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基于情感关系及个体自我认知视角,研究威权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探讨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中介作用及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反向调节作用。通过对多省市企业员工及其直接领导进行配对问卷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威权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在两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威权领导行为不利于形成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继而影响员工创新行为;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在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和员工创新行为间起反向调节作用,即创新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领导-成员交换关系质量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越弱。     

组织创新氛围、网络嵌入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员工创新行为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并受到员工所拥有资源的影响。新时代背景下，员工借助组织嵌入网络获取的异质性资源成为促进创新行为的关键要素。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构建组织创新氛围、网络嵌入和员工创新行为关系模型并进行实证调查研究，结果发现：组织创新氛围各维度中，资源供应、团队协作显著促进员工创新行为，而领导效能影响不显著；组织创新氛围与员工关系嵌入显著正相关，资源供应、团队协作与结构嵌入显著正相关，但领导效能对结构嵌入影响不显著；网络嵌入在资源供应、团队协作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但在领导效能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中不起中介作用。最后，提出建立高绩效工作系统、优化和完善激励机制、强化内部创新文化氛围建设、提升企业和员工网络嵌入水平等管理建议。     

创意越轨行为对创造力的影响:领导反馈调节与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如何正确处理员工未被实施的创意,达到既能激发其创造力,又能使组织资源发挥其最大效能的目的,是领导者关注的重要议题。整合自我决定理论、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理论,探究研发团队成员创意越轨行为对其创造力的作用,以及领导反馈行为与个体创新自我效能感交互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创意越轨行为对个体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创意越轨行为与创造力之间起正向调节效应。领导反馈的3种行为在创意越轨行为与创造力之间的跨层次调节效应有所差异,创新自我效能部分中介领导反馈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为个人及领导在创意失败后采取何种应对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为营造创意产生的支持氛围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     

研发团队成员主观规范对个人创新行为的影响

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企业研发团队成员主观规范对个人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并运用跨层次分析法探讨了团队凝聚力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团队成员主观规范对个人创新行为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并且团队凝聚力越强,成员主观规范对个人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就越突出。     

差错管理氛围对员工越轨创新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当前有关组织因素对越轨创新影响的研究较为薄弱，且既有研究更多基于组织创新氛围展开，而鲜少关注差错管理氛围的影响。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目的性工作行为理论，以创新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学习目标取向为调节变量，构建差错管理氛围影响员工越轨创新的有调节中介模型。264名员工的两时点调研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差错管理氛围正向影响员工越轨创新；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学习目标取向不仅正向调节差错管理氛围与创新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还正向调节差错管理氛围对员工越轨创新的作用路径。以上研究结果开启了差错管理氛围与员工越轨创新关系的“黑箱”，丰富了越轨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同时还拓展了目的性工作行为理论的应用范围。     

差序氛围感知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差序氛围，深刻影响着个体心理与行为机制。基于认知—情感加工系统框架，从社会信息加工和社会交换理论视角出发，构建差序氛围感知影响创新行为的双重中介模型，包括以创新自我效能感为代表的认知路径和以情感承诺为代表的情感路径，探究特质性调节定向在认知和情感路径间的调节作用。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273份员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差序氛围感知对创新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创新自我效能感和情感承诺在差序氛围感知与创新行为间起双重中介作用；特质性调节定向增强了差序氛围感知和创新自我效能感、情感承诺的关系。     

差序氛围感知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差序氛围，深刻影响着个体心理与行为机制。基于认知—情感加工系统框架，从社会信息加工和社会交换理论视角出发，构建差序氛围感知影响创新行为的双重中介模型，包括以创新自我效能感为代表的认知路径和以情感承诺为代表的情感路径，探究特质性调节定向在认知和情感路径间的调节作用。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273份员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差序氛围感知对创新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创新自我效能感和情感承诺在差序氛围感知与创新行为间起双重中介作用；特质性调节定向增强了差序氛围感知和创新自我效能感、情感承诺的关系。     

研发团队成员主观规范对个人创新行为的影响——基于团队凝聚力调节效应的跨层次分析

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企业研发团队成员主观规范对个人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并运用跨层次分析法探讨了团队凝聚力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团队成员主观规范对个人创新行为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并且团队凝聚力越强,成员主观规范对个人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就越突出.     

团队异质性对团队成员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通过构建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团队异质性对团队成员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考察了团队层面的创新氛围的跨层次中介效应以及领导观点采择能力对此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在领导观点采择能力较高的R&D团队中,专业差异、团队任期差异通过创新氛围的中介作用对成员创新绩效产生较强的正向影响,年龄差异的负向影响较强,团队异质性的影响非常有限;团队异质性对成员主观绩效的影响大于对客观绩效的影响。     

在线社群氛围对社群成员创新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

在线社群是企业创新活动的外部平台,探寻在线社群成员的创新动机是激发成员创新的关键。自我决定理论揭示了动机整合对行为的影响机理,指出外部环境对行为动机具有重要影响。鉴于此,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索了在线社群氛围对成员参与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发现在线社群支持氛围能够通过激发成员创新动机,进而促进其创新行为;成员因果定向水平显著调节在线社群氛围对成员创新动机的激发作用。     

