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投资回报率的估算和影响因素分析-1999-2004年上市公司的经验

本文借鉴Mueller和Reardon(1993)的模型以及Bau-mol等(1970)的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4年的资本投资回报率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回报率仅为2.6%,并且,资本投资回报率低于资本成本,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堪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对资本投资回报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环境的改善和适当的所有权安排有助于资本投资回报的提升。在进一步考察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的交互作用后,我们发现,二者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     

多元化与资本结构：企业经营战略还是投资者利益侵害

多元化经营与资本结构的关系错综复杂。本文构建动态结构模型，根据2000-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方法（SYSGMM）对其进行了检验。本文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和多元化战略间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因此，多元化和资本结构相互影响的过程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战略关系特征，却很可能为债权人和投资者带来利益侵害。文章还对股权分置改革、所有权结构等因素对多元化和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实际利率与投资：基于行业数据的分析

针对中国“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的争论，本文对工业行业资本回报率进行了测算，然后考察了资本回报率与投资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分析了资本回报率行业差异的原因及其对货币政策的挑战。我们发现：除了2008年和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的两次下跌之外，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自1999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大部分行业的资本回报率都很接近，但国有垄断行业的资本回报率要显著高于平均水平；投资对于资本回报率与实际利率之差高度敏感，-9实际利率的相关性则不显著；货币调控存在明显的行业效应．其中行业的外向型程度、资本回报率和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对于其货币供应反应弹性有着显著影响。     

中国是否存在过度投资?——基于1995-2014年投资效益的测算

本文旨在从投资效益的角度研究中国持续高投资率是否合理以及投资是否过度问题.通过应用AMSZ准则检验中国近二十年来资本积累状况,发现自2003年以来中国整体经济呈现资本总收益小于总投资的资本过度积累状态;进一步测算同期经济的资本回报率,发现2008年后实施经济刺激政策以来,中国整体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通过对投资率与资本回报率进行拟合,发现投资率对资本回报率具有负向影响.由此得出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过度投资的结论,并就过度投资的危害及其防范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省际资本回报率与投资过度

本文在现有宏观层面测算资本回报率的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将风险因素纳入基本模型探索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的测算方法,并进一步分两个层次考察我国是否存在投资过度。通过采用1993—2013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1)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指标优于资本回报率指标;(2)省际的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处于8%到15%的区间范围;(3)区域间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的时间趋势一致,但绝对大小存在显著差异,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不断上升其表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4)中国的投资过度问题亟需重视,其中河北等9省已出现第二层次投资过度,北京等12省已接近第二层次投资过度的临界水平,余下8省没有达到第二层次的投资过度。     

资本投资、控制特征与利益攫取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所有权控制背景,本文实证考察了不同控制特征下资本投资规模对控制权收益形成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央企所辖上市公司通过资本投资攫取控制权收益的程度显著低于地方所辖的上市公司;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规模对控制权收益的影响程度高于中央企业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低于地方企业集团和国资委控制的上市公司;地方企业集团所控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行为不仅挤占了中小投责者的共事利益.而且损害了企业价值.     

融资结构、企业异质性与研发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融资结构影响研发投资强度吗？是否存在能促进企业研发投资强度提升的最优融资结构？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而言,最优融资结构是否存在差异呢？本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越偏向于股权融资,研发投资强度就越高;（2）存在有利于促进研发投资强度提升的最优融资结构;（3）企业的最优融资结构随企业所属的产业性质、股权集中程度、银企关系强度及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呈现显著的差异。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深入理解融资结构与研发投资的关系,也为决策者制定宏观金融结构优化政策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     

解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基于速度、时间和经验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3—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对外直接投资的速度、时间和经验三个维度全方位刻画企业的对外投资动态决策图景，分析企业对外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内部机理。研究表明：（1）投资速度与企业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但尚处于创新改善区间，积累投资经验和延迟投资时间分别表现出显著的激励和抑制效应。（2）与低质量非发明专利相比，高质量发明专利受到的激励和抑制效应更大，且因企业所有权、行业和投资动机的不同而呈现差异。（3）对外投资动态决策不仅影响研发强度，还促进研发效率改善，可通过收入、规模经济和生产率效应影响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不断积累投资经验有助于企业降低创新风险尤其是高质量创新风险。本文为企业通过“走出去”战略实现转型升级以及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多元化与资本结构:企业经营战略还是投资者利益侵害

多元化经营与资本结构的关系错综复杂.本文构建动态结构模型,根据2000-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方法(SYSGMM)对其进行了检验.本支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和多元化战略间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因此,多元化和资本结构相互影响的过程并耒表现出明显的战略关系特征,却很可能为债权人和投资者带来利益侵害.文章还对股权分置改革、所有权结构等因素对多元化和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绿色投资会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吗*——来自中国能源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迫于全球能源危机和国内雾霾污染的巨大压力,如何通过绿色投资以改善环境污染是当前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了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能够显著改善其环境绩效,而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调节效应表明,环境规制、专利创新对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的积极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媒体报道的正面倾向性则会减弱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积极作用,但政府补贴和研发投入对绿色投资提升环境绩效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投资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弱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     

