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结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中的11 819个家庭样本数据，通过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结构对家庭人均消费、生存型家庭人均消费及非生存型家庭人均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家庭规模、家庭老龄化程度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消费与生存型家庭人均消费，且高等消费水平家庭对二者的变动较为敏感；家庭规模、家庭老龄化程度对非生存型家庭人均消费的作用效果因消费水平而异，家庭规模促进低水平消费、抑制中等及以上水平消费，家庭老龄化程度的负向作用随消费水平的提升而减弱。     

中国农业规模化转型的动力机制及内在困境——基于农民家庭发展的视角

本文基于农民家庭发展的视角,分析了当前中国农业规模化转型的动力机制及内在困境。中国农业的规模化转型并未呈现高度资本化的农业形态,而主要是农民家庭经营扩大化的结果。在市场机制下,农民家庭的农业规模经营旨在实现家庭劳动收入的最大化,所获得的农业规模报酬水平与外出务工的工资水平相匹配,从而得以突破传统小农家庭农业的发展困境。但是,日益增长的务工工资水平也不断刺激了农民家庭的规模扩张行为。随着经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家庭劳动更多地被机械投入和雇佣劳动所替代,农业规模收益更多为机械投入和雇佣劳动所消耗,家庭劳动的收益空间逐渐收缩,农业规模经营呈现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减趋势。农业规模经营收入越来越难以匹配持续上涨的外出务工收入,意味着农民家庭通过规模经营实现家庭发展的努力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中国的农业规模化转型面临难以克服的市场化困境。     

住房价格上涨、家庭债务与城镇有房家庭消费

在住房价格持续上涨和消费信贷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住房价格可能借助家庭债务这一中介变量间接作用于居民消费。本文在理论上,构建一个同时纳入家庭债务、住房价格的消费决定模型,详细阐述房价上涨、家庭债务对城镇有房家庭消费的作用机制;在实证上,基于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检验了房价上涨、家庭债务对城镇有房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持续上涨的房价显著促进了城镇有房家庭的消费支出,住房对于家庭消费的财富效应明显,且该效应会通过家庭债务进行传导,具体表现为流动性约束效应与抵押效应两种机制;家庭债务对城镇有房家庭消费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即使是将家庭债务细分为住房贷款与非住房类贷款,这一正向关系依然存在;但当家庭债务超过适度规模时,其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将转而呈现出"挤出效应";家庭债务的持续累积会扩大消费支出缺口,长远来看不利于消费的稳定增长。     

民国年间冀南农村家庭形态研究

本文利用档案资料和实地调查数据对冀南农村土改前的家庭形态进行了探讨。特别是不同阶级家庭中家庭形态的差异作了分析。根据本项研究,土改前各个村庄核心家庭均是多数,但它还只是一个简单的多数。富裕中农以上家庭中复合家庭占较高比重,或者说,复合家庭是富裕自耕农努力维持的家庭形态。但对贫农、佃农和佣工家庭来说,谋生的压力使大家难以相互顾及,缺少组成大家庭的经济条件。 冀南农村的家庭规模土改前基本上保持在5口的水平。家庭规模大小与人均土地数量有很大关系。但这不等于说,人均土地数量最多的地主,家庭规模就最大。整体上看,富裕自耕农或者说上中农、富农的家庭规模相对最大。无地者因生存条件差,抚养人口的能力低,家庭规模最小。 土改前,冀南农村3代同居家庭占一定比例,但2代家庭都是比例最大的家庭类型。调查数据揭示出这样的特征:2代户以核心家庭为主,3代户以直系家庭为主,2代家庭中有较高比例的直系和复合家庭。子代婚后没有及时生育,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直系家庭仍以两代为主,它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传统社会早婚未能实现早育现象的存在。     

中国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变动的非一致性关系——以1997-2009年数据为依据

