则的应用。     

以国际视野看我国经营者集中的实质审查标准

我国《反垄断法》就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审查经营者集中案件时应当运用的实质标准仅作了原则性的、概括性的规定，其它规范性文件对此也未能作出完整的补充，该领域的规范体系不但留有空白，也有许多条款需要改进。本文通过整理、归纳国际上关于企业并购控制制度中的实质审查标准的成熟做法与先进经验，将相关审查标准进行粗线条的梳理，为搭建我国经营者集中实质审查标准的基本框架和分析思路提出一些建议。     

经营者集中附条件批准下的买家先行与定资先行

经营者集中附条件批准又被称为合并救济,资产剥离是最为重要的合并救济方式。美欧反垄断实践中,买家先行与定资先行是确保资产剥离成功实施的重要规则。中国可以借鉴吸收这两种规则,在那些存在潜在买家稀缺或者剥离过渡期内资产极易受损等问题的案件中,执法部门可以审慎选择运用这两种规则。     

纵向限制的竞争效果及反垄断考量

在处理纵向价格限制类案件时,我国法院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做法存在差异。已有法院判决明确要求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要件,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态度则不明朗。本文认为,应结合最新的经济研究,分析纵向限制行为的品牌间竞争效果和品牌内竞争效果,重点考察品牌间竞争效果,并以此为依据起草指南,细化纵向限制类案件的处理方法。     

并购反垄断执法中相关市场界定——基于商务部反垄断局审查案例的研究

相关市场界定是现阶段中国反垄断执法的基础.本文以《反垄断法》实施以来的并购案件公告为基础,对中国反垄断执法中相关市场界定问题进行剖析,并对不同类型并购案件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进行比较.案例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反垄断执法仍处在探索、渐进发展阶段,理论研究和实践都具有较大的改善空间;非横向并购案件的常态化暴露出当前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存在缺陷;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相关市场界定以定性分析为主,较少使用定量分析.     

美国结构性救济制度的执法实践及其借鉴

中国的结构性救济制度与美国在立法、执法层面都差距甚远。结构性救济制度虽已初步确立,但从技术层面来看,有关剥离制度的微观支柱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借鉴美国结构性救济制度的执法经验,中国也应制定《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中实施救济措施的指南》,为完善中国的经营者集中结构性救济制度提供有益的指导。     

国有公用企业反垄断措施研究

文章对公用企业反垄断的理论变迁,我国公用企业反垄断执法的现状及国有公用企业应对的措施进行了分析。指出国有公用企业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通过竞争,一方面能扩张企业,通过多方布局减少经营风险;另一方面,也能在实践中充分认识自身的优劣势,提升企业竞争力。     

平台经济领域中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在利基市场上,超大型数字平台肆意并购人工智能等科技型初创企业,关停或整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研发、应用项目,试图弱化乃至摆脱中小企业对自己形成的竞争约束,致使平台经济领域中垄断风险上升,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各反垄断辖区的高度关注。而传统反垄断法律工具运作逻辑与平台经济特性的偏离,决定了既有的经营者集中控制框架无法有效规制平台扼杀式并购。对此监管窘境,应在平台经营者集中之程序控制框架中,完善强制申报标准、设计竞争合规措施、采用回应性监管模式;在平台经营者集中之实体审查框架中,革新反竞争能力判断规则、完善反竞争动机识别规则、以救济措施为核心健全反竞争可能性抑制规则,从而在平台经济领域中统筹形成“内外联动、前后相辅”的垄断风险协同治理机制。     

反垄断执法主导与行业规制协同的平台经济监管研究——理论分析与中国的模式创新

2018年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掀起了一场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立法执法热潮，政府行业规制机构参与其中，单独或协同监管平台运营商的反竞争行为。学术界对这种以行业规制代替反垄断执法的现象，是否会妨碍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建立、削弱反垄断法的权威性等问题存在争议。本文从反垄断监管实践和平台经济特性出发，分析了行业规制机构监管平台经济的原因、优势和弊端，并以加快建立平台经济“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为目标，构建了反垄断执法主导与行业规制协同监管模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金融监管机构对阿里巴巴集团相关行为调查、处罚和救济的实践，是中国政府监管平台经济的模式创新，也证明反垄断执法主导与行业规制协同监管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电商经济下经营者算法价格歧视的反垄断规制

算法价格歧视是电商平台经营者运用大数据和算法等手段进行的一种潜藏的新型价格歧视。算法价格歧视行为具有可责性,而现行其他部门法对于规制算法价格歧视行为具有局限性,因此反垄断法有必要对其进行规制。算法价格歧视行为若满足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经营者行为造成竞争损害后果等要件,就可构成反垄断法上的价格歧视。可以通过完善相关市场的界定方法,改良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方法,构建反垄断集体诉讼制度,提高反垄断专业执法水平来完善对算法价格歧视行为的反垄断规制。     

