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制度化儒学

甲午之战以来,两甲子间,国祚屡迁。加之西潮涌入,传统式微,时至今日,中国已非百余年前之中国。然中国何以为中国,这一问题却历久弥新。康有为生于晚清内外交困之际,面对从传统老大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转化这一不可遏阻的洪流,面对西方文明这一强有力的"他者",而致思于儒学(教)制度化建设,冀望于传统内部开出新的文明形式。儒学行内圣外王之道。然而,在过去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儒学主要表现为内圣之学。固守心性一隅而无视世运民生之儒学绝非真儒学,所谓"制度化儒学"乃致力于彰显儒学应有的"外王"面向。康有为其时之所思所行,于当下仍具借鉴意义。本专题内容节选自中山大学哲学系与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于2014年6月26日~27日在康有为家乡广东南海联合举办的首届康园论坛"康有为与制度化儒学"研讨会的部分现场发言,录音整理后的文字已经发言人审阅。部分小标题为编者另拟。     

牟宗三"新外王"中的知识问题

返本开新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思想纲领。当代新儒家在对这一思想纲领进行阐发时大多涉及到了知识问题。在当代新儒家人物当中,牟宗三对于知识问题的思考最为全面,他在这方面的论说也最具代表性。在他看来,内圣外王是儒家文化的全幅规模、全体大用,因此,他主张“本中国内圣之学解决外王问题“,要求以良知呈现作为纯粹知性的终极根据,强调知识主体是由自由无限心之自我坎陷而成,指出儒家表现道德动机,贯彻其内在目的,都得要求知识。牟宗三力求通过对于知识问题的探究来补救儒家文化中内圣强外王弱的缺点,借以确认儒学的现代意义。     

论政教:另一种政治、政府

在中国,作为教化之本的儒家不是宗教,而是文教,儒家没有教会建制。儒家这种社会存在形态决定了中国政治、政府之特殊品性:中国的优良社会治理模式为政、教之"兼体分用",有效而健全之中国式政治呈现为"政教",中国的政府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也有特殊的品性。     

内圣外王之道的重构与儒家的现代转型

本文认为,儒家的现代转型的关键在于重塑内圣外王之道,这意味着要重新安排儒家与学、政、教三者的关系。在这一思路下,传统儒家的三大构成部分均将发生深刻的变革,士大夫儒学将分解为儒家哲学和儒家经学以与现代学术体制相适应;制度儒学将转变为现代民主制度思想以实现儒家所梦寐以求的民本理想;教化儒学将代之以建制化儒教以承担传播儒教道统和安身立命之功效。内圣外王之道的重构也意味着儒家体用关系的重新组合,建制化儒教将成为儒家的内圣之体,其功能在于安顿国人的终极关怀;现代民主制度将作为外王之体,解决儒家探索了二千多年的政道与治道问题。通过体用关系的重构将儒家道统与现代民主制度有机融合在一起,也使得古老的儒家在公民社会中获得新生。     

心性儒学还是政治儒学？新邦旧命还是旧邦新命？——关于儒学复兴的几点思考

20世纪新儒家在复兴儒学上专注于心性儒学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们保守得太多,在多元社会中试图保守一元价值。第二,他们又退让得太多,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全盘接受西方之科学与民主。作者认为,保守、发展儒学应着重于政治层面。但是蒋庆所做的政治儒学,因其认可心性哲学的先天普适性,故也保守过多。其政治建构,是将儒家的一个情境化表达（汉代公羊学）当成儒家的神圣教条。他和其他一些人的努力,是建筑在中国文化特殊性的基础上,也失去了儒家政治思考的普适向度。作者指出,我们所应回到的,是儒家之精神,并由新情势演绎出一套适应当代情境的、面对全球问题的儒学政治建构,以达成阐旧邦以赋新命之目的,而不是将“旧命”强加在新邦之上。     

启蒙的反思和儒学的复兴——二十世纪中国反传统运动的再认识

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与其说是"全盘西化",还不如说是"全盘日本化的西化"。中国虽曾有"全盘西化"的愿望,但事实上却没有被真正地"西化"过,传统还在,儒家文化也依然存在,当代的文化转型中儒学的复兴才因此具有真实的基础而成其为问题。儒学的复兴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把启蒙思潮转化成儒学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启蒙的未来则在于通过儒学的复兴而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转型。化解启蒙—儒家的二元论或许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最大的文化工程。     

新書院之四弘道书院

2013年7月14日,弘道书院成立.我们邀请数十位学者参加典礼,一半是儒家学者,一半在儒学界之外的哲学、法学、政治学领域. 这么亮相,自然引起争议:这是一家儒家书院吗? 虽然,我常对人说,自己是儒者,但同时我又会补充说,儒学不是一个学科,儒家也不应成为一个封闭的专业圈子.儒学守护的是中国之道,道,理应无所不在.儒者所要努力的目标应当是,吾道一以贯之,让儒学无所不在.弘道书院正是为此而成立.     