该文采用1997-2009年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单位根、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变动的关系。结果显示:我国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变动存在非一致性关系,家庭债务每增加1个单位,会促使劳动参与率减少0.246个单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政府应该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银行应该完善消费信贷风险防范措施,家庭应该合理控制债务规模与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现状与成因研究

利用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数据,本文细致考察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的现状与成因。描述性统计表明,家庭资产随着户主年龄、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提高而上升,家庭负债则恰恰相反,家庭资产—负债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实证研究发现,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以及家庭收入和人口规模不仅是家庭是否拥有资产/负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也是家庭资产负债额的重要影响因素;进一步研究表明,家庭净资产也主要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因家庭净资产量不同而不同。本文进而研究了家庭资产—负债状况的稳定性,发现户主年龄较小、教育水平较低和健康状况较差以及人口规模较大的家庭更容易受到金融市场不利冲击的影响。     

从家庭转变透析中国城镇住房市场需求趋向

随着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进程的加快,一次深刻而重大的家庭转变也在悄然发生。本文将家庭转变对中国家庭规模、结构、功能及关系等方面带来的变化作为切入点,揭示了家庭转变对未来中国城镇住房市场需求趋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西方家庭债务变动的地区差异与敛散性分析:1995-2009

采用1995 -2009年美国、英国等7个国家家庭债务数据,从家庭债务规模与增长速度方面,考察了西方国家家庭债务变动的地区差异.家庭债务变动的收敛性研究结果表明,西方国家家庭债务从整体上存在σ收敛,债务的规模会趋于一致;家庭债务增长存在β绝对收敛,家庭债务规模偏小的国家增长速度较快;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储蓄是影响西方国家家庭债务变动的最主要因素,但是影响的方向可能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相对于美洲与亚洲,欧洲国家家庭债务变动的俱乐部收敛更加显著.     

第一代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及其养老问题研究综述

在对已有的相关研究结论和数据进行分类和总结的基础上,主要以文献研究法总结分析了第一代城市独生子女的规模、家庭结构、伤亡风险等基本内容。对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未来可能面临的养老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从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照顾和精神赡养等三方面对目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观点和结论进行了梳理归纳。期望通过总括性和前瞻性的探讨来应对和缓解即将到来的独生子女家庭"少子高龄化"养老危机。     

家庭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趋势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以陕西省2003—2017年数据为样本,建立LMDI模型分析各因素对陕西省家庭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家庭消费效应、住房面积效应和家庭规模效应是造成家庭碳排放上升的正向推动因素,而碳排放强度效应、消费抑制效应和居住密度效应对家庭碳排放具有负向影响;2003—2017年,碳排放强度效应呈“U”型变化趋势,家庭消费效应、家庭规模效应和住房面积效应呈上升趋势,消费抑制效应和居住密度效应呈下降趋势。政府制定碳减排政策时可从碳排放贡献率较大的家庭消费、住房面积和家庭规模等方面着手,有针对性地缓解日益增长的家庭消费碳排放。     

散户参与家庭农场的稳定性分析--基于随机演化博弈视角

家庭农场在我国是一种新兴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它的规模效益取决于散户流转到家庭农场主体的土地等资源,稳定的散户群体是确保家庭农场正常运转的基础。然而,散户的决策易受周围人或事物的影响,具有随机性。文章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在散户的人均收益、放弃其他产业的机会成本以及具有约束性质的惩罚成本等因素之基础上增加随机项,构建含有随机项的复制动态方程,并得出判断散户参与家庭农场稳定性的依据,通过契约调整和制度建设能够实现家庭农场的稳定发展。最后文章基于安徽省家庭寄卖数据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优势和条件分析

家庭农场在我国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方式。从土地制度变革、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农民向城市转移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家庭农场产生的原因。阐述了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优势,主要包括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优势、家庭农场经营优势、诱致性制度变迁优势、适度规模优势和产权优势。提出了工业化发展、社会保障体制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完善是家庭农场发展的条件。     

