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治理背景下国企高管二元激励有效性研究——基于TMT网络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以2010～2014年中央直属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分类治理视角下国有企业薪酬激励和晋升激励的有效性以及TMT网络对高管激励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对于有较高政策性负担的公益类国企,薪酬激励的效果不明显,对于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类国企而言,薪酬激励的效果显著;晋升激励对公益类国企高管的激励作用不显著,而对商业类国企有显著的促进效果;国有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形成的连锁网络对薪酬激励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之间不存在替代效应。     

高管薪酬、政治晋升激励与银行风险

国有控股银行的高管面临双重激励,他们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薪酬,还有机会在政治上获得晋升.文章构建了衡量银行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的方法,并利用82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高管的个人数据,分析了高管双重激励与银行风险的关系以及两类激励之间的替代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不管高管是董事长还是行长,薪酬的增加都会激励其更好地管理银行,降低银行的破产风险,但政治晋升激励对银行风险的负面影响仅对董事长成立.此外,薪酬激励与政治晋升激励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而且当前银行高管薪酬的平均水平非常接近实证分析得到的门槛值.因此,维持当前银行高管的薪酬水平而改进其薪酬结构是未来更为可行的方向,这为近期央企高管薪酬改革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     

限薪、晋升激励与国企高管风险承担

结合激励替代效应、资源依赖理论和管理者自利理论,以2009年和2014年两次"限薪令"为背景,以2001—2008年和2009—2014年"限薪令"实施前后两个时间段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限薪环境下的晋升激励与国企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都会刺激高管承担风险且两种激励手段对高管风险承担的动机存在替代效应,即限薪前两种激励手段对国企风险的影响都比较显著,限薪后,薪酬激励对国企风险的影响下降,晋升激励对高管承担风险的影响显著提高。其他外部环境变量,如国企所在的行业和所处的年度,对研究没有显著影响。     

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以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在对我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和企业绩效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样本公司的高管薪酬与其绩效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两个财务指标显著正相关,与其他业绩指标不显著相关;在非财务指标中,高管薪酬与资产规模、高管持股、股权集中度、地区等非财务指标相关。这说明,虽然我国上市公司已建立起基于绩效评价的薪酬激励制度,但业绩评价指标过于单一,薪酬激励制度有待完善。     

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研究进展

政治晋升形成的隐性激励对于国有企业高管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以晋升锦标赛理论为基础,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影响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的因素以及高管政治晋升对公司治理或决策的影响。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锦标赛理论和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在此基础上,重点评述了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的学术文献。采用不同的政治晋升界定方法,现有研究发现,企业财务业绩和社会责任等是影响国有企业高管能否获得政治晋升的关键,而高管面临的政治晋升激励会显著影响在职消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以及企业投融资决策。与薪酬激励的大量文献相比,有关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的研究相对有限,本文从政治晋升的概念界定、理论构建、研究方法以及主题拓展等方面指出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以期更好地推动对我国国有企业高管独特激励模式的探索。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

近年来,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效果逐渐受到学者们关注。为此,基于2009-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752个样本值,从研发投资视角考察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与政治晋升机会较小的国企高管相比,政治晋升机会较大的国企高管更注重企业绩效;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在晋升当年,高管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减少研发投资;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并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起调节作用。     

高管薪酬对公司业绩激励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管薪酬契约是解决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对公司业绩的激励效果。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长、短期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高管持股比例仅与当期会计业绩正相关,与长期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不相关,这恰恰反映出目前以货币薪酬为主的高管薪酬结构既具合理性,又存在缺陷,并提出一些完善高管薪酬契约的建议。     

完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对策

有效的高管薪酬设计可使高管的薪酬和公司业绩紧密相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而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还不完善,公允价值变动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存在"功能锁定"现象;损益对薪酬的影响不对称,"重奖轻罚"现象明显;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易被高管人员操纵等问题凸显。应采取股权激励、退休福利与基本薪酬并行原则;奖惩平等,将公允价值损益作为特殊业绩指标单独考核;将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综合考虑;注重长期利益、业绩指标多元化,多方面完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的设计原则和可行方案

国有企业的性质与高管股权激励存在一定冲突,且股权激励本身所固有的缺陷使其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没能有效激励国企高管,反而产生许多不利于国有企业经营发展的问题。西方国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股权激励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诸多问题,在实践中更是导致高管腐败频发,引起"超级经理人崛起"并加剧了社会收入不平等。因此,股权激励并非国企高管长期激励制度的唯一选择,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并不意味着鼓励实行国企高管股权激励。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设计应坚持以企业经营指标作为长期激励的评价标准、兼顾国有企业的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薪酬激励与非薪酬激励相结合等原则,结合国有企业自身特点、发挥自身优势,更多地将长期激励与企业经营绩效联系起来,合理选择高管长期激励方式。     