吁求普世儒学——现代性儒学普世论立场的建构

儒学就其原生结构来讲,是一个普世主义的体系。但近代以来儒学的普世论立场逐渐丧失,形成了儒学特殊主义的论述。特殊主义的儒学受到两种力量的直接推动,一是中国处于国际竞争的弱势状态,儒学要为这一处境脱困;二是西学对儒学所处的观念优势,使得儒学陷入观念自辩的窘境。加上儒学中人以抵抗现代西学为职志,西方学者以理解的心态为儒学做特殊主义的解释,使儒学的特殊主义逐渐定型并被人们普遍接受。但特殊主义儒学对于儒学的现代转进发挥着消极影响。普世主义的儒学保持自己古典形态的儒学特质,它是一种完备性的道德—哲学体系,但这一体系在理论上与其他完备的宗教、道德与哲学学说和平地进行理论竞争与平等对话;在实践上支持自身蕴含的民权理念的自我实现,维护现代基本政体,从而促成儒学支持而不是反对中国的现代转型。     

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与政治精英的价值取向——精英主义与儒家精英主义的视角

国家治理体系中"法"的建构处于"术"的层次,而"德"的建构则体现为"道"的层次。在政治精英主义看来,国家治理体系中"德"的建构主要是由一小部分政治精英来主导的。因此,在国家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政治精英们的价值取向非常重要。对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而言,儒家精英主义以及"内儒外法"的传统是可资利用的重要政治资源。     

通过医学的治理:知识权威与健康政治

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暴发,促使人们从历史纵深处思考医学如何嵌入治理.知识权威与欧洲现代国家的兴起如影随形,国家理由的转变推动了"政治医学"的诞生,国家在健康领域的正式出场,医学嵌入了治理术,现代社会进入一个以全球健康治理的机制化、医学知识影响力的网络化和健康的安全化为特征的"医学治理术"时代.在晚近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阴影下,通过医学的自我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成为弥散性的政治现象,社会的医学化变成全球性的现象,这同时带来了医学领域的高度政治化、医药供给的过度市场化和医学权威的霸权化等困境.只有理解"通过医学的治理",理解医学如何融入现代社会的治理术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和争议,才能催生服务于最大多数人的生命质量的"好的医学",建构相对合理、公平、均衡的健康政治模式.     

20世纪上半叶的三种中国意象:乡愁、对比、愿景

本文探讨20世纪上半叶的辜鸿铭、罗素与罗梦册所描写的中国意象及其内容,并比较这三种中国意象之异同,指出:辜鸿铭笔下的"中国"是一种文化的乡愁;罗素笔下的"中国"是一种作为西方文化的对比;罗梦册笔下的"中国"是一种"天下国家",不同于西方历史所见"帝国"或者"族国","天下国家"是未来中国的愿景.三者之同主要体现在:不同程度地将政经社会问题化约为文化问题,并认为文化具有优先性与重要性,呈现某种"文化化约论"的倾向;其次,都强调"中国"之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性",将"中国"加以理想化,这种思路与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性"的强调互相呼应;第三,有心美化中国的"过去",以引导"现在"中国的发展,勾勒"未来"中国的蓝图.而最终,这三种中国意象之所以构成"乡愁""对比""愿景"的差异,乃因辜鸿铭与罗素以西方人作为阅读对象,罗梦册的发言对象是中国同胞,尤以他的"中国"论述最扣人心弦,并展现出世界史的宏观视野.     

从“权威性格”到“个人权威”——对本土组织领导及“差序格局”之“关系”形态的再探讨

在本土心理学研究脉络中,中国人的"权威性格"与中国社会的等级制文化似乎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理论预设,与之相关联的以儒家伦理为解释对象的"角色理论"充分影响到了以"尊尊"为中心之"家长式领导"研究的基本脉络。与"权威性格"的研究范式相反,以人情化个人关系为基础的"个人权威"则凸显了"尊尊"之外以"亲亲"为中心的某种"情理文化"的重要性,这可能也构成了所谓"差序式领导"研究的潜在理论基础。如果从不同组织场域及"差序格局"的多重面相出发,官僚政治场域的等级制"主从关系"与民间社会层面的人情化个人关系始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即使是人情化的个人关系在"乡土"及"商场"不同场域背景下也趋于演化为表面和谐导向的"人缘关系"与真正相知相交的"朋友关系",进而构成不同性质的个人领导差序网络及其组织领导的结构模式。     

再论内卷化,兼论去内卷化

本文是一篇综合性的简短论析,聚焦于两大领域.首先是中国农业经济的内卷化和去内卷化的特征和机制,以及其与中国现代工业演变的共通性;而后是治理体系中的官僚主义内卷化及去内卷化.文章进而论析这两大领域间的关联、共通和相互强化.文章指出,要更彻底地去内卷化,中国的出路尤其在更大范围的创新和质变.为此,中国这一强势政党国家,区别于英美新自由主义虚构的"无为"国家,所起的领导作用乃是一种历史必须,不可或缺.中国可以借助传统和革命经验中的"简约治理"和"第三领域"传统,以及改革期间大规模赋权、赋能予人民,继续探索处于英美"自由民主主义"和中国革命传统中的"群众路线"之间的人民参与"主义"道路,藉此来释放更多更大的创新能量,形成真正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长远去内卷化的发展道路.     

