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替代还是促进了出口?针对该问题,本文利用数据匹配法为2005—2007年1498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对照组,运用倍差法(Different-in-Different,DID)实证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经过检验本文有如下发现:第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企业出口;第二,与其它投资动机相比,商贸服务类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第三,与其它东道国相比,投资高收入国家的"出口效应"最为明显;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型;第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增加了出口的深度边际,也扩展了出口的广度边际。因此通过本文的微观数据检验,深化了对该问题的认识。     

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SWOT分析

跨入"后危机时代"的2010年,积极推动中小企业"走出去"成为进一步提升我国中小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缓解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的一项战略举措.当前中国中小企业"走出去"正在迎来战略机遇期.文中利用SWOT的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存在的优势与劣势,进而指出了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措施.     

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研究及其启示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步伐明显加快,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时代正在到来.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状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及特点进行比较研究,以期获得一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有益启示.     

中日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特点比较及其启示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步伐明显加快,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时代正在到来.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状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及特点进行比较研究,以期获得一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有益启示.     

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步伐明显加快,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时代正在到来。文章从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出发,探讨了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基准,明确了我国今后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走向,最后针对不同区域提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思路。     

双边政治关系、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投票行为作为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以中国对89个国家2003—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整体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受到双边政治关系的显著影响,政治关系的亲密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东道国制度质量可以降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双边政治关系的敏感度,且制度质量的调节只能在中国对比自己制度质量高的国家投资时发挥作用。以2008年为分界点,后危机时代双边政治关系对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双边政治关系的经济效应也会显著地受到东道国制度质量的调节。此外,中国改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关系,可以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吗?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步入新常态和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复杂背景下,探寻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极化及其作用机理,对缓解我国当前的就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利用匹配后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极化效应.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显著增加了母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但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对高技术和低技术企业的就业水平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对中等技术企业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即存在"两端高、中间低"的就业极化现象.进一步研究发现:(1)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利于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2)与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相比,对高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母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趋势;(3)与外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加剧了劳动力的低技术"极化"趋势.上述研究为实现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与就业优先战略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垂直型和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门槛——基于中国企业层面微观数据的研究

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主要是研究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一定的垄断优势,反而低估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本文在理论建模中放弃了要素密集度同质化的假设,将对外直接投资分为水平型和垂直型,证明了垂直型对外投资的生产率门槛要低于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企业有更多机会从事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采用中国企业微观层面数据的实证检验后发现,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实际上偏重成本导向,对外投资并不像出口一样存在着"生产率悖论",其生产率要显著高于无对外投资企业。同时,实证检验还进一步证实了理论模型中的假说,即垂直型比水平型对外投资有着更低的生产率门槛,这为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推动企业集群式"走出去"提供了理论依据。     

企业异质性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促成了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从"引进为主"向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并重的重要转变。加强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实现中国产业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与沿线国家共同繁荣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平稳增长,模式不断创新。企业作为重要的对外投资载体,其投资质量、投资效益及国际化经营水平逐年提升。文章利用亚太企业库和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数据,在探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演化的时空格局及行业特征的基础上,利用Logit及Probit回归模型检验包括企业生产率、所处地区、所属行业等属性在内的企业异质性因素对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除传统理论提出的生产率外,企业的出口经验、创新研发水平等因素对其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同样起重要作用。②公司是否上市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融资筹资手段更加多元化,股权融资并未对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直接影响。③东部地区企业所有制结构作用不显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主要受生产率和经营情况等因素影响,但中西部地区中,国有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有制结构作用较为显著。同时,行业特性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带来差异化特征。     

后危机时代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对策

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加快,中国跨国经营企业也进入了海外投资风险频发期;基于对后危机时代我国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威胁进行深入分析基础上,该文提出加强对外投资政治风险的评估、构建我国风险评价体系与预警机制等对策,有效的防范风险,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促进我国对外投资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2005—2009年中国与51个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源禀赋、技术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外资开放度及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汇率水平和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促进和优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建议。     

产业政策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借助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产业政策支持力度指标,利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数据,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政策有助于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能够促进已投资企业向海外再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多元化程度,相比于其他类型的产业政策,金融财税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影响机制看,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作用受到企业特征的影响,生产率越高,产业政策的促进作用越强;相比于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的组织管理能力,进而促进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国企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

正一、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在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中,中央企业及国有大型企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2012年,中国非金融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777.3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占46.6%,为362.2亿美元。截至2012年底,在非金融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59.8%。总体来看,中国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如下特征:首先,从交易金额来看,国有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对外投资的特征与前景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分析了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并展望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和层次发生了很大变化,投资结构得到改善,质量有明显提升。中国企业顺应国内经济转型,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并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自主产业价值链。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驱动和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将保持快速增长。同时为政府制定政策和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积极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引导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将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良好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总结出当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进而进一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引进来”是否促进了“走出去”?——外商投资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在中国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齐头并进以及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背景下,本文构建了一个2004—2013年的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集,研究"引进来"对中国内资企业"走出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引进来"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外商投资的水平溢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效应均会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外商投资对内资企业对外投资的外溢效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以及考虑了内生性情况下都是成立的。进一步地,外资溢出对企业向中、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影响较强;对于商贸服务型、研究开发型、垂直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本文发现外商投资在直接促进内资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还通过提升内资企业生产率水平,间接推动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本文的结论对促进中国双向投资升级以及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较重要的政策含义。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提升战略

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技术是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关键因素,全球跨国公司都在不断加强研发和技术创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阶段的重要缺陷是缺乏核心技术优势.在我国日益增长的国家竞争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推动下,充分利用"走出去"进行技术提升,应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之一.     

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理论上,东道国政治风险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本地具有负面效应,但实证研究的结果是模棱两可的。2000年后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与此同时,政治风险事件的发生也呈明显上升之势。本文对中国企业2003-2006年在73个国家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总体而言,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此情况下,近年来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一些高政治风险国家的迅速增长可能是由于中国企业独特的国际竞争力优势、部分企业的盲目投资,以及东道国战略性自然资源相对丰裕度对本国政治风险的"屏蔽"效应。本文的结论对于提高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的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积极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引导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将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良好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总结出当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进而进一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低碳时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思路转变的必要性分析

2003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拐点,此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快速发展。同样在2003年,英国政府首次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世界经济开始步入低碳时代。两者的重合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重大机遇。国内发展低碳经济的需求、减轻国内排放压力、占领国际投资新领域、适应各国经济政策变动和改变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等五个因素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思路转向低碳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