上市公司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激励研究

新会计准则实施背景下,公允价值信息成为高管薪酬考评中不容忽视的新因素。以利润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公允价值的替代变量,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公允价值计量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不相关);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高管薪酬存在差异影响;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企业整体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不显著,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有待完善。     

一个销售人员的激励模型

销售人员是企业里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工作表现对企业的市场竞争成败极为关键。面对这样的员工，企业怎样激励他们？这也是所有企业面ll盘的一个重要挑战。本文认为，销售人员的收入跟销售业绩挂钩是一个好的激励方式。但是，企业在设计激励机制时，要充分考虑销售人员对风险的态度和销售工作本身的风险。另外，企业提供固定销售费用，可以有效遏制销售费用的膨胀。     

薪酬激励强度与企业增长的量化分析——系统激励投入产出模型研究

本文应用投入产出技术,构建了用于分析薪酬激励强度与企业增长关系的量化模型,并将该模型应用到了A公司,发现在固定薪酬不变的条件下,激励强度越大,企业总产出、全员生产率越大,企业劳动效益越小。激励强度的确定需要科学地测度激励强度与员工薪酬、劳动生产率、劳动效益等经济指标的关系,使激励对个体和组织的效用都得到帕累托改进。     

基于损失厌恶的开放式基金业绩激励研究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建立了投资者表现为损失厌恶情形下的开放式基金业绩激励模型,并考察了投资者的损失厌恶偏差对开放式基金业绩激励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开放式基金的业绩激励机制下,损失厌恶型投资者在面对失败的投资结果时会低估基金经理的投资管理能力,进而低估投资的期望收益;在一定条件下,与完全理性型投资者相比,损失厌恶型投资者会导致业绩激励效率损失增大。     

科研激励机制分析

通过建立数理经济模型分析高校教师科研与教学行为。当科研与教学内容之间紧密联系时,激励科研的分配政策将可以提高科研和教学水平;当科研成果认定不规范时,激励政策可能是适得其反。     

软件行业知识员工的组合激励机制研究

本文针对国内软件业人才流失严重及软件开发过程"不可视化"的问题,探求解决我国软件业激励问题的可行方法,设计了一个委托-代理模型,研究了在软件业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组合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软件企业的一个生命周期中,由于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员工个体的职业发展特点,需要不同的激励组合机制与之相适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与动态性.根据这一分析结果实证分析了我国目前软件业激励现状,提出了我国软件业组合激励机制演进变化的发展方向.     

激励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及相关检验

激励理论是经济学中重要的经济理论,其中,以代理理论为基本分析方法的激励理论被广泛地运用.本文结合激励理论的最新研究状况和相关的实证检验,集中分析激励理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激励与风险的关系、业绩评价、激励合约,以期对我国的激励机制的改革和研究有所启示.     

On the Validity of the Random Lottery Incentive System

The random lottery incentive system is widely used in experimental economics to motivate subject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its validity. It reports three experiments which compare responses given to decision tasks which are embedded in random lottery designs with responses in single choice designs in which each subject faces just one task for real. The experiments were designed to detect cross-task contamination effects in the random lottery treatmen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reatments, and no significant contamination effects, were found. Over the three experiments, observe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eatments are adequately explained as sampling variation.     

企业创新人才激励机制的构建

企业创新人才与企业之间是一种博弈的关系。创新人才的贡献是对企业激励的理性决策。企业要构建一种有利于创新人才才能发挥的激励机制,主要包括物质激励、产权激励、精神激励、文化激励。政府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企业创新行为。     

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及对策探讨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不容忽视。社会矛盾长期累积,民众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而采取违法行为,非直接利益群体的加入使事件扩大化,是群体事件的诱因,解决群体性事件,必须强化管理,注重网络及第三方组织和主流媒体作用;引导网络传播,善于换位思考,充分考虑民众利益;加强民主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体察民意;建立渠道畅通、透明的沟通通道,制定对应机制,以妥善处理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Incentive Regul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 Quality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incentive regulation—price regulation and earnings sharing regulation—on retail service quality in the U.S.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between 1991 and 2002. We find that incentive regul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ly higher service quality on several dimensions (e.g., more rapid installation of new telephone service, fewer trouble reports, and increased customer satisfaction) but significantly lower quality on some dimensions (fewer installation commitments met and longer delays in resolving reported service problems)JEL Classification: L51, L96, L15We thank Michael Crew and two anonymous referees for helpful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We are also grateful to Vanessa Cruz and Mircea Marcu for excellent research assis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