沟通技术平台支持的高校科研团队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研究〖HJ*2〗〖HJ〗

群体环境下沟通技术平台正向着低成本、高有效性和多对多的轻OA工具的方向发展，有效促进了团队成员创新。引入高校科研团队“领导支持”这一团队层构念，以46个全国高校科研团队、261名成员为样本，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及创新行为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与多层线性模型（HLM），验证高校科研团队领导支持在团队采纳沟通技术平台采纳意愿和成员创新行为之间的作用。结果发现，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与使用意愿显著正相关；使用意愿与成员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团队领导支持与高校科研团队成员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而且在使用意愿与成员创新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最后，提出相应的实践指导建议。     

R&D团队中领导行为、创新氛围与知识创新的关系:案例研究

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全球最著名的研发机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为例,分析了R&D团队中的领导行为与知识创新的关系以及团队创新氛围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根据SECI模型,探索了团队层面的R&D团队知识创新的结构维度,得到R&D团队领导行为、团队创新氛围与知识创新间关系的修正模型。案例研究结果表明:R&D团队中的领导行为对团队知识创新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创新氛围实现的;社会情境在团队创新氛围与知识创新之间起调节作用。     

大学创新团队成员心理契约与知识共享

大学创新团队进行科技创新的重要前提是实现知识共享,但是较少有实证研究探索心理契约在知识共享中的作用。通过对30所高校514名大学创新团队成员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共享意愿是知识共享的前提,心理契约中的团队责任和成员责任对知识共享意愿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同时团队责任还可以通过影响成员责任间接影响知识共享意愿。研究结论对于在大学创新团队管理实践中如何促进知识共享的发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支持性组织氛围对科技人员主动创新行为影响研究:自我决定感与分配公平的作用

支持性组织氛围感知有助于激发员工创新思维,增强创新主动性。本文旨在研究支持性组织氛围感知对员工主动创新行为的影响,并以自我决定理论和公平理论为基础,研究自我决定感和分配公平在以上关系中起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研究以科技型企业378名科技人员为研究对象,对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①支持性组织氛围感知对员工主动创新行为具有显著影响;②支持性组织氛围感知对自我决定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③自我决定感在支持性组织氛围感知与主动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④分配公平在自我决定感与主动创新行为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基于心理过程的企业创新团队运作机制研究

从创新产生的心理过程出发,以武汉市50个科技创新团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组织激励、创新动机、团队创新氛围3种因素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方式。实证结果发现,组织激励、创新动机、团队创新氛围对团队创新绩效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通过依次检验,证实了创新动机在组织激励和团队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根据所得结论,从激励体系、成员甄选、文化营造等方面,对创新团队的建设提出了一些管理建议。     

玩兴氛围、创造性过程投入对突破性创新行为的跨层次影响

创新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玩兴有利于激发员工创新行为。立足于中国本土化情境，以心流理论为基础，基于44名团队主管及237名下属配对数据，探讨个体玩兴对员工突破性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检验创造性过程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玩兴氛围的跨层次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个人玩兴对员工突破性创新行为有显著直接影响；创造性过程投入在个人玩兴与突破性创新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玩兴氛围正向调节个人玩兴与创造性过程投入之间的关系，个人玩兴通过创造性过程投入对员工突破性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被玩兴氛围所调节。该研究结论对工作场所中的玩兴管理以及激发员工突破性创新行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城市创新文化建设的国际比较分析

以东京、巴塞罗那和曼彻斯特三个典型的创新型城市为对象,从环境条件(可视层)、制度行为(制度层)和价值理念(精神层)三个层面对其城市创新文化建设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对我国创新型城市创新文化建设的启示: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倡导创新观念、营造创新氛围;规划文化发展,整合创新资源,培养、引进各类优秀人才;完善创新机制,激发创新活力。     

Effects of Team Structure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Study

Teamwork is gain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a broader management research. In addition to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is study draws from an interesting experience-based theory advanced by Kelley and Littman （2005）, which examines teams from design thinking perspective, and tests its contributions and effects on tea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Kelley and Littman any team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team roles： The anthropologist, the experimenter, the cross-pollinator, the hurdler, the collaborator, the director, the experience architect, the set designer, the storyteller, and the caregiver. We develop theoretical logics to explain how team structure that includes these key team roles and competences lead to a bette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propose pertinent hypotheses. Experimental-empirical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were used in the study. The study conducted multiple experiments on three samples： a group of foreign entrepreneurship students, a group of technical students, and an additional group of randomly selected individuals, aged between 20 and 58, with diverse backgrounds. A special approach was implemented and a new instrument was developed to evaluate individuals in teams. Whi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am that possess the major competences proposed by Kelley and Littman are more innovative, preliminary results also show that not all team roles are equally important. Moreover, team roles should be allocated equally among members for better collaboration, member satisfaction, and quick response, and within one team, one prevailing personality is optimal in terms of innovativeness. We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our finding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managerial practice.