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

财税政策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两个维度,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财税政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的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阶段的激励效应。财政与税收政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激励效应程度存在着差异;在创新投入阶段,财政补贴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在产出阶段,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财政补贴中的研发补贴、利息补贴以及税收优惠中的直接优惠、间接优惠的激励效应也分别存在着差异。另外分别从加大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力度、完善财税政策配合及实施有差异化的财税激励政策方面提出了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水平的对策建议。     

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创业板331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财政激励政策对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对两种主要政策工具即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的激励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有显著激励作用,而税收优惠不仅不能增加企业创新绩效,有时还会对其产生消极影响。     

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创业板331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财政激励政策对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对两种主要政策工具即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的激励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有显著激励作用,而税收优惠不仅不能增加企业创新绩效,有时还会对其产生消极影响。     

山东省运用财税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我国产业升级和结构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结合实际调研揭示了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并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山东运用财税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一是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规范的财政长效投入增长机制;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要加强绩效管理,提高财政支出效果;要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撬动社会投资。二是充分发挥税收政策作用。要建立健全战略性新兴产业税收体系;利用税收杠杆,引导和扶持新兴产业发展;直接优惠为主转向间接优惠为主,实现多种税收优惠组合。三是发挥政府采购政策作用。要提高政府采购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并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改进政府采购评审方法;建立完善激励创新的政府首购和订购制度。四是配套用好产业、土地、金融、科技、人才政策,与财税政策形成合力。     

R & D税收激励有效性与影响因素

基于生产函数理论抽象出盈利能力和研发程度是R&D税收激励效应的两个关键因素,进而采用2012-2015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调查数据,分别检验了15%税率式优惠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5%税率式优惠与加计扣除政策均能激励企业创新,而加计扣除激励效果显著优于15%税率式优惠;15%税率式优惠政策效应受企业盈利能力影响较大,而加计扣除政策受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较大;15%税率式优惠政策对高新制造业、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创新激励效果不显著,而加计扣除对高新制造业和文化产业研发密集型行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15%税率式激励对成熟度较高企业创新具有较好的激励效应,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成熟度较低企业创新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R&D税收激励有效性与影响因素——基于15%税率式优惠和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实证比较分析

基于生产函数理论抽象出盈利能力和研发程度是RD税收激励效应的两个关键因素,进而采用2012-2015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调查数据,分别检验了15%税率式优惠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5%税率式优惠与加计扣除政策均能激励企业创新,而加计扣除激励效果显著优于15%税率式优惠;15%税率式优惠政策效应受企业盈利能力影响较大,而加计扣除政策受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较大;15%税率式优惠政策对高新制造业、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创新激励效果不显著,而加计扣除对高新制造业和文化产业研发密集型行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15%税率式激励对成熟度较高企业创新具有较好的激励效应,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成熟度较低企业创新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财税政策对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2012—2016年度沪深两市上市的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重新选取指标和模型以分析财税政策对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在指标选取方面,文章将所得税税负、流转税税负和政府补助强度作为解释变量,用研发投入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企业规模、毛利率、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研究税收优惠和财政补助对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和财政补助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的研发投入。相对于流转税,所得税对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更加显著。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结合实证研究分析结果,建议从继续加大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完善流转税优惠政策、优化政府补贴方式等方面优化激励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财税政策。     

弱势下的扩张:中国财政状况和政策取向分析

目前以预算内财政收入计算的财政规模很低,但这一指标并没有全面反映我国财政的规模,真实的财政规模其实相当大。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概括1998年以来的宏观调控有失公允,为确保经济增长,中央政府实际上调动了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所有政策资源刺激经济。目前,我国债务规模在可控范围之内,真正决定积极财政政策取向的是财政项目的效益等因素,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已经转向谨慎。正在实行的财政政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推进公共财政体系建设,这是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设定的;二是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增加税收,这反映了财政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提高财政两个比重),竭力完成宏观调控目标的努力。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政策,统一在当前的财政政策中,恰当地反映了转型期财政必须应对的多重目标。     

论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创新方法

财政税收政策是我国重要的经济管理政策,财政税收管理水平的提升对我国的财政政策的完善和税收增长有着重要意义。我国的财政税收制度日趋完善,但仍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其中,对于管理体制的创新是其中的重要环节。本文旨在探究我国财政税收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创新管理方法。     

财税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

本文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考察了财政激励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而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激励政策比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增长。财税政策的激励作用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提高和内部结构的优化都具有积极影响,并且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更为显著。政府在财税政策制定时,应注重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并考虑政策的短期适应性和长期战略性,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科学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化进程。     

