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和治理结构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

本文以2004—2010年沪深两市上市的国有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政府干预和公司治理结构对于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干预程度对于公司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正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有公司过度投资呈U型关系,说明有大股东的股权制衡结构有利于减少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较高独立性董事会的公司过度投资较低,说明国有公司独立董事对于制约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有显著的作用;董事薪酬和公司过度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薪酬激励对于减少公司非效率投资的重要性。此外,本文也发现负债对于公司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结构性"去杠杆与企业资产配置:"脱实向虚"还是"脱虚向实"

以我国2012-2019年A股非金融类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结构化"去杠杆政策对企业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 发现:去杠杆政策会显著降低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并能抑制过度负债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但对企业研发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去杠杆政策还会促进正常负债企业的实体投资,财政政策与"结构化"去杠杆的政策叠加能强化企业的实体投资,且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的政策叠加效应要优于政府补助的政策叠加效应.     

财务投资均衡视角下融资约束、投资效率与企业绩效互动关系—来自2012-2018年沪深A股面板数据

通过采集2012-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融资约束、投资效率、企业绩效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建模，发现：融资约束程度越高，越容易制约企业投资效率有效性；优化投资效率、趋向财务均衡状态可提高企业绩效，而投资不足或过度都会降低绩效；投资效率不同的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程度不同——相比于高投资效率企业，低投资效率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程度更显著。据此从“财务投资均衡”角度提出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投资效率的若干措施，以实现企业财务可持续增长。     

投资者关系管理与企业风险承担*

公司治理的功效不仅体现在提高企业经营业绩上，促进企业科学决策，合理进行风险控制，实现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也同等重要。本文以2012—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南京大学联合中国证监会开展的投资者关系管理状况调查，实证检验投资者关系管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1）投资者关系管理越好的企业，企业承担的风险水平越低，表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具有自主性治理效应，能抑制企业过多的风险性行为，从而有效降低企业所承担的风险水平。（2）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这一治理效应在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薄弱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说明良好的投资者关系管理一定程度上能形成企业内外部监督机制的弥补，从而对企业所承担的风险产生治理作用。（3）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抑制企业过度负债和过度投资降低了企业所承担的风险水平，而与此同时，没有证据表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导致了企业投资不足，从而带来投资效率的损失。（4）CEO财务背景和董秘专业能力的内部因素以及机构投资者调研、网络媒体平台开通的外部因素对于企业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解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基于速度、时间和经验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3—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对外直接投资的速度、时间和经验三个维度全方位刻画企业的对外投资动态决策图景，分析企业对外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内部机理。研究表明：（1）投资速度与企业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但尚处于创新改善区间，积累投资经验和延迟投资时间分别表现出显著的激励和抑制效应。（2）与低质量非发明专利相比，高质量发明专利受到的激励和抑制效应更大，且因企业所有权、行业和投资动机的不同而呈现差异。（3）对外投资动态决策不仅影响研发强度，还促进研发效率改善，可通过收入、规模经济和生产率效应影响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不断积累投资经验有助于企业降低创新风险尤其是高质量创新风险。本文为企业通过“走出去”战略实现转型升级以及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经理管理防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非效率投资是一种不以企业或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却更多地体现经理目标的投资行为。以总经理或总裁为首的高层经营管理者维护和巩固控制权地位的防御动机是导致企业投资过度、投资不足、敲竹杠投资、投资短视等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深层次原因。而建立积极的经理人激励制度、科学的投资决策制度和规范的决策程序,以及在企业资本结构中提高负债的比重等措施有助于降低经理管理防御及其非效率投资。     

高管团队薪酬差距、投资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社会比较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从投资效率角度切入，研究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的拉大，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作用机制表明，非效率投资在两者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区分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后发现，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主要通过投资过度路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企业异质性发现，在较大规模董事会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研究结论为改善企业治理结构提供了相关经验证据。     

国有控股、投资效率与信贷资源配置

银行信贷是我国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其配置效率的高低对国民经济发展、企业融资决策有重要影响。本文以我国2001—2008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对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不同产权性质对投资效率和银行信贷配置影响的差异。本文研究发现,企业过度投资程度越大,越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相对于私有产权控股公司而言,随着过度投资程度的增大,国有控股公司获得的银行信贷规模越大;国有控股公司过度投资的程度要大于私有产权控股公司。上述结果表明,银行的信贷资源更多流向了过度投资的国有控股公司,我国信贷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有待优化。     

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以2007~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企最终控制人性质与高管投资寻租动机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和考察了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终极控股人性质,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两类上市公司,同时通过测度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高在职消费和低在职消费两类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中央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另外,低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高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上述关系在地方国企中尤为明显,而在中央国企中并不显著。这些结论表明,地方国企中高管权力的约束比中央国企小,其高管更容易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引发过度投资;由于国企在职消费的刚性,较低的在职消费会增强国企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投资寻租的动机。     

