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环境下企业网络权力、知识获取与技术创新

较高的网络权力意味着外部资源获取便利，但其是否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并未达成共识。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以知识获取为中介变量，以企业间信任关系和知识整合能力为调节变量，构建一个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以检验网络权力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结果表明:①网络权力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创新；②网络权力显著正向影响知识获取，知识获取则对技术创新产生倒U型影响，知识获取在网络权力影响技术创新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③企业间信任关系有助于企业通过网络权力获取外部知识，知识整合能力有助于企业将获取的外部知识转化为技术创新。对于管理者而言，可以从关系网络治理和内外兼修两个方面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与绩效。     

产业集聚、技术并购与知识溢出效应

本文将技术并购视为知识溢出的一种微观过程，考察究竟是专业化集聚还是多样化集聚在企业技术并购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及其影响机制。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并购数据研究发现，专业化集聚通过知识竞争效应和信息网络效应显著促进了技术并购的发生，但多样化集聚对技术并购决策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专业化集聚产生了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而多样化集聚并没有类似的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制度环境是决定专业化集聚知识溢出效应能否发挥的重要影响机制，表现为专业化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在民营企业、社会信任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深化了对产业集聚知识溢出效应的认识和理解，丰富了技术并购决策的相关研究，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构建技术创新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筑好巢搭好桥：产学研合作知识耦合、信任与组织双元学习关系研究

组织双元学习是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企业与学研机构能力不匹配而产生的结构化困境是困扰企业组织学习的核心议题。基于产学研合作知识耦合视角，探讨产学研合作知识耦合对组织双元学习的作用机制以及信任对产学研合作知识耦合与组织双元学习关系的中介作用。基于226份产学研合作配对数据构建理论模型，利用层次回归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产学研合作知识耦合对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产学研合作知识耦合对认知信任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情感信任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同时，信任类型与组织双元学习方式匹配相对应，情感信任对探索式学习具有显著影响，认知信任对利用式学习具有显著影响；仅认知信任在产学研合作知识耦合与组织学习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知识视角下虚拟组织持续创新能力形成机理

基于知识视角，剖析虚拟组织知识资源获取、知识集成、学习能力、信任与持续创新能力的关系机制，构建虚拟组织持续创新能力形成机理模型。在此基础上，选取251家创新企业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知识资源获取分别对持续创新能力、知识集成有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知识集成对持续创新能力影响显著，知识集成在显性知识资源获取与持续创新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隐性知识资源获取与持续创新能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学习能力和信任显著调节知识资源获取对知识集成的正向作用，且显性知识资源获取与隐性知识资源获取随着企业间学习能力与信任度的提升，通过知识集成中介对持续创新能力的作用更显著。     

孵化网络中在孵企业资源获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孵化网络为背景,研究在孵企业如何在网络资源共享环境下有效获取资源,并通过网络化嵌入积累关系社会资本,提升创新绩效。构建了资源获取、关系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以天津市206家在孵企业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孵企业资源获取对创新效果和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孵企业资源获取对关系社会资本的信任和承诺维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孵企业关系社会资本中信任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承诺对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关系社会资本在资源获取和创新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知识能力形成与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利用复制逻辑探讨了3个跨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知识能力构建过程。研究结果显示，知识能力包含知识识别、知识获取、知识利用和知识保护，4个要素在不同国际化阶段由于国际化目的、竞争环境不同而呈现出不同发展趋势。具体而言，知识识别由模糊目标搜寻型、关键目标搜寻型转变为目标增强型；知识获取方式由拼凑式、主动式转变为牵引式；知识利用模式由过滤式、拓展式转变为协同式；知识保护则从无到有，由法律型保护转变为技术壁垒型保护。知识保护四要素在不同阶段的变化组合构成了国际化进程中的知识能力上升路径，具体为雏形构造、拓展上升与集成整合。     

高技术产业集群非正式网络治理机制研究

信任文化和声誉机制是高技术产业集群非正式网络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高技术产业集群的信任体系结构包含实践知识、理性计算、身份认同、制度及伦理道德等五个层次。建立高绩效网络最重要的要求是信任或社会认同,信任机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更可以促进高技术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高技术产业集群以知识共享和协作为特征的网络具有开放性,声誉机制的扩散效应更为明显,高技术产业集群声誉机制的重要含义在于扩大了交易范围,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的资源选择,使潜在交易对象可以演变为现实的可利用资源。     

技术信息获取、政府科技资助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吗

技术和资金是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要素，采用2014-2017年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数据，对技术信息获取、政府科技资助是否影响企业创新能力进行理论假设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信息获取对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积极影响；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活动有明显“抑制效应”；技术信息获取与政府科技资助协同作用对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负向影响。结论对厘清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能力是“扶持效应”抑或“抑制效应”，及如何建设技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制定政府科技资助政策有一定借鉴意义。     

BIM应用下项目主体间信任关系对虚拟协作有效性的影响——信息共享质量的中介效应

基于互动理论视角，构建了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下项目主体间信任关系、信息共享质量与虚拟协作有效性的关系模型，并考虑了信任关系的两种表现形式：信任合作方和我方的被信任感。通过对331份建筑企业调研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信任合作方和我方的被信任感均显著正向影响虚拟协作有效性；基于BIM技术的信息共享质量在信任关系与虚拟协作有效性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并发现信息共享质量在信任合作方与虚拟协作有效性间的中介效应略强于其在我方的被信任感与虚拟协作有效性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为建筑企业间开展虚拟协作提供了参考，便于企业更好地制定BIM应用策略。     

