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盈余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盈余持续性作为盈余质量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所派发的股利类型，股利支付率与盈余持续性的关系，并从长期市场反应的角度考察了投资者是否对派发现金股利公司的盈余持续性存在误定价。本文的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我国上市公司中派发了现金股利的公司其盈余持续性要强于未派发股利的公司，而且在净利润和营业利润上也表现出更强的增长能力，但在派发现金股利的公司中，股利支付率的大小与盈余持续性强弱并不成简单的线性关系，股利支付率高的公司在盈余的整体及其组成部分上并未表现出更强的盈余持续性。从市场反应的情况来看，市场并不能对发放现金股利公司盈余的高持续性予以正确的识别，致使派发现金股利公司的股票在下一期可以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     

中国股市现金股利悖论研究

现金股利悖论指现金股利增加或降低都可能增加代理成本,从而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现金股利能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是国内外流行的观点.文章在考虑我国存在高比例非流通股的事实下,从代理成本角度对我国现金股利与中小投资者利益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提出了"现金股利悖论",并得出三条推论:股权越集中的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国有股股东比法人股股东更偏好现金股利;现金股利支付极不稳定.但对三条推论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未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时国有股股东与法人股股东对现金股利的偏好并无显著差别.增加现金股利的一刀切的做法并不可取.要解决现金股利的两难处境,前提是股票全流通.     

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了西方关于股利政策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对中国2001年和2002年上市A股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每股收益、以前年度发放过现金股利、资产的收益率及是否临近配股资格线是影响是否发放现金股利决策的主要因素;股权集中程度不影响是否发放现金股利的决策。公司在决定每股现金股利的大小时主要依据的是以前年度的股利政策和现有的盈利水平。股权集中程度高的公司不太会考虑现金股利的持续性;低股权集中度的公司则会把当年收益的一定比例拿出来作为每股现金股利发放给股东。公司规模的大小不影响现金股利决策。     

公司股利政策和基金投资行为

2005-2009年期间有基金持有的股票现金股利水平显著高于没有基金持有的股票,并且基金持股与公司股利政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论证,投资基金根据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作出投资决策是这种正相关关系形成的原因。首先,代理理论认为,股利政策相当于是协调股东与管理者之间代理关系的一种约束机制,股东是偏好现金股利的。因此,证券投资基金持有某个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越高,就越可能以大股东的身份对公司的股利政策产生影响;而另一方面,基于MM定理     

公司治理、现金股利变化与盈余变化持续性——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分析

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现金股利变化与盈余变化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现金股利变化对盈余变化持续性的影响有类似成熟资本市场所呈现的预测作用,但作用较弱;而且这种预测作用的强弱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现金股利变化对盈余变化持续性的预测作用表现直接,并非通过股利变化的市场反应表现出来。该结论为市场参与者客观准确地判断上市公司业绩及其投资价值提供了良好的参考。     

股权结构、财务绩效与现金股利

本文以沪深股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利用年报披露的公司股权结构信息和相关财务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财务绩效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与控股股东的控制能力正相关,与流通股比例负相关;现金股利具有信号传递作用,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在财务绩效方面显著地高于不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上市公司在分配现金股利时存在“股利平滑”的现象;公司的相关利益主体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现金股利的分配体现了相关利益方的博弈。     

股利分配动因与股利决策——基于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决策的实证分析

股利政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信号传递效应、股东财富效应3种股利分配动因与股利决策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降低代理成本效应对股利决策影响不显著。上市公司管理层股利决策的动因在于通过股利分配政策影响股票价格．传递公司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的内部信息,帮助投资者实现超额收益．增加股东财富。而降低代理成本并不是他们分配股利的目的。     

从代理成本理论到利益侵占假说的演变——国外现金股利代理理论研究综述

现金股利可以缓解公司的代理问题,伴随着公司代理问题从股权高度分散时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发展到股权集中时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现金股利代理理论也经历了从现金股利代理成本理论到利益侵占假说的演化过程.Roseff(1982)第一个将代理成本引入现金股利理论,然后由Easterbrook(1984)确立代理成本理论的基本思想;而Jensen(1986)用自由现金流量解释了现金股利的代理成本理论,使其更具有可实证性;最后,由La Porta(1998,1999,2000)等人发展成为在股权集中背景下的利益侵占假说.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外部治理环境与股利政策选择

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利政策选择的影响以及外部治理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控制权转移，控股股东会实施积极的股票送转；而现金股利水平导致代理冲突，会影响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具有正向效应，能够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的股票高送转增加行为和现金股利降低水平。研究结合宏观环境和资本市场，深入分析了股权质押与股利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为政府治理和金融监管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发放的统计研究——以2007—2010年为例

在2007-2010年的四年中,中国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呈现出平稳的态势,上市公司派现与不派现的数量大致相当;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发放水平先升后降;盈利能力不是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发放的首要决定因素;尽管第二至第十大股东对控股股东有着比较重要和明显的制衡作用,但是中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还是存在通过现金股利从上市公司转移现金的行为;每股货币资金、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与现金股利的发放水平没有正相关关系,成熟市场的所谓债务协定约束现金盈利的说法在中国并不存在。为此,应完善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改革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和治理结构,提高股利决策的稳定性,彻底取消红利税。     

