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元璋的惩贪思想

朱元璋的惩贪思想从其萌芽、形成,到其成熟和完备有着一个复杂的过程。他的惩贪思想具有系统性、完整性的特点。朱元璋惩贪态度坚决,手段残酷,规模宏大,诛杀贪官之众多的原因,源于其惩贪思想的体系化。     

百年西部人物岑春煊

在清末,他以不畏权贵的“屠官”著称,劾罢贪官污吏上千人,深得民心。他创办中西合璧的新式大学,成为振兴中国近代教育之翘楚。改朝换代之际,他公开宣布支持共和,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宦海沉浮不由己,难得清名身后留。     

东北商人：我该和你说点啥？

金钱可以让人成为富翁。但不一定能让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人。富翁只是获得了金钱，但是并不拥有财富。中国有两句俗语，一句是“无奸不商”，一句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奸”能让人获得金钱。而“道”可以让人拥有财富。真正的商人是拥有财富，在他财产的背后。能够让我们沐浴人性的光辉，让我们看到一个丰富而精彩的人生——     

官员的激励变迁与适度有为：以雾霾治理为例

“为官不为”问题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大障碍，如何引导官员适度有为甚为迫切。客观地说，过去官员的政治企业家身份是传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是当前雾霾蔓延的幕后推手之一。然而，官员过于积极的表现导致了雾霾，但现在随着晋升体制的变迁却又撒手不管，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督查与问责、环境资产审计和终身追责固然是引导官员治理雾霾的重要手段，但是如何引导官员“想干”、“敢干”、“会干”，适度有为，主动改革创新，才是治本之策。     

宄

广州人把“狡诈”称为“奸鬼”。例如:佢正奸鬼友嚟嘅。把幽默风趣称为“鬼马”。例如:你真鬼马。“鬼马”有时也指“狡猾”。其实,“鬼”应当作“宄”。《说文》:“宄,奸也。”《书·尧典》:“寇贼奸宄”。广州话“奸宄”一词盖源于此。     

孟子关于君民关系的学说及评价

在 我国历史上 ,儒学大师孟轲身份地位的变化颇富戏剧性。宋朝之前 ,他不过是先秦诸子之一 ,到北宋神宗时 ,他的地位陡然上升 ,得以配享孔庙 ,成了“亚圣”。《孟子》一书也从子部归到经部。儒学成了“孔孟之道”。然而好景不长 ,明初 ,太祖朱元璋下诏毁掉孟子在孔庙中的牌位 ,并令删除《孟子》书中的一些章节。早已作古的孟子身后地位为何如此大起大落呢 ?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他十分繁杂、充满矛盾的政治思想 ,特别是其中关于君与民之间关系的某些论述。一方面 ,他把封建等级制度说成是天经地义的 ,这就使得一些统治者对他青睐有加 ;另一方面 ,他又否定君主的绝对权威 ,反对君主一人专权 ,这就使得那些喜欢独裁的君主对他大为光火。在我国历史上 ,许多学者对孟子从不同的角度作了褒贬。孟子丰富的政治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珍贵资源。本文尝试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剖析《孟子》一书中有关君民关系的论述 ,从它的产生条件、内容和性质等几方面着手分析 ,以期对孟子的政治思想及在历史上发生的作用作出一个相对客观的、比较全面的评价 ,进而从中撷取有益的成分 ,来推动我国当前的政治文明建设。一、孟子“君民学说”产生的时代背景春秋战国 ,是我国历史上政...     

薛福成 我国早期民族资本的代言人

薛福成出生在无锡。他的足迹从家乡无锡走向世界,是我国一位开拓性人物。他源于洋务派又高于洋务派。洋务派只学西方物质文明,薛福成却注意吸收西方的精神文明。薛福成虽然生活在外患频仍、国弱民贫的近代社会,但他并未为之消沉。而是怀着一股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顽强地探索着拯救祖国于危亡之中、改变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历史命运的救国方案,并在当时极端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不少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的历史功绩。薛福成是沿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道路开拓前进的爱国者。     

苏东坡的“业”和“余”

苏东坡是一个留下了多方面影响的历史人物。作为封建官吏，从政自然是他的“业”；为官之“余”，他也很有作为，其诗词歌赋，无论是水平之高，还是数量之多，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屈指可数，堪称一代文豪。他留下了“苏堤垂柳”、“东坡赤壁”，至今文人喜吟“大江东去”，百姓不忘东坡德政，可谓“业”显“余”彰。这种历史现象耐人回味。     

贿赂犯罪新态势及查处的应对策略研究

贿赂犯罪是行贿与受贿的“对合犯”[1]行为,其实质是“钱权交易”,它作为一种历史社会现象早存在于有统治之始的人类,至少出现四五千年了.鉴于贿赂行为对社会与统治根基的危害,历朝历代统治集团都或轻或重给予打击,然而却从未根绝过.在当今,随着我国改革深入发展,贿赂犯罪行为呈现出一些新的态势,其隐蔽性、智能性、破坏性、危害性等特点凸显,对此,不少有识之士、业界专家学者不惜笔墨,积极思谋治理之术,不断探索查办之谋略.作为多接触于工作实际的笔者,针对贿赂行为所呈现的新特征、新态势,试图探讨贿赂犯罪的相关问题,以求能对国家反贪污贿赂犯罪有所裨益.     

“旧社会”与“新史学”：试析黄仁宇的“大历史”之路

西方史学自19世纪、20世纪之交传入中国,本来就需要一个消化过程,然而,一方面该过程远未完成,另一方面,对新史学极具价值的传统社会却分崩离析、消亡殆尽了。事实证明,黄仁宇是唯一成功往还于“旧社会”与“新史学”之间的学者,而帮助他实现衔接的恰恰是错位的路径。他是“旧社会”的亲历者,离开大陆、台湾使之跳出意识形态僵化对立的氛围,借助美国及欧洲相对自由的学术条件,释放并解析储存已久的信息,直至不拘泥左、右派系,形成“大历史”的构想。不过,既要细细品味具体的“生活经验”,又要将其消化在“大历史”框架中,这成为黄仁宇的“解脱史学”的内在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