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儒学与武士道精神

日本儒学是从中国儒学吸取滋养、以中国儒学的发展为原动力而逐步成长的。儒学伦理日本化的结果使＂忠勇＂成为武士道信奉的儒学德行。明治维新以后,武士道精神恶性膨胀为近代日本国民道德的核心,进而酿成军国主义的温床,反过来又为军国主义彻底奉献。     

法家"法治"思想与"普世主义法治观"

"法治"理论是西方的产物,其定义涵义长期以来存在着许多分歧.中国法家的"法治观"产生在中国战国时期的特定环境特定时间之下,是一种"战国法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普世主义法治的路径是相融通的.     

重建儒学: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重建儒学有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民众的道德水平;儒学的重建已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但是,重建还需要依靠儒学自身的与时俱进和各方面的有力支持.     

儒学与现代社会治理

儒家是内圣之学,更是外王之学。诚心、正意、修身,指向齐家、治国、平天下。晚近以来之儒者如现代新儒家,虽有外王的民主指向,究竟侧重发展儒家内圣之学。至其后学,更将儒家化约为"儒学",从"哲学"、"文化"、"教育"等角度探讨儒家,刻意回避儒家之外王面相。这必将导致儒家与现代社会脱节,令其沦为可有可无之点缀。我们相信,今日儒家并未亦也不可能"博物馆化",她必将参与现代中国治理秩序之塑造和再造。此乃儒家之天命所在,亦为中国之天命所系。2011年5月14日至15日,由《开放时代》杂志社和广东信孚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儒学与现代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从化举行。此次会议旨在凸显儒家之外王面相,以儒家精神与智慧,参照儒家治理规划之历史实现形态,探究儒家治理现代社会之可能性、技术和制度。与会学者就现代社会转型、宪政实践、普世价值和社会制度建构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对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地位、儒学在当今国内外政治格局下面临的困境及其在未来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肩负的使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为儒学资源参与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思路。以下内容根据会议现场录音整理编辑,因时间关系,未经发言者校订。     

略论儒学的群体意识和道德理想主义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 ,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显赫的地位。它所具有的群体意识和道德理想主义的特征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圭臬 ,殊不知 ,群体意识却成为专制主义的温床 ,道德理想主义则阻碍中国向法治社会的迈进。因此 ,我们在强调儒学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思想价值的同时 ,必须注意它的一些思想原则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儒学的传播与汉代巴蜀地方教育

汉代儒学在巴蜀的传播是随着汉中央王朝对巴蜀地方统治的深入而展开的。伴随着儒学的传播,巴蜀地区的教育体系也逐渐完善,形成了三种主要教育活动,即地方官学教育、私学教育、游学。这三种教育活动互为补充,共同促进了巴蜀地方教育的发展繁荣。儒学的传播,带来了巴蜀地区教育的发展兴盛;教育的发展,为儒学在巴蜀地区的传播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与基础。它们二者紧密联系,互为因果,共同发展。     

许思园的儒学情结与文化诗学

许思园会通中西学术，熔铸古今艺文，其致思趣向，显示了文学与哲学的交融。虽然他的德行、人生境界超出了传统儒学的范围，但在人生的底蕴上，他是与古圣先贤相通的，与同辈师友相应的，可说是他们的思想在现代的一种延续。他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深湛体验，是以生命为底蕴的，他的文化诗学思想具有一种难以掩抑的活力和魅力。     

德国传教士安保罗的儒学观

西方传教士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具备条件对中西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的群体。为了宣教的需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儒学进行了深入的探究。这种非儒家文化圈的知识分子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思考，作为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比较审视、旁观照察，对我们体认儒学历史文化的价值是有重要借鉴作用。     

《制度儒学》序

儒学不能仅仅存在于大学讲坛和书斋之上,不能止于“作为哲学的儒学”,而必须结合社会生活的实践,同时发展“作为文化的儒学”的方面,使儒学深入国民教育和人生践履。这其实是一切关心儒学及其现代命运的人士的共识。     

心性儒学还是政治儒学？新邦旧命还是旧邦新命？——关于儒学复兴的几点思考

20世纪新儒家在复兴儒学上专注于心性儒学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们保守得太多,在多元社会中试图保守一元价值。第二,他们又退让得太多,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全盘接受西方之科学与民主。作者认为,保守、发展儒学应着重于政治层面。但是蒋庆所做的政治儒学,因其认可心性哲学的先天普适性,故也保守过多。其政治建构,是将儒家的一个情境化表达（汉代公羊学）当成儒家的神圣教条。他和其他一些人的努力,是建筑在中国文化特殊性的基础上,也失去了儒家政治思考的普适向度。作者指出,我们所应回到的,是儒家之精神,并由新情势演绎出一套适应当代情境的、面对全球问题的儒学政治建构,以达成阐旧邦以赋新命之目的,而不是将“旧命”强加在新邦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