金融发展、投资扩张模式与中国的资本回报率*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发展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机理，并使用中国省际数据进行了实证验证，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由2008年之前的平稳期进入到大幅度下降期，但区域间趋同趋势明显；中国金融发展不足与发展过度问题并存，其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也因地区不同而出现了明显差异，在投资扩张系数较高的地区存在着“金融失效”现象，在投资扩张系数较低的地区存在着“金融诅咒”现象，在投资扩张系数居中的地区存在着“结构失调”现象；政府干预会加剧金融发展的不利影响，但该作用在不断减弱；资本积累对技术进步促进作用的缺失，是资本存量对资本回报率产生负向影响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增强型技术进步不仅促进了资本回报率的提升，还延续了投资驱动型增长的时期；技术进步是中国资本回报率提升的重要动力。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有多高?-年份资本视角的宏观数据再估测

本文在从年份资本理论视角讨论投资、折旧和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重估中国1993—2007年的资本回报率。结果显示,本文估测的税后名义资本回报率在8.0%到13.8%之间,税后实际资本回报率在6.9%到12.9%之间,明显低于现有结论。资本的异质性与年份效应导致高估折旧率、人为低估投资增长和资本存量,进而高估资本回报率。资本回报率的长期趋势由投资来源和增长扩张模式所决定,近年来资本回报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资本份额上升。高估资本回报率会误判要素价格政策的调整空间和效果,资本回报率水平不足以判断投资是否过度,中国的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深入讨论。     

资料：我国股市的风险估计

在所有的投资渠道中，股票市场的平均投资回报无疑是最高的。在过去的近30年里(1970—2000），0ECD国家平均真实收益率(别除通货膨胀的因素)最高的资产是国内和国外股票；其中，国内股市的投资回报率为8．0％，国外股票投资的回报率也达到7.1％，贷款的回报率只有股票的一半，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的回报率与股票的投资回报率差距更大，政府债券的回报率只有股票投资回报半的1／5。(见表1)     

中国资本回报率上升之谜

多年来,中国在保持很高投资率的同时,资本回报率却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这在现有理论框架下难以较好地解释。本文以内生视角重审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构建了扩展的二元经济模型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本文模型放松了"知识溢出模型"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单位弹性假设,提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维持上升的资本回报率所要求的"强条件"和"弱条件"。理论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因素使资本回报率上升对技术溢出效应的要求降低为弱条件;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技术溢出效应满足弱条件。因此,劳动力转移与技术溢出效应结合是解释中国资本回报率上升之谜的关键。     

A股上市公司的综合资本成本与投资回报——从内部报酬率的视角观察

本文根据中国股票市场的特点对Fama和French( 1 999)方法进行了适当调整 ,通过估计 1 990— 2 0 0 1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整体以及各行业的价值内部报酬率和成本内部报酬率 ,为市场整体及行业的资本成本与投资回报率水平提供了一种度量。本文发现相对于高速的经济增长 ,中国上市公司的价值内部报酬率偏低 ,该证据与中国股票二级市场的价格被严重高估以及上市公司的过度融资动机相关。制度环境是造成二级市场股价过高的主要原因 ,而二元股权结构使上市公司具有内生的过度融资动机。本文还总结了 1 990— 2 0 0 1期间上市公司融资决策和资本结构的若干特征     

中小投资者的投资者回报问题研究

资本市场上,常常出现中小投资者的回报被掠夺,甚至化为乌有的现象。究其原因,根源在于上市公司责任缺失,无视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中小投资者缺少话语权,逐渐对现金分红漠不关心。如何促进中小投资者投资回报的合理回归呢?关键在于强化现金分红管理,其一,严格上市标准,将现金分红回报率要求列入上市标准中。其二,严格融资要求,将现金分红与市场融资相结合。其三,重构高管绩效评价体系,将解决中小投资者回报问题与高管收入的增减、股权激励相结合。其四,改善诚信环境,严惩资本市场的失信行为。     

银行业联合授信制度制约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了吗*——基于沪深A股公司的分析

中国银保监会出台联合授信管理制度旨在抑制企业过度融资行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检验该制度是否达到预期效果，采用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运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回归实证考察联合授信机制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发现联合授信对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包含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呈现显著抑制效应，其中联合授信对投资过度的抑制效应最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国有、大规模、低负债、高盈利等异质属性的企业，联合授信对非国有、小规模、高负债、低盈利等属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尤其是投资过度）抑制效应更为显著。     

市盈率投资策略：评价与检验

本文通过选取2001年高低市盈率组合的各20家股票，计算其2001～2005年的投资回报率并进行假设检验和相关分析。本研究发现，我国股票市场投资，无论是采用高市盈率投资组合还是低市盈率投资组合，其投资回报率基本趋同，没有明显差异。投资回报主要是和股票指数相关，而与选择高市盈率组合还是低市盈率组合基本无关。从短期来看，低市盈率股票投资回报波动更大，更具有不确定性，也更具有风险性。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投资与资本结构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文章将我国上市公司分为四类,实证分析了每类公司投资与成长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的资本结构对固定资产投资有显著影响,对短期投资没有影响。当期的资本结构对当期投资没有显著影响,而长期股权投资和长期债券投资易受前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影响。通过分析文章认为资本结构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有重要意义。     

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新一轮投资增长和经济景气微观基础

本文估测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九个系列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系统观察我国资本回报率长期走势特点、资本回报率与经济景气短期波动关系、物价变动因素对资本回报率影响、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回报率以及中外资本回报率比较等问题。本文发现的经验证据提示我国新一轮投资较快增长和经济景气具有相当程度微观基础，因而对反思和探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选择问题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