试论儒家伦理思想影响下康雍乾三帝道德方面统治政策的变迁

儒家伦理思想,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统治思想,渗透到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部分,从孔子开始到各代儒学的兴盛,三纲五常作为儒家伦理的核心,更是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它最初的天命观到统治思想的最终确立,可以清晰地看到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统治阶级的影响之深,而统治阶级的思想转变,对于康乾盛世中国的出现更是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本文着重分析"五常"也就是儒家强调的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是怎样一步步在康雍乾三帝时期确立了清代道德生活的基本特点。     

国家治理语境下的财税理念更新与模式转化

传统行政主导下的国家治理模式在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向以"共治、善治与法治"为标志的现代治理模式转化。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考量国家性质与社会基础,需要寻求市场与政府二者间税理意义的衡平。财税体制须快速进入现代财税治理的轨道,推进民主决策、法治国家、公共参与等现代财税方式的转化;而国家在治理层面将继续淡化其宏观调控的功能,要求财税治理彻底告别宏观调控的传统观念,最终使一切财政活动均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中心展开,达致"用之于民"的终极目标。     

再论内卷化,兼论去内卷化

本文是一篇综合性的简短论析,聚焦于两大领域.首先是中国农业经济的内卷化和去内卷化的特征和机制,以及其与中国现代工业演变的共通性;而后是治理体系中的官僚主义内卷化及去内卷化.文章进而论析这两大领域间的关联、共通和相互强化.文章指出,要更彻底地去内卷化,中国的出路尤其在更大范围的创新和质变.为此,中国这一强势政党国家,区别于英美新自由主义虚构的"无为"国家,所起的领导作用乃是一种历史必须,不可或缺.中国可以借助传统和革命经验中的"简约治理"和"第三领域"传统,以及改革期间大规模赋权、赋能予人民,继续探索处于英美"自由民主主义"和中国革命传统中的"群众路线"之间的人民参与"主义"道路,藉此来释放更多更大的创新能量,形成真正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长远去内卷化的发展道路.     

作为经济史方法的"食货"

我理解这次会议主题所谓的"文史哲传统",可能有两层意思.所谓"文史哲",肯定是一个现代学术的范畴,但是,今天大家讲到"文史哲"的时候,还是很自然地会联系到传统学术的意义上.所以,在中国的"文史哲传统",既可以理解为文史哲内含的中国学术旧传统,即所谓的"经史之学",也可以理解为20世纪从这个旧传统发展出来的新传统.我自己是把这两个层次的意义糅合起来理解这个会议的主题的,或者可以说,所谓"文史哲传统",是以中国经史之学为渊源的中国现代学术传统.我的学科领域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就我从事的学科领域而言,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有一个能够把中国经史之学传统与现代中国经济史方法联系起来的基本范畴,就是"食货".所以,下面我想谈谈作为经济史方法的"食货"原理,希望尽可能切合会议的主题.     

“天命不可违”泛论

日常生活中常有“天命不可违”之说。“天命”之“天”,有空间,时间,气候,及其它诸多含义,乃指人脑之外的客观事物,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天命”之“命”,指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即客观规律。故此,“天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任何人、任何时候须臾不可违抗。“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们必须时时、处处尊重它。     

儒家伦理的经济担当——论余英时对韦伯的中国解读

马克斯.韦伯认为,就世界各宗教的经济伦理而言,唯有新教伦理实现了人们生活态度之规律化与方法化。中国的儒家文化轻视经济生活,欠缺理性化的"经济训练"(韦伯语)。余英时认为韦伯的论断"缺乏事实的支持",儒家有自己的对"彼岸"世界的形而上学追求,儒家的经济伦理同样强调人伦日用和敬业精神,同样存在着类似于新教伦理"天职"观念的职分责任感。这种经济伦理同样可以促生经济生活的理性化。     

重建斯文,拒绝“死亡之吻”——彭国翔《重建斯文:儒学与当今世界》析要

"五四"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反传统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中国文化面临着整体性危机。进入21世纪,伴随着"大国崛起"的时代呼声,"国学"、"儒学"也摆脱了接二连三的灭顶厄运,呈现出"一阳来复"的发展契机。但正如彭国翔先生所指出的,"国学热"和"儒学热"目前尽管已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其中存在的诸如狭隘的民族主义、商业化等倾向却相当严重,对这些问题如不加以警觉和克服,未尝不会成为儒学复兴的"死亡之吻",使文化重建的"契机"转换为更大的"危机"。彭国翔先生新近出版的《重建斯文》一书,直面儒学发展的当代困局,对当今中国应如何重建斯文,儒学复兴如何才能有效地拒绝"死亡之吻"等重要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不少论点深刻有力而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