财政科技支出、企业生命周期与技术创新

基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利用2007—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针对“财政科技支出—企业技术创新”范式进行分析并基于生命周期视角加以检验。结果发现，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正向驱动并展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创新动力，即财政科技支出对于实质性技术创新活动的驱动更强，对于非实质性技术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在界分企业生命周期后发现，在企业成长期及成熟期，财政科技支出在驱动技术创新方面卓有成效，但在衰退期创新增益并不显著。此外，政府激励结构是影响财政科技支出效力释放的重要条件。地方政府在“为增长而竞争”导向下，财政科技支出的创新驱动效果被限制；在“为创新而竞争”导向下，财政科技支出能够充分发挥其结构性创新驱动作用。研究结论可为合理规划财政科技支出、完善政府激励体制构架提供实证依据。     

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英美等国的主要经验及其启示

创新体系理论对税收激励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创新的税收激励,特别是R&D税收抵扣政策,在发达国家有效地保留和吸引了R&D投资。那些在税收激励上最慷慨的国家均是吸引外来R&D投资最多的国家。R&D抵扣直接利益是刺激R&D投入。美国R&D税收抵扣有3种方案,即传统抵扣、选择性增量研究抵扣(AIRC)和选择性简化抵扣(ASC);英国主要是增强型扣除。政策设计时要参考多种因素。我国施行R&D税收抵扣政策,要研究制定统一的、供税收目的的R&D支出标准,出台具体的实施办法,并注意政策的可操作性、可预测性、一致性和稳定性。     

基于政府管理的技术创新扩散激励机制研究

政府与技术创新扩散企业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表现出若干激励冲突。政府通过政策组合和优化市场环境管理手段可以有效地抑制或弱化这些冲突的发生。在分析政府与技术创新扩散主体之间的激励冲突的基础上，对政府管理的政策激励机制和市场激励机制进行了研究，从政策激励和市场激励两方面构建了基于政府管理的技术创新扩散激励机制。     

研发激励型产业政策具有两面性吗——来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经验证据

“产业政策之争”发展至今,研究“如何更好地推行产业政策”比继续争论“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更具有现实意义。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以2008-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发现,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会带来积极效应,表现为政策能够促进企业长期价值提升;另一方面也存在消极效应,表现为政策会引发研发操纵等机会主义行为,同时,消极效应会对积极效应产生替代作用。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可以抑制政策的消极效应,并放大政策的积极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消极效应的产生源于企业借助政策开展研发操纵,提升短期财务绩效和短期市场绩效。     

企业研发投资财税激励检验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企业投资行为的理论框架,运用企业R&D投资行为模型分析财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行为的影响机理,同时对我国2000—2009年财政税收激励政策以及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情况进行实证检验,目的在于对我国激励企业研发活动财税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理论与实证的对比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明显的激励效应,此项政策需要继续加强,而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政策在规模和方式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来自民营科技型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的诠释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府补贴是提升企业创新强度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主要形式有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选取2013-2017年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特征对两种政府补贴工具效应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生命周期模型，考察政府补贴在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最佳投入阶段。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研发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税收优惠能显著提升创新强度；企业规模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强度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弱。通过采用纳入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成长期和成熟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对初创期和衰退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家族企业创新——融资约束及政府补助视角

家族企业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族企业若想实现长期发展，必然依靠创新。然而，我国家族企业普遍面临创新投入不足、创新产出效率低下等问题。基于2010—2018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数据，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家族企业创新是否存在激励作用。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对家族企业创新研发活动投入与产出产生正向激励作用，促进家族企业创新。从融资约束与政府补助视角，分析两者在上述正向激励作用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对于融资约束小以及受到政府补助的家族企业而言，其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正向激励作用更显著，有助于其开展创新研发活动。结论不仅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家族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还揭示了融资约束以及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可为政府制定相应补助政策，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企业异质性与加计扣除政策研发激励：来自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

基于2012-2015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数据，筛选仅享受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高新技术企业微观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研发加计扣除对研发投入的异质性激励效应。结果表明：加计扣除政策能够刺激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从地区看，加计扣除政策激励效应具有地域差异；从经济属性看，加计扣除政策对外资、民营企业研发激励效应较强；从行业看，加计扣除政策对科学技术行业激励效应最大。     

研发模式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将企业研发模式分为自主研发、合作研发和双重研发三种，使用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探究不同研发模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及其在异质性企业中的差异情况。全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双重研发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最好，合作研发的激励效果次之，自主研发的激励效果最弱。企业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自主研发对高成长性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最显著，合作研发对低成长性企业和小微企业的激励效果最显著；对于无融资约束的企业，双重研发模式是提升创新绩效的最佳选择，但是对有融资约束的企业，其提升效果最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