风险投资是否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

利用我国A股市场2009-2017年823家民营制造企业相关数据,探讨风险投资对于高研发投入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的影响。结果发现：高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高研发投入企业将持有更多的内部现金以应对未来资金需求。风险投资能够通过积极有效的参与,降低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改善融资环境,从而降低高研发投入企业超额现金持有水平。进一步,该作用在小规模、低关注度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     

银行信任视角下我国小微企业的信贷约束研究*——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信贷关系中的信任可以减少代理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对缓解小微企业信贷约束有重要启示。本文通过调查问卷获取样本，基于银行信任的研究视角，借助广义结构方程模型从三个维度(信贷可获得性、贷款利率和抵押要求)实证检验银行信任对小微企业信贷约束的影响。结果显示，银行对小微企业较高程度的能力信任和诚实信任有助于提升小微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但对贷款利率及抵押要求无显著影响。本文为小微企业信贷约束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Models of trust-sharing in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presents two related models of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They illustrate incentive-based reasons for ownership arrangement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highlight how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trust, particularly government and family-based cultural valu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These models attempt to explain why government and family-based culture are crucial for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manage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main argument in the models is that the structure of family businesses can be viewed, in essence, as a form of trust-sharing (Guanxi-sharing) arrangement within the firm. Furthermore, the increase in the prevalence of family businesses can be seen as a result of family trust replacing government trust in the firm's economic activities.     

完善信用担保体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路径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目前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资金短缺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分析表明,向金融机构贷款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渠道,信用担保体系又是制约中小企业贷款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国现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融资条件的要求.文章根据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实际情况,探讨了从政府机构、信用担保机构、中小企业自身、法律法规、贷款机构的角度建立和完善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问题.     

中国企业并购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中国企业并购融资中忽视内部融资、对股权融资相对偏好、对债务融资轻视。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方式单一;资本市场体系不完善,并购融资中介机构作用没有效发挥。可继续定向增发新股和进行信托融资。还需引入资产证券化融资,分期付款下的或有支付卖方融资,设立企业并购基金,以及完善企业并购融资的外部环境。     

社会资本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研究

社会资本是企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主要是由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所构成的。社会资本对提高企业的绩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通过对资源配置、知识共享与信息传播、技术创新和交易费用等因素的作用来实现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机制。     

基于并购的动态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多案例研究简

以两家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成功实现技术创新的典型事件作为案例,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探究了基于并购的动态能力在创造性资产寻求型跨国并购过程中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建立了基于并购的动态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并购选择能力通过驱动跨国并购的开展而构建技术创新的起点;并购识别能力通过识别技术资产并促进并购实施而奠定技术创新的基础;并购重构能力通过重构创造性资产而保障技术创新目标的实现.指出：基于并购的动态能力从3个维度作用于跨国并购的全过程,而目标企业的创造性资产是基于并购的动态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发挥作用的受力点.     

解决中国西部中小企业融资难路径选择

解决中国西部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相互配合,任何单项政策和措施的出台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西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三方必须共同采取措施,通过三个体系的有效运作,从主、客观等方面逐步改变制约西部中小企业融资的不利因素,才能促进西部中小企业尽快驶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跨国公司的兼并收购成本

跨国公司的并购活动不但规模日益增大,而且通过利用资本市场并购活动能更顺利地进行。这种国际间资本流动需要考虑成本,跨国公司的并购成本可以从并购过程所涉及的各项进行分析,包括对目标公司的评估成本、协商确认并购活动、并购进行过程。评估目标公司成本常采用现金流折现法,也可采用基于古诺模型的公司评估方法,更多地考虑市场因素,多角度分析目标公司的可能价格。     

国际品牌营销战略之反思：返璞归真，重拾信任

在web2．0网络新时代的背景下,企业营销战略越来越关注品牌与消费者的有效互动,但却忽略了消费者最基本的情感诉求,即对产品安全感的需求。本文通过解读国际品牌营销的成功案例,总结打造品牌信任系统的七个要件,同时揭示品牌核心价值体现的前提是保证产品的安全,中国国内食品企业在面临食品质量安全危机之时应该反思其所作所为,借鉴国际知名品牌的营销战略精髓,返璞归真,重拾信任．从而更有效地制定品牌营销战略。     

Academia-industry collaboration,government funding and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uses a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to elaborate how academia-indust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llaboration and government funding influence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hrough a panel dataset from 2009 to 2015, including 30 provinces in China. We find that the research institute-industry collaboration promotes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s, while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is adversely associated with innovation efficiency. Government funding plays a positive role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across the board. Next, we divide the sample into three clusters according to enterprises’ innovation ability. In the first cluster, which has the least innovation ability, research institute-industry collaboration,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and government funding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clusters,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exerts a negative impact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but government funding improves innovation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we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of enterprise R&D personnel and academia-industry collaboration and government funding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We find some heterogeneity in the full sample and the three sub-samp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