中国城乡家庭规模与类型转变及其社会经济效应分析

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力实施,我国城乡家庭规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继续保持向小型化的方向转变:家庭类型中一代户家庭(包括单身户)中的空巢家庭和丁克家庭户迅速增加;三代家庭户仍占据中国家庭类型的重要位置;单亲家庭的比例有下降的趋势;隔代家庭户比例有所增加。文章在分析以上变化的基础之上,对其所引起的社会经济效应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渗透、金融普惠与家庭财富增长

数字金融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形态之一,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财富增长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更能促进家庭总体财富规模的增长,运用工具变量的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房产净值;数字普惠金融在货币基金和电子支付方面的使用深度能够增加家庭财富规模;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家庭及中西部家庭的财富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但"数字鸿沟"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的促进作用.     

城市家庭结构嬗变与文化消费的发展和困境——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为例

改革开放30年，沿海发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家庭收入增加，家庭结构、规模、观念等随之发生变化：家庭结构多样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和婚姻观念个性化。城市家庭结构的嬗变，一方面，促进当地文化消费，“四二一”式家庭教育消费成为首要支出，核心家庭占据娱乐消费主流，家庭结构小型化使旅游消费升温；另一方面，家庭结构的变化也造成文化消费的困境：教育支出畸重，年轻人娱乐消费缺乏家庭制约，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     

社会网络、民间融资与金融创新

本文对借方行为的社会网络与信贷交易模型进行拓展,从隐性担保视角分析社会网络对借贷双方的正向影响机制,结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面板数据,构建"家庭借款回收率"指标,对其正向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在完善社会网络影响家庭负债行为理论的同时,补充其机理分析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家庭民间借入、借出规模均存在正效应,并且借出规模的正效应是通过对家庭借款回收率的正向中介效应而实现的.因此,家庭应在重视自身社会网络培养的基础上,更需系统分析并科学规划,政府需加强诚信文化体制建设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金融机构可以尝试将社会网络的培养纳入金融创新.     

社会化是农村养老大趋势

现阶段农村养老存在三种形式,即家庭养老、社区(集体)养老和社会养老,其中家庭养老仍是农村养老保障的主要形式。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约占整个养老保障的92%。一、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1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长期以来,农民的养老保险主要是以土地为中心的非正规保障。但是近年来,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呈弱化的趋势,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越来越低,多数农产品的提价空间小,降价压力大;二是土地的流转价格越来越低,在有些地方,经营土地甚至成了农民的负担。2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推进…     

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基于CHFS的实证分析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支付方式,影响着居民的投资行为,进而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而实现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要路径是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用最大化。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有利于实现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价值最大化。研究发现：家庭使用移动支付对风险资产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对无风险资产投资具有负向影响,且工具变量回归和稳健性检验表明该结果稳健有效;机制分析表明移动支付主要通过改善储蓄账户数目及家庭对金融知识关注程度两个渠道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身体健康、高等收入水平及高等受教育水平的家庭投资风险资产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提高居民金融知识关注度;金融机构应创新金融产品,拓宽金融服务边界;政府应积极开展数字人才的培育和储备工作,持续推进移动支付健康发展;强化金融监管,减少家庭投资风险。     

全国“失独”家庭的规模估计

结合官方公布数据和现有研究成果,进一步厘清全国"失独"家庭数量估计的相关问题,对独生子女家庭、"失独"家庭的概念进行分析,推算全国独生子女数量,从而估计全国的"失独"家庭规模,并指出解决"失独"家庭问题的路径。     

中国家庭农场构建问题的思考

城乡一体化下,国家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首推家庭农场的建设。要构建中国的家庭农场,必须着眼于中国家庭农场的成本高、经营收入低,农场主受教育水平低,规模上呈现小、散、弱的特征,以及家庭农场固有的缺点克服等方面入手,积极吸取欧美先进管理经验,在家庭农场的经营制度的完善、经营体制的合理性、政策的鼓励性等方面完善中国家庭农场。希望对家庭农场的有关建议,能为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作出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