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投资的非线性特征研究

本文运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研究以电子、医药生物制品和信息技术等行业为代表的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投资的非线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内部投资机会、负债水平以及内部现金流显著非线性影响投资率;外部投资机会、盈利能力对投资的非线性影响具有双门限特征,而企业规模的影响具有三门限特征.在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外部投资机会、盈利能力均普遍偏低的情况下,提高企业内部投资机会、缓解融资约束有助于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     

财政分权、政府层级与企业过度投资——来自地区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我国2001-2007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地区财政分权程度与国有公司所属的政府层级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越不充分的地区,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相对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更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地方政府的层级越低,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GDP增速越慢的地区,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     

企业过度投资挤出了创新吗——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实证分析

与现有文献多从制度环境、企业家能力角度研究企业创新能力制约因素有所不同，从企业投资行为选择这一独特视角，就企业过度投资对自身创新能力的挤出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一手微观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在相关因素充分控制的前提下，企业在研发创新领域以外的过度投资对于企业专利产出与产品创新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企业投资行为扭曲对自身创新能力形成了较为突出的挤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过度投资显著降低了企业技术研发投入，不利于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与管理效率提升，这些因素是企业过度投资抑制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渠道。为此，建议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上市公司大股东行为与非效率投资研究:一个理论综述

文章对上市公司大股东行为导致的非效率投资及其治理的理论进行了综述。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形成机理,股权结构、利益侵占形成的非效率投资及其治理机制三个维度梳理了大股东利用其控制权攫取私人利益的行为往往会造成非效率投资。研究表明,我国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等非效率投资,大股东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攫取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负债、发挥次股东的作用、完善股权结构和中小投资者保护法等治理机制能有效抑制大股东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能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吗?

具有国资背景的机构投资者,对于资本市场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我国2015—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考察持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持股显著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并且该影响在代理冲突更严重和所处信息环境更不透明的公司中更加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降低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是持股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效果越好;细分国有机构投资者类型后发现,致力于长期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和上市公司长期健康发展的证金公司和汇金公司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显著,但没有发现“救市”基金和外管局旗下的投资平台对企业投资效率有提升作用。研究结论从企业投资效率视角为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在微观企业日常经营中发挥的治理作用提供了新颖的经验证据,对进一步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具有启示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识别

由于股东和经理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代理成本问题,使得经理有过度投资的倾向,但是原有过度投资的检验方法并未能准确地界定过度投资行为。本文在综合考虑项目投资的期限、投资的行业差异和投资收益情况因素后确定了过度投资行为的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进行过度投资的识别可以更好地发现存在过度投资的企业,并为进一步研究过度投资的治理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过度投资上市公司在负债比例、投资年度的收益以及是否处于战略扩张阶段等方面和其他上市公司存在显著差异。     

投资者关系管理与企业风险承担*

公司治理的功效不仅体现在提高企业经营业绩上，促进企业科学决策，合理进行风险控制，实现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也同等重要。本文以2012—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南京大学联合中国证监会开展的投资者关系管理状况调查，实证检验投资者关系管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1）投资者关系管理越好的企业，企业承担的风险水平越低，表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具有自主性治理效应，能抑制企业过多的风险性行为，从而有效降低企业所承担的风险水平。（2）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这一治理效应在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薄弱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说明良好的投资者关系管理一定程度上能形成企业内外部监督机制的弥补，从而对企业所承担的风险产生治理作用。（3）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抑制企业过度负债和过度投资降低了企业所承担的风险水平，而与此同时，没有证据表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导致了企业投资不足，从而带来投资效率的损失。（4）CEO财务背景和董秘专业能力的内部因素以及机构投资者调研、网络媒体平台开通的外部因素对于企业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央企高管的职业生涯关注与投资效率*——来自反腐风暴背景下的经验证据

投资效率低下是央企代理问题的一个突出表现。本文以2003-2014年间央企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1）央企高管职业生涯关注激励对央企投资效率的影响；（2）国家层面的外部监督能否对激励形成替代，缓解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研究发现：央企高管的职业生涯关注激励减弱时，投资效率降低；反腐风暴削弱了激励减弱时的投资过度，但加剧了投资不足。本文对央企高管激励减弱时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为完善央企公司治理、平衡央企激励机制提供参考。     

控制性股权结构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

过度投资作为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一种,直接降低企业价值,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分析控制性股权结构对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论文主要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现金流量权两方面展开,高比例的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能够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两权分离度对投资过度的影响效应取决于控股股东是否为绝对控股.     

产权性质、独立董事机制与投资效率——来自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选取我国沪深两市2006—2010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独立董事职能的角度,结合产权性质,考察了独立董事机制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经验证据表明: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整体上可明显改善投资效率;相比国有上市公司,提高民营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能够更显著地改善投资效率;提高独立董事薪酬水平对改善投资效率的作用并不显著;将投资非效率区分为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两种情形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     

企业非效率投资研究困境:概念、机理和度量

企业投资对宏观经济和微观厂商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分析回顾了非效率投资的有关研究成果,指出非效率投资研究在定义、成因和度量中的困境。文章重新界定了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概念,并对非效率投资和过度自信的度量困境提出了有益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