互联网领域免费行为的反垄断规制——以消费者注意力成本与个人信息成本为视角

在互联网领域,经营者提供免费产品和服务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该行为以免费+增值模式和多边平台模式为形式,以消费者在获取免费产品和服务时,实际向经营者支付大量的注意力成本与个人信息成本为实质。经营者可以通过对消费者注意力成本与个人信息成本的锁定与操纵,达成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限制竞争使经营者集中。因此,互联网领域免费行为的反垄断规制必须重视消费者注意力成本与个人信息成本对市场界定的作用。限制经营者垄断行为的影响,才能保障互联网领域的有序竞争,实现增进消费者福利的目的。     

反垄断执法权力配置与行政垄断规制困境--泰国两则反垄断案例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泰国两则反垄断案例的分析,考察了泰国的行政垄断、利益部门博弈与反垄断执法权力配置问题,并籍此反思中国的行政垄断规制致策与反垄断执法权力的配置模式选择.结论认为,反垄断法本身并不能自动促进竞争,其起作用的关键是执法权力的配置.在国有经济比重高、行政垄断广泛存在的经济体中,反垄断执法机关应具有独立性与权威性.行政垄断需要区别对待,有些行政垄断是反垄断法需要约束的对象,有些则应归属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如果不能将二者分开,则势必影响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     

互联网行业反垄断面临的新难题——基于腾讯QQ与奇虎360诉讼案

腾讯QQ与奇虎360之间的争斗所引发的反垄断诉讼案引起了广泛关注。由于两家公司所处的互联网行业具有特殊性,因此对应的反垄断执法也面临着不同于传统产业的难题。本文结合网络外部性和双边市场理论,对腾讯公司和奇虎公司的商业模式进行了分析,指出了驱动其商业模式的经济学原因。在此基础之上,本文以社会福利作为反垄断执法的立足点,综合考虑互联网用户和两家企业的相关利益,给出了腾讯QQ与奇虎360诉讼案的反垄断判决建议和反垄断执法需要注意的问题。     

反垄断实施宽严特征研究:一个分析框架

中国反垄断实施的宽严问题一直是业内争议的一个焦点,但从现有文献看,对这个问题还缺乏规范和系统的研究。通过引入执法决策的积极失误成本和消极失误成本概念,建立最优执法标准决定模型,可确立衡量反垄断执法宽严变化的标准。通过对各变量对最优执法标准的影响机理分析,可得出反垄断执法标准的宽严受市场制度、法制环境、执法投入、执法效率和执法收益等因素影响。中国当前反垄断执法较为宽松的重要原因是执法供给能力不足,并具有结构性、相对性、阶段性等特征。现阶段中国的反垄断执法应采用宽严相济的政策组合工具,加强反垄断执法能力建设,建立执法机构协调机制,构建反垄断与管制行业分类监管体制,淡化反行政垄断职能。     

中国期货业反垄断与竞争政策研究

随着我国衍生品市场改革的逐步深化,期货业的反垄断问题被提上日程.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中国期货业的垄断表现,以此作为本项研究的逻辑起点.期货业反垄断与竞争政策的实施,必须落实到专门的执法机构来负责,这就是反垄断实施主体的构建,因此本文第二部分重点研究如何构建高效的期货业反垄断实施主体.接下来把期货业分为交易所与期货经纪两个子行业,分别系统性研究如何实施反垄断与竞争政策.最后,期货业的反垄断进程必须注重行业规模经济的发挥,为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如何推动行业整合,提升中国期货业的国际竞争力.     

反垄断法价值取向分析

反垄断法素来有经济宪法的称号,负有维护国家经济良好竞争发展的职责,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反垄断法迟迟未立,理论发展相较于西方国家较晚,《反垄断法》有一套自己较为复杂的价值评判规则,着重对效率价值、保护消费者利益价值、保护公平竞争价值的综合追求.深刻理解反垄断法价值取向有利于在执法过程中更好的把我尺度和处理反垄断案件进行合理的分析.     

黑龙江省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协会成立

2010年6月18日，黑龙江省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协会正式成立，该协会是全国第一家正式注册成立的省级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协会，它的成立标志着我省竞争执法机制更加完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钟攸平，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孙尧出席大会并做重要讲话，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副局长苏博金出席大会并致辞。     

效率纳入企业兼并反垄断审查中的国外政策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企业兼并可以导致反竞争效果也能够产生效率,因此很多国家和地区将效率纳入企业兼并反垄断视野中,在企业兼并反垄断审查中增加对效率的分析。效率纳入企业兼并反垄断审查中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效率纳入企业兼并反垄断审查中的条件要求,不同效率类型纳入企业兼并反垄断审查中的认可状况,效率纳入企业兼并反垄断审查中采用的方式,权衡效率与反竞争效果的社会福利标准。国外的不同政策对我国有重要启示。     

研发市场界定的适用困境及应对策略

研发市场是经营者在特定产品和技术竞争中形成的市场范围。由于研发活动的不确定性，反垄断执法机关在界定研发市场时难以准确厘定市场边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维持竞争与激励研发的关系尚不明晰。研发竞争中的垄断行为难以通过相关市场界定的方式判断其违法性，需要结合具体案情和市场条件，动态分析涉案行为是否损害产品或技术研发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