控股股东、高管股权激励与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法,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股权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倾向和分配力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与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相比,实施股权激励公司更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分配的力度显著更高。(2)股权激励程度越高的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的可能性越强,现金股利发放的力度更大。(3)控股股东拥有较强的控制地位对高管的自利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高管股权激励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越不显著;股权激励显著影响股利政策在控股股东控股比例较低的公司成立,隐含了拥有较高控制权的股东能够抑制高管的自利行为。     

可转换债券与中小股东代理成本的关系研究

根据代理理论,现金股利是反映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代理成本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发行可转债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了减轻赎回压力,有动机发放较高的现金股利以吸引可转债持有者转股。文章以此为研究假设,以我国2001年~2006年发行的可转换债券为样本,对可转换债券降低上市公司中小股东代理成本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可转换债券融资比例与现金股利发放率显著正相关,通过可转债融资可以降低现有中小股东的代理成本。     

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股利政策历来是上市公司财务政策中利益关系的焦点,特别是现金股利直接对公司股东的切身利益产生影响。文章采用多元线形回归模型,借助SPSS13.0统计软件对2006年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影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政策的主要因素是盈利能力和净资产价值,最后选取了部分上市公司验证了研究结果。     

论现金股利对利益侵占“隧道”的挖掘

传统经典的股利理论都把现金股利政策看作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工具,并通过市场的反应对其进行检验。但是,它们都忽略了公司的"法律"性和控制权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现金股利政策是公司"法律"之一,它是控制权人意志的体现,渗透着控制权人的利益倾向,现金股利政策可能成为公司控制权人利益侵占"隧道"的挖掘工具。控制权人利用现金股利挖掘利益侵占"隧道"可能有三种情况:经营者对股东利益侵占"隧道"的挖掘,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侵占"隧道"的挖掘,公司对债权人利益侵占"隧道"的挖掘。在我国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利益侵占"隧道"——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利益侵占的"隧道"。     

产权性质、税收成本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

文章研究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税收成本差异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作为股利政策的决策者,控股股东须权衡股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其中税收成本是影响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对税收成本的关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税利分离程度较高,民营控股股东对现金股利的税收成本更为敏感,尤其是在自然人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研究发现,自然人控股公司最不偏好采用现金股利的分配方式以规避税收成本,而国有控股公司更倾向于发放较高的现金股利。实证结果支持了文章的假说,即不同产权所隐含的税收成本差异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     

现金股利政策:控制权人挖掘利益侵占"隧道"的工具

传统经典的股利理论都把现金股利政策看做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工具，并通过市场的反应对其进行检验。但是，它们都忽略了公司的“法律”性和控制权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现金股利政策是公司“法律”之一，它是控制权人意志的体现，渗透着控制权人的利益倾向，现金股利政策可能成为公司控制权人利益侵占“隧道”的挖掘工具。控制权人利用现金股利挖掘利煎侵占“隧道”可能有三种情况：经营者对股东利益侵占“隧道”的挖掘、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侵占“隧道”的挖掘、公司对债权入利益侵占“隧道”的挖掘。在我国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利益侵占“隧道”——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利益侵占的“隧道”。     

利益相关者与股利政策:代理冲突与博弈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为背景,利用2004—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从代理冲突和博弈的角度分析了利益相关者与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各方在股利分配上存在政策博弈现象。博弈的结果表现为具有控股股东的公司比其他公司具有更高的现金股利支付率;具备再融资条件的公司比其他公司具有更高的现金股利支付率;第一大股东参与管理的程度越低,现金股利的支付率越高,但这一特征并不显著。同时,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少分现金股利的倾向。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问题的探讨

股利政策是关于公司如何发放股利的方针和策略,公司采用不同的股利政策,对公司价值和股东财富的影响也会不同。合理的股利政策应当兼顾公司发展状况和股东的长远利益,如何选择适当的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财务管理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双汇发展的高派现:顾客效应还是财富转移?

文章以双汇发展为例,采用事件研究法,考查了该公司2013年股利分配预案公布日前后的市场反应,并从盈利状况、投资规模及资金需求以及股权结构三个层面解释了高派现引发市场消极反应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该公司的高派现并非股利顾客效应理论所提出的不考虑股东具体意愿,而做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股利决策,相反却有向大股东转移财富之嫌。因此基于目前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日益增加的现实,通过高派现向大股东输送现金应成为监管重点。同时,在公众投资者理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公司的股利决策应考虑在控股股东和中小投资者之间寻求利益平衡。     

少数股权占比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

我国上市企业现金股利分配政策存在像派现水平较低的实际问题,制定先进股利政策的背后牵涉到很多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例如公司的控股股东、企业管理层和其他的股东等,制定现金股利政策对于股权结构特征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分析少数股权占比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所产生的影响,按照研究的结果针对我国上市企业先进股